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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延安，是歌城、诗城与激情之城，许多优秀的抗战文艺作品是鲁艺人创作出来的。如著名的抗战歌曲《延安颂》是由鲁艺音乐系学员莫耶作词、鲁艺音乐系教员郑律成谱曲的；著名散文《我歌唱延安》是鲁艺文学系教员何其芳创作的；令人热血沸腾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是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谱曲的。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的整个文艺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说，抗战之初的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也繁荣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日常的文艺生活中，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存在着对工农兵生活不熟、不懂的问题，他们所最熟悉和喜爱的还是原来抗日救亡宣传时演出的文艺形式，自然与不断变化的抗战形势的实际需求产生了距离。 1940年7月，鲁艺新制订了趋于正规化与专门化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1941年6月，鲁艺的新教学章程宣布了“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培养适合抗战需要之艺术文学人才，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文学而奋斗”的宗旨，教学体制和组织机构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新的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偏向。 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周立波回忆说：“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而且这样的文化“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也不在少数……” 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严文井后来也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事实上，鲁艺前后两年左右的教育和实际的严重脱节，仅仅是延安文艺界一个问题。“延安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还有“暴露”与“歌颂”之争，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等等。一句话，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去，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三 延安1942年的5月，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史的重要节点。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仿佛一场及时雨，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确立了文艺的新秩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合力。 “枪杆子”与“笔杆子”是革命的两支军队。如何培养和训练一支高效的“笔杆子”队伍，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中国本土的民间文化寻求资源，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调整到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服务的方向中，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痛处与心坎上，他们以前空有热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们恍然大悟，明白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 鲁艺是“要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文艺教育机构，毛泽东自然非常重视鲁艺的引领作用。1942年4月，他专门约见多名鲁艺师生座谈延安文艺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还邀请40多位鲁艺师生参加，占到座谈会代表的半数以上。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于5月30日亲自到鲁艺讲话，号召鲁艺人要走出“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去。 毛泽东希望以鲁艺为典型，切实推动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真正实现。事实上，鲁艺人在延安的文艺整风中，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在思想上和艺术实践上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观点。他们决心脱下学生装，成为革命文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主动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真诚歌颂工农兵生活。 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延安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1943年的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了“新秧歌”，演出了“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形式上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秧歌队的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示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地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20多支有名的秧歌队。“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鲁艺秧歌队回到学校后，时任鲁艺副院长的周扬高兴地说：“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 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后，鲁艺组织“鲁艺文工团”深入到绥德、米脂一带基层采风，用心深入生活，《惯匪周子山》就是这个时期创作出的大型秧歌剧。鲁艺人“文艺下乡”时，老百姓编秧歌词欢迎他们：“鹅毛大雪乱纷纷，‘鲁艺家’秧歌到咱村，山高路滑难行走，十里路上迎亲人！” 鲁艺人创作出《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白毛女》是由鲁艺学员贺敬之主要编剧、由鲁艺人集体创作的一部民族新歌剧，突出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白毛女》是在七大期间向七大代表首演的，一经公演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白毛女》的演出成功，说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革命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是可以做到完美统一的。 鲁艺在其他方面也引领了延安文艺新风。如被徐悲鸿誉为“边区生活的歌手”的古元的“中国气派”新版画、孙犁的小说《荷花淀》、李季的“新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鲁艺的带动下，延安文艺界乃至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界，都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大量拥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作品。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形式多样：长篇小说有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新编历史剧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秦腔剧有《血泪仇》《穷人恨》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等；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新木刻版画等…… 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唤起了长期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的真正文化自信。而觉醒与觉悟着的中国人民，自觉地投身到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洪流中，直至迎来新中国的建立。如今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 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代“红色经典”。 事实上，“以笔为枪”的鲁艺，坚持为抗战培养文艺人才的办学方向，坚持教学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培养了一大批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艺人才，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标高的优秀文艺作品，在促进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时风的重要作用，给时代交了一份优秀答卷。 四 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央指示，鲁艺人踏上了前往东北解放区办学的征途。至此，延安鲁艺这所在土窑洞里诞生的现代文艺教育机构，完成了它担负的神圣使命。 鲁艺在延安办学期间，戏剧、美术、音乐、文学四个专业，前后六期（文学系只有五期），共培养学生千余名，教师和工作人员总计有二三百人之多，还给地方和部队培养艺术人才上千名。全国解放后，鲁艺师生大都在全国文艺界从事文艺领导、创作、教育、表演、出版编辑等工作，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