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众说纷纭、争鸣迭起的方法年1985、观念年1986，1987年的文坛稍显沉寂，除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提改革文学，以及对文体（尤其是小说文体）的讨论外，文坛较为重要的争鸣里，声势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广的是关于“向内转”的论争，其中又以《文艺报》的讨论最为集中。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发表周崇坡的文章《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对鲁枢元于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于《文艺报》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予以质疑，《文艺报》同时刊发编者按，认为“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和内涵是十分丰富、同时也是很复杂的，迫切需要理论批评工作者从理论上进行充分的研讨、总结和阐释，因此出现歧义是十分正常的”，所以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文艺报》特发表周崇坡的文章，“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1）至1987年12月26日，《文艺报》共刊发14篇争鸣文章与1篇来稿综述，综述后有编者总结，表明在《文艺报》的“向内转”讨论暂告结束。但在其他报刊，如《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争鸣》《外国文学评论》《南方文坛》《作家》等，“向内转”讨论仍在继续。自1986年鲁枢元首议“向内转”，至1990年《人民日报》发文批评主体论、“向内转”与文艺心理学研究，（2）以及1991年《文艺报》在第3版发表曾镇南的《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向内转”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五年的时间。1997年鲁枢元发表《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1999年又于《南方文坛》“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发表《向内转》一文，对“向内转”与“向内转”论争作出总结性梳理回顾。新世纪以来，有关于“向内转”与“纯文学”的反思又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向内转”作为一个文学术语，常见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文学史与学术史叙述中。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不同文本中，“向内转”术语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笼统而言，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沉淀，新世纪以来，当代理论批评界所使用的“向内转”术语主要有两层/两种内涵：（1）转向主体/心理。指文学创作转向表现内心世界；理论批评转向文学主体研究，尤其是包括创作心理研究在内的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等。（2）转向本体/形式。指文学创作中文学本体意识的觉醒，包括形式自觉与文体自觉等；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本体研究、文学“内部研究”，也包括文学批评与文艺美学的学科独立与自主建设等。新世纪以来，在关于文学“向外转”的讨论中，“向内转”的主体（心理）/本体（形式）双重内涵得到了明确地提炼与反思：李建军认为来源于“新批评”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向内转”口号，对当代文学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是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过分关注，导致“个人化写作”、“反文化写作”等“消极写作”泛滥；二是过于注重技巧、形式等“内部研究”，导致文学脱离社会、生活以及作家责任感、使命感的瓦解。（3）可见，李建军的“向内转”有着明确的心理/形式双重内涵。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文学既要‘向外转’，更需要深化‘向内转’”的讨论中，毕飞宇认为重提“向外转”，对于建立内心与外部世界更深厚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而谢有顺则认为“向内转”和“向外转”，也就是“怎么写”和“写什么”，过去注重“怎么写”，如今当重提“写什么”。（4）可见，毕飞宇的“向内转”立足于心理（主体）维度，而谢有顺的“怎么写”则是形式/本体维度。而在金理的论述中，“向内转”的双重维度更为明显：“向内转”“关注语言和形式自身的意义，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5）从政治化文学转到人性的文学，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可见，“向内转”作为一个描述与总结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术语，本身具备心理与形式层面上的双重内涵，即“转向语言、形式和内心世界”。（6）
    综合以上，转向内心心理与语言形式是“向内转”（尤其是指涉创作实践时）最重要的两层内涵，也是沉淀下来的“向内转”术语较为固定的语义。但事实上，鲁枢元首议“向内转”时，该术语本没有转向文学形式这层内涵，“向内转”术语的双重内涵是在新时期文学与新时期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中逐渐形成的，而“向内转”术语的内涵演变，暗示出当代文坛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尤其是形式本体论之间的复杂关联，也透露出新时期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特点。
    一、“向内转”术语的理论来源及其借用策略
