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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价值”作为评估标准 巴特的《S/Z》(1970)的书名就像一个谜的谜面，它的谜底既可以解作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中两位主要人物萨拉辛(Sarrasine)与赞比内拉(Zambinella)的对应关系，这两人姓名中字首大写字母S对Z在字形上构成一种镜像关系，这也可以解作主人公性别的男女对应关系。此外，这一谜面还可以根据姓名中的字母解作巴特(Barthes)与巴尔扎克(Balzac)在阅读中的对应关系，如此等等。这种一谜多解的解读方法原本就是文学批评的常态，只是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已。因此巴特将创作与阅读的功能作了区分：“创作引导意义或结论；阅读则是相反，它驱散，播撒”。[25]而该书正是旨在通过“S/Z”这一古怪的书名揭示文学批评的开放性、扩散性和增殖性，使得文学批评从一个文本生产出多种意义成为名正言顺的事儿。 这一方法论有助于对文学批评的重新估价。佛经有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巴特认为以往西方批评理论的主导意见就像佛经所说那样，谋求一个全息性、普适性结构，用一个大一统的结构框架来套用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所有文本，从而消弭各个文本千差万别的个性特质，这一做法不切实际也不被普遍认可。因此二者必选其一：要么将所有文本置于结构主义的同一科学审视之下；要么根据类型学的界说对个性特质各别的每一篇文本作出评估。而对于二者的弃取，巴特则以是否具有“生产价值”为标准，据此衡量下来，唯有后者即根据类型学的界说对个性各异的文本所作的评估符合标准。进而言之，“我们的估价只能与一种实践相连接，这种实践便是写作的实践。”[26]就是说，对于文本的评估应以写作实践为中心。然而我们阅读的文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读性文本”，它只供人阅读、供人消费，但它脱离了写作实践，巴特认为这就是传统的“古典文本”；一是“可写性文本”，它引人写作、引人生产，它顺应时世不断激发新的写作实践，而这正是巴特所提倡的文本。巴特明言，可写性文本是我们认同的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27]但是以往相沿成习的文学机制总是将文本的制造者与使用者、主人与顾客、作者与读者切割开来，使得读者脱离了写作实践，放弃了写作的意愿和快乐，只是被动地接受文本，冷漠地对文本表态，而不是以新的写作实践作出积极的回应。巴特则反其道而行之，重视阅读，但更加重视阅读之后的写作实践。 巴特着重对于可写性文本的性质、构成和功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首先是生产性。巴特强调，可写性文本“它的模式是生产性的”[28]，而不是描绘性的，因此它重新写作的文本，只能是扩散文本，即在无限差异的领域中生成的分散文本。其次是现时性。可写性文本永远处于现在时，任何结论性言语都不能在此存身，因为一旦下结论，立刻就将文本变成了过去时，这就要求我们一直留驻于写作过程之中而非置身于写作结束之后。对于开端的多重性、网络系统的开放性和