    鲁枢元在《文学心理观》《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以及《向内转》中，曾明确言及“向内转”术语的理论来源：里恩•艾德尔在描述西方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的“向内转”使“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7）鲁枢元所引的这段话，出自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该文的中译本（韩敏中译）最早见于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1982，北京大学出版社），后又收入北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8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文学与心理学》中，艾德尔的“向内转”并没有明确的术语内涵界定，但他有这样的表述：“与本世纪早期弗洛伊德对人的深层意识的探究相平行的，是完全在文学的领域内由所谓‘意识流’或者‘内心独白’作家们进行的类似探索”，小说家们试图“从内部”来讲述故事，这种“内视”小说或主观意识小说代表了小说叙事技巧的“异乎寻常的革命”，（8）“文学上的‘向内转’运动在其最初的阶段中并没有怎么得益于精神分析学。与其说它是弗洛伊德学说发展和影响的产物，不如说两者是并驾齐驱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精神分析学则开始直接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9）可见，艾德尔的“内”主要指主观心理世界，且与精神分析学所着力探索的深层心理世界密切相关，而与传统文学中的心理书写或内心表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艾德尔的“向内转”主要指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学转向探索与表现内在心理世界的整体趋向，开始时与精神分析领域的深层心理探索相平行，后来受到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而且，这不仅限于创作实践方面，也包括心理学对文学批评、传记写作、作者/读者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影响。
    鲁枢元“向内转”的正式提出，是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于《文艺报》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该文中，鲁枢元认为西方文艺从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发生了“向内转”的总体趋向，20世纪文艺因此呈现出了强烈的“主观性”与“内向性”，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也发生了明显的“向内转”：以“三无小说”为代表的不同于传统的创作实践，试图从内部感知来看外部世界，以期凭此建构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由外在宣扬转向内向思考，将诗歌重心转向表现内部情绪，由“客体真实”向“主体真实”位移；而军事题材和现实主义作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向内转”，开始着力于描写“内心冲突”与“感情世界”。与艾德尔相似，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鲁枢元的“向内转”也没有明确的术语概念定义，至90年代末，鲁枢元在《文学的内向性》和《向内转》中对“向内转”作出了更为明晰具体的界定：“‘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10）
    从艾德尔到鲁枢元，“向内转”术语的借用看似偶然，实则是鲁枢元长期思考中国文艺学与文学创作规律的必然选择。鲁枢元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鲁枢元的研究起步于创作心理研究，是80年代文艺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早在写于1981年的《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中，鲁枢元在论及王国维时就已经谈到了“内”与“外”的艺术辩证法：“‘入乎其内’，就是指文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对‘宇宙人生’的体验”，“‘出乎其外’，即对‘宇宙人生’现象的观察与认识”，而完美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有机结合”。（11）在1982年的《艺术创造中的变形》中，鲁枢元在论及“统觉”时，又引入了格式塔派心理学家勒文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后来在《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中，鲁枢元又将冯特的“物理事实”与“心理事实”予以生发，将人类生活区分为“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而文学艺术的世界正是“心理的世界”，文学艺术的反映是“主观的反映”、“个性化反映”，文艺反映的生活是“一种心灵化了的社会生活”。（12）可见，关于内与外、心理与物理的思考是鲁枢元一直关注的创作研究问题。
    1984年12月11日，杭州会议前夕，上海市作协召开小型见面会，茹志鹃、李子云主持，会上鲁枢元“与李陀谈及文学的向内转现象，李陀颇以为然”。（13）12月13日杭州会议，鲁枢元“继之讲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建功、万隆、李陀皆曰不够劲儿”，（14）鲁枢元的会议发言被周介人总结为：“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15）这是鲁枢元第一次明确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1985年9月，鲁枢元在北戴河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作题为“文学心理观”的讲学，此时，《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的主要观点已经成型，讲稿中鲁枢元将社会主义文艺的“向内转”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并以小说、诗歌、寻根文学等为例予以阐发，认为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寻根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轨迹”，（16）而且，除了文学创作，在文学欣赏、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诸方面，也都出现了某些“向内转”迹象。1986年4月，鲁枢元在“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做题为“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该发言稿就是《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未删节原版，在该文中，“向内转”指“文学艺术由表现外部世界、外部社会生活的真实，转而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内部心理的真实”。（17）1989年，《文艺心理阐释》出版，在该书中鲁枢元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向内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以及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向内转”都作出了更加详实的论述，该书明确谈到“向内转”并不是某种表现方法的转换，而是文学总体性的运转，其中包括：“文学题材的内化，即心与物的融合”；“文学主题的内化，即情与思的渗透”；“文学结构形态的内化，即心理时空观念的确立”；“传达媒介的内化，即内部言语的直接外观”；“叙述方法的内化，如：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主观镜头的切入”等。（18）
    综上可见，从艾德尔到鲁枢元，“向内转”都是指主观心理层面上的内转，与语言/形式本体论并无直接关联。而且，相较于艾德尔的“向内转”，鲁枢元的文学“向内转”所覆盖的“内心表现”要宽泛许多，包括却不限于与精神分析密切相关的深层心理探索，这也是“向内转”术语在理论界饱受诟病的地方，概念过于泛化与模糊。而二者最重要的区别，也即鲁枢元“向内转”术语最重要的借用策略，则是鲁枢元对文学本体论维度的引入。鲁枢元认为文学“向内转”是“回到文学艺术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19）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20）在《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中，鲁枢元在论述了文学“向内转”的整体动势后，不但重点论述了文学创造的主体性，还明确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质，即文学是“悬浮于高空中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心灵性”。（21）
    “回到文学自身”、文学“回复到自身”或回到“文艺自身的特征”等是新时期文论与批评中经常出现的表述，其逻辑前提是文学本体、文学本质或纯文学概念的存在，而新时期文学“回复到自身”也必然催促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的崛起与成熟。《文学评论》自1985年第4期至1986年第6期开设“我的文学观”一栏，逐期刊发文学观念探求者们的各类文章，在一年半时间里，共刊发20篇文章，其中有多篇文章论及文学本性或文学本体，而专栏开设后的首篇即鲁枢元的《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在《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22）《大地和云霓》（23）等论文及论著《文艺心理阐释》中，鲁枢元曾多次论及他的文学本体论，总体而言，其建立于文艺心理学之上的文学本体论，将文学看作是“人的心灵创造性的自由表现”，（24）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形式。因此鲁枢元的文学本体论不同于形式本体论（作品、结构、语言或符号本体论），而是一种心理/精神本体论，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向内转”，在内转向主体心理的同时，也内转向了文学本体。
    综上可见，鲁枢元的“向内转”是一种混合了文艺心理学、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的模糊性表述，其“向内转”本身包含了文学主体与文学本体的双重维度，而且由于鲁枢元的文学本体是一种心灵本体、精神本体，因此在他这里，内转向文学主体与内转向文学本体是二合一的，不存在逻辑上的分歧。
    二、“向内转”论争与“向内转”的内涵演变
    在鲁枢元这里，“向内转”的转向文学主体与转向文学本体双重内涵都建立在同一心理/心灵基础之上，与语言、形式，尤其是文学形式本体论并无直接关联，这并非鲁枢元的疏忽，而是由于鲁枢元对形式文论，尤其是结构主义文论一直抱有警惕。在鲁枢元看来，“文学是人学”至少包含三层内容：“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写给人看的，文学是人写的”，但长期以来，社会学批评将重心放在文学反映与文学功用方面，而结构主义批评与接受主义批评，又将目光锁定于文本与读者，“大都无意有意地贬抑了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本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25）在《诗与人俱在》《与苏金伞的通信》中，鲁枢元曾明确质疑克莱夫•贝尔的形式文论：艺术“与其说是‘有意味的形式’，不如说是‘有形式的意味’”，“诗的本质并不是‘语词的组合与排列’”，而是“‘情致’和‘意蕴’”，（26）“艺术既是一种体验、一种交流、一种过程，就总不能最终落脚到形式上。”（27）在《“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中，鲁枢元又将神韵与形质对立、与语言对立，在他看来，西方格式塔学说追求的是“弃鱼留筌”、“弃兔留蹄”的纯形式结构，而鲁枢元所认可的中国“神韵说”、“境界说”所追求的则是气韵与灵性，即“一种充分蕴含着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个体性的心理体验和精神状态”，（28）是“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由《文学语言特性的心理学分析》（29）与《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30）二文来看，鲁枢元所关注的是从言语主体的心理活动层面，对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因此，在鲁枢元这里，文学语言的奥秘远不在作品的篇章词句之间，而是在作家运用语言的心理活动过程中。直到1990年《超越语言》出版时，鲁枢元仍然坚持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来探求文学言语的本质特征，其论述矛头指向的是只重视语言“科学性”的结构主义批评与不重视语言“本体性”的社会学批评对文学主体心灵的忽视和对言语个体个性风格的排斥。因此，鲁枢元的“向内转”即心理意义上的内转向文学主体与文学本体，不但是对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反映论的对抗与突破，也是对语言/形式文论，尤其是85方法热后文艺科学主义思潮的有意识矫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的“向内转”论争中，文学语言/形式/结构元素开始介入“向内转”，成为文学“向内转”的隐性维度。
    总体来说80年代的“向内转”论争并不深入，这在“向内转”论争当事人与同时期的学者那里都有此共识：“‘向内转’讨论层次不高，作者多为边远省份，多以能发表文章为目的”，（31）且众说纷纭的论争背后思维方式只有一个，即“所谓正、反、合的辩证思维”。（32）如今回顾这场论争，纠结于各家之言无甚意义，但若跳脱出“向内转”论争各方的具体观点，会发现这些关于“向内转”的讨论总是含混地涉及文学主体与文学本体双重维度。如周崇坡虽表明要警惕“向内转”，但也肯定“向内转”对主体性的强调有利于使“文学恢复到人学的本义”；（33）童庆炳则认为文学“向内转”与作家重新重视了文学的固有功能有关，而新时期文学向文学自身固有功能的回归，就是回归到“提高、丰富和诗化人的心灵的轨道上，回归到建设‘完整的人’、‘丰富的人’这个位置上来”；（34）张炯指出新时期文学“还文学以审美的本性和作为多层结构系统的多重功能”，包括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35）再如，周可也明确指出“‘向内转’即文学回到作为主体的人本身，回到文学本体”，不仅是局部地由客观物界转向主观心界，而是“全方位地兆示了新时期文学从整体上回到文学本体的大趋势”。（36）可见，在“向内转”论争中，文学“向内转”总是包含着转向主体与转向本体的双重内涵。而且，由于“文学是人学”是新时期文坛共享的主流文学观，因此与鲁枢元的“向内转”一样，80年代的文学主体论话语也总是暗含着文学本体论话语，文学本体往往是文学主体论的自带维度。所以严昭柱在总结与回顾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时，将文学主体论作为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的“首要的构成成分”，（37）且认为正是主体论为文学本体论在新时期文坛的兴起“打开了局面”。（38）综上可见，“向内转”的双重内涵即转向主体（心理）与转向文学本体（人学本体）在80年代“向内转”论争中具有普遍性。
    但同时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语言/形式/结构本体论在80年代“向内转”论争中已经引人注目地介入进来。如伍林伟在《“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中，从语言角度质疑了“向内转”的现代意义，因为在伍林伟看来，现代意识不在主体主观，而在语言，即最根本的是“掌握新的语言结构能力”，因此若要引入“向内转”术语，则应将其界定为“对文学向自身结构追求的描述”，（39）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语言；江岳也指出，正是在文学“向内转”中，“形式创新被放置到突出的地位”；（40）再如，吴秉杰认为，“向内转”是一种发展了的审美形态，这首先表现在创作中主观色彩的加强，其次是表现对象与表现重点的转变导致了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形成，且正是审美重心的转换导致了原结构方式的解体与新结构方式的产生。（41）语言/形式/结构异质的介入，令“向内转”术语的双重内涵开始超出鲁枢元“向内转”的术语本义，但总体来看，在80年代的“向内转”论争中，文学“向内转”的主体性内涵即转向主观心理是第一维度（核心部分），转向文学本体是第二维度（附属部分），同时在转向文学本体这一层面内部，又发生了人学本体论与语言/形式本体论的分歧，而人学本体论显然比形式本体论更为主流。
    后来，当当代文坛对新时期文学与80年代理论批评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候，“向内转”的本体论维度，尤其是语言/形式本体内涵得到了更为明确地突出与强调，甚至成为可以与文学主体维度相并列的内容，具备了独立自足的价值意义。如陶东风在将“向内转”作为80年代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之一论述时，以刘再复的观点为例，指出文学研究的“向内转”，首先是指转向文学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自身，其次是从物质世界/“外宇宙”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42）而杜书瀛则将理论批评中的“向内转”精要为五个方面：一是重提“文学是人学”，且关注重点由外在现实转向内在精神世界；二是提倡“文学主体性”，主体论文艺学研究向“内宇宙”延伸；三是文艺心理学成为一门显学；四是文艺美学学科创建，研究得以深入探索文学自身规律；五是文艺学研究的关注点由重外部研究转向重文学内在特性与内部研究。（43）《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承继了杜书瀛的观点，认为在80年代，创作领域与理论批评界均发生过“向内转”，其中理论批评界的“向内转”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重要成果，而80年代的文艺本体论也受到“向内转”的推动，成为文论界的自觉，至80年代中期，文学整体“向内转”催生了理论批评界的范式革命，即摆脱文学“外部关系”，将目光转向了“文学性”之所在，即形式。（44）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沉淀，新世纪以来，当代理论批评界所使用的“向内转”主要指转向主体/心理与转向本体/形式，而且在新世纪的内/外转向讨论中，对“向内转”的批评，对“纯文学”的反思，对“二度内转”（45）的批判基本上也都围绕着主体/心理与文学形式双重维度来进行，即“向内转”的主要语义最终沉淀为转向心理与转向形式。
    三、文本与人本的纠葛：“向内转”的内涵
    演变原因
    从新时期文坛整体来看，“向内转”与“向内转”论争只是新时期理论批评界“内”、“外”之争中的一部分。从“向内转”的内涵流变本身来看，语言/形式/结构异质的介入似是“后起之秀”，但从新时期整体来看，理论界的“内”“外”之争首先是与形式文论密切相关的，而在形式文论催生下的“内”“外”之争讨论中，主体性话语显示出强有力的干预与改造能力。就是说，在“向内转”话语中发生形式本体论的渗透之前，新时期文坛已经发生了主体论对形式文论的渗透与改造。
    新时期文坛的“内”、“外”之争，与文学“内/外”理论直接相关。所谓“内/外”理论主要指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学术史等领域内所流行的，对文学进行“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划分的理论，该理论直接来源于形式主义与新批评，对“内”、“内部规律”与“内部研究”有着明确的突出与强调，即“内”与“外”的划分，意在突出“内”的独立价值与本体意义。20世纪20年代，什克洛夫斯基于《散文理论》前言中明确提出了“内部规律”，标明“本书全部都是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46）此后该书译介到捷克并在文坛引起论争，库尔特•康拉德先后撰写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与《再论内容形式的辫证法》（47）对该书序言予以批驳，这是捷克“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结构主义方法论在西方文艺学中的形成所做出的第一次反应”。（48）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当刘梦溪最早重提文学的“内部规律”时，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考。1979年至1985年，（49）刘梦溪共撰写“十二论”（50）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其中多次谈及文艺的“内部规律”。刘梦溪的“内部规律”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看法引起了文坛的激烈论争，李贵仁、汪裕雄、魏理、陆梅林、程代熙、董学文等人都参与了此次论争。（51）不过，不管是刘梦溪，还是论争中的其他学者，所论及的“内部规律”都不只是形式主义文论意义上的“内部规律”，刘梦溪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内部规律”的论述，但在刘梦溪这里，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明确肯定：文艺“是以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作为自己主要的描写、反映、表现、再现的对象”，文学世界“是一个浸透着作家主观创造精神的艺术世界”，“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明显带有自己的特点”，“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艺术形式的美学价值，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矛盾规律对文艺发展的作用，必须看到”。（52）
    1985年刘再复著名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于《读书》1985年第2、3期发表，《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分别摘录转载。该文中，刘再复在总结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四个趋向时，首要一条即“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53）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向内转”论已经不同于刘梦溪的“内部规律”论，有着明显的形式文论的影响痕迹，什克洛夫斯基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与韦勒克、沃伦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二分思维直接呈现于刘再复的行文逻辑中，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又可以清晰地看到，刘再复的内部规律、内部研究又明显不同于形式文论。刘再复在论述文艺美学的发展使文艺研究从外部向内部掘进时，主要谈及三个方面：首先是艺术审美特征研究，其次是新美学观念引进，最后是艺术形式美与艺术辩证法问题探究。刘再复在第一项重点谈了形象思维，尤其是艺术创造中情感的重要性，在第二项又重点谈了接受美学与接受主体性，而在谈形式时，除肯定形式本身的独立价值与形式探讨对文艺的意义外，刘再复重点谈了李泽厚“历史积淀”论对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补充与改造，而且刘再复也表明“最伟大的艺术多半还是以内容取胜”。（54）后来，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中，刘再复又认为“研究文学的规律，最重要的是研究人的感情和活动、主体的审美方式、表现方式等等”，（55）因为在刘再复看来，对文艺主体的全面研究，“有利于在更深的意义上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56）这种文艺研究“内转”的“向心方向”直接催生了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可见，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向内转”最终所到达的是文学主体论，而且《论文学的主体性》承继并延续了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对“内宇宙”与“第二自然”的关注，“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57）
    很明显，来自于形式文论的内部规律与内部研究在被刘再复“拿来”时发生了变异，刘再复的“内部规律”指文艺的自身规律，主要指文艺的审美特性，但这个自身规律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包括却不限于形式问题，其中主体“内宇宙”才是其关注的重点。与刘再复相类，鲁枢元的“内”与“外”也不是形式本体论意义上的，其主体维度上的内/外划分更为明显，鲁枢元的“外”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其“内”也属于形式文论所界定的“外部研究”。虽然形式文论的内外之分，尤其是“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讨论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文学回复到自身”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路径和入口”，（58）但正如甘阳对符号形式哲学《人论》在中国的畅销所作出的“阴差阳错”式解释，（59）新时期文论的内外之争，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形式文论的容纳度，并在人道主义话语与“新启蒙”主潮中被主体论话语所改造同化，打上了深深的主体/心理色彩。
    所以，从属于新时期“内”“外”之争的“向内转”话语，本身就与形式本体论渊源颇深，同时，“向内转”又从属于新时期“主体论”话语谱系，本身残留着主体论对形式文论的同化与改造痕迹，而语言/形式文论对“向内转”话语的再度入侵并取得独立价值地位，则与80年代中后期形式本体论的真正崛起与成熟有关，而形式本体论的崛起又与先锋文学以及新潮批评的蔚然成风密切相关。
    从根源上来说，先锋文学与“向内转”渊源颇深，曾频繁现身于先锋作家阅读史（60）中的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乔伊斯等“20世纪”的现代大师，构成了先锋小说所试图接纳与建构的“文学传统”与“知识谱系”，（61）而这部分20世纪现代作家也正是里恩•艾德尔与鲁枢元论证19-20世纪世界文学“向内转”动势时的主要依据。（62）“令人讨厌”的现代派们，不但在主体/心理层面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20世纪特征，在叙事/语言/结构等形式诸方面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20世纪文体革命。因此，从整个主体论谱系来看，相较于李泽厚与刘再复，（63）兼及深层心理与文体形式问题的“向内转”话语要更具备“二十世纪的情绪”。（64）由此来反观先锋文学，则先锋文学不但具备形式层面上的内转意义，也具备主体心理层面上的内转深度。
    笼统来看，自觉追求“‘语言’和‘形式’”（65）自由的先锋作家，从20世纪现代文学中获取了“虚伪的形式”，（66）并以形式革命对当时语言秩序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叛，来实现“先锋”与“纯文学”的政治意味与意识形态意义。先锋文学的这种“断裂性”，令80年代的文坛无法再用文坛习用的批评范式来进入或评价这些作家作品，“这样的先锋作品至少向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使之显得一筹莫展。文学的社会学批评、历史学批评、道德性批评、时政性批评……所有在文学语言、形式之外的批评都使人们包括批评家本身感到言不尽意”。（67）新时期文学的先锋实验令小说进入了“争议最为频繁的时期”，“小说的语言、叙述方式、形态、文体正日益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68）形式—文体批评开始在新时期文坛酝酿成型。而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对语言形式问题的探索和革新，也促使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文体以及整个语言形式问题的关注与研究。由于“向内转”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谱系的直接亲缘关系，先锋文学的形式内转与批评理论的语言转向也自然成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应有之义。
    最后，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尽管语言/形式作为“向内转”的重要维度，似乎可以与主体/心理维度分庭抗礼，但事实是中国语言/形式本体论并不能完全囿于形式的漩涡，新时期形式批评与形式文论与西方形式文论有诸多不同，其中尤为重要的区别便是中国形式理论批评的主体维度，即形式向内转背后的主体向内转深度。正如文学本体维度是文学主体论的隐性维度，主体也是新时期形式文论，尤其是形式批评的隐性维度与深层维度。中国的形式文论与形式批评无法“在括起真实客体的同时也括起了人类主体”，（69）而是更倾向于“探索语言形式就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主体的内心世界”，（70）“因为仅仅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外在定性”，有时“无法接触到其中艺术家独具个性的活的生命过程”。（71）苏宁在《论形式》中言明形式不仅具备独立意义，且形式后面“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丰富起来的内在心理结构”，故艺术形式当是“一个由历史—人的生命深深鼓动着的活的形式”。（72）李劼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虽将作品看作是“自我生成的自足体”，形式也“本身就意味着内容”，但李劼的论述并未忽视“文学家”的重要性，如李劼将文学创作定义为作家“语感的外化过程”，而作品的程序编配“在其本质上也是创作主体的感性激发过程”。（73）在吴俊的《试论形式即主客体审美关系的显现》、（74）钱中文的《试论文学形式的发生》、（75）徐恒醇的《审美形式与人的形式感的形成》（76）等专论形式的论文中，主体/人（人类）/心理都是作者立论的重要出发点。此外，南帆曾在80年代写下一系列论小说艺术模式的论文，（77）尽管艺术形式与小说模式是南帆的论述主题，但南帆仍然表现出了对于作家主体的密切关注，毕竟在南帆看来，技巧探索与形式追求根本上源于“作家对于世界的观照、体验、感受、想象和思索”，而形式技巧探索的终极意义“在于为主体跨向客体架设新的桥梁”。（78）直至80年代末，当刘再复对8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予以总结回顾时，对于“文体”这个主要是“概括文学形式的大概念”，他仍然坚持将“文本”与“人本”结合起来，将“文本”视为包含“人本”内容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即“包括着主体意味和思维风格意味的文学形式”。（79）而且，这不仅仅是刘再复的个人观点，童庆炳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对文体的界定是：“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80）这说明，直至90年代，童庆炳的文体学仍然带有80年代刘再复、鲁枢元等人“向内转”理论的主体/心理色彩。可见，中国的形式批评与形式文论，在将“有意味的形式”拿来与运用时，赋予了形式浓厚的“主体”意味，在新时期的形式研究背后，总是有“一个作者及作者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情感方式”，（81）呈现出“文本”与“人本”的互补特征，而在“文本”与“人本”的纠葛中，“人本”与“人本”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时代始终是中国学者立论的根本。
    注释：
    （1）编者按：《文艺报》1987年6月20日。
    （2）代表性的文章有：张玉能：《对文学中“向内转”的反思》，《人民日报》1990年1月3日。严昭柱：《评一种“文学主体论”的实质》，《人民日报》1990年8月9日；邢贲思：《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1990年8月10日，《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载。王元骧：《关于近几年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思考》，《人民日报》1990年9月6日等。
    （3）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
    （4）毕飞宇与谢有顺的观点，参见：《文学在当下的艺术可能性——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5）金理：《“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6）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第5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7）对里恩•艾德尔这段话的引用，详见鲁枢元：《文学心理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第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中外文艺理论概览》，第3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8）（9）〔美〕里恩•艾德尔：《文学与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581、58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0）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11）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第15页，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
    （12）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13）（14）鲁枢元：《梦里潮音》，第125、12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
    （15）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16）鲁枢元：《文学心理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第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7）鲁枢元：《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中外文艺理论概览》，第2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18）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第1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9）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20）鲁枢元：《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21）鲁枢元：《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中外文艺理论概览》，第38、3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22）《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23）《文艺争鸣》1988年第1期。
    （24）（25）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26）鲁枢元：《诗与人俱在——读〈诗刊〉1月号〈青春诗论〉随感》，《诗刊》1986年第2期。
    （27）鲁枢元：《大地和云霓》，第213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28）鲁枢元：《“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29）《奔流》1984年第11期。
    （30）《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31）鲁枢元：《梦里潮音》，第175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
    （32）潘凯雄、贺绍俊：《“内”与“外”——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作家》1988年第5期。
    （33）周崇坡：《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6月20日。
    （34）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35）张炯：《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文艺报》1987年8月15日。
    （36）周可：《感觉的解放和文学的“向内转”——兼与鲁枢元、周崇坡同志商榷》，《争鸣》1988年第1期。
    （37）严昭柱：《文学本体论的兴起与困惑——新时期十年文艺理论研究扫描》，《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38）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6期。
    （39）伍林伟：《“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文艺报》1987年7月25日。
    （40）江岳：《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文学“内”“外”观》，《文艺报》1987年10月10日。
    （41）吴秉杰：《面对发展了的审美形态》，《文艺报》1987年10月7日
    （42）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43）杜书瀛：《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44）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第2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5）“二度内转”详见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46）〔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3页，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47）捷译本序言与康拉德二文，详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第509-53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48）陆梅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次国外有关文学“内部规律”问题的对话》，《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2期。
    （49）“十二论”的撰写是在1979-1985年，发表是在1980-1986年间。
    （50）刘梦溪的“十二论”全部收入《文艺学：历史与方法》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51）详见刘梦溪《文艺学：历史与方法》的《前记》。
    （52）刘梦溪：《释文艺规律——八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
    （53）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
    （54）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
    （55）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
    （56）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52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7）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58）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第4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59）1985年甘阳中译本《人论》出版后立即便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一年内即印出24万本，但《人论》的畅销与其主要观点并不相干，主要是因为其书名，甘阳的解释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就在谈人嘛，人道主义嘛，所以这个完全是阴差阳错的”，详见甘阳、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0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60）详见马原《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格非《塞壬的歌声》，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虚伪的作品》《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苏童《寻找灯绳》等。
    （61）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62）尽管在《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鲁枢元并没有展开对19-20世纪世界文学“向内转”的详细论述，但是在《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尤其是《文艺心理阐释》中，鲁枢元详论西方文学“向内转”时，曾明确提到19-20世纪的时代“脱节”：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一批“洪水猛兽”，如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庞德、艾略特等。详见《中外文艺理论概览》，第2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文艺心理阐释》，第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63）李泽厚、刘再复本人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历史“滞后感”，正处在两代人中间的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太保守。详见刘再复、李泽厚：《文学与艺术的情思——刘再复与李泽厚的文学对话》，《人民日报》1988年4月12日。
    （64）“二十世纪的情绪”，详见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65）格非：《塞壬的歌声》，第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66）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67）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68）南帆：《变革：叙述与符号——〈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小说艺术分卷导言〉》，《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69）〔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24页，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0）南帆：《论“纯文学”——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0年第3期。
    （71）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上海文学》1986年第7期。
    （72）苏宁：《论形式》，《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
    （73）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74）《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5期。
    （75）《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
    （76）《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77）主要有：《论小说艺术模式》，《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论小说的象征模式》（上、中、下），《小说评论》1987年第1、2、3期；《论小说的复合模式》《再论小说的复合模式》，《文艺争鸣》1987年第3、4期；《论小说的心理——情绪模式》，《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78）南帆：《小说技巧十年——1976-1986年中、短篇小说的一个侧面》，《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
    （79）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80）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81）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第26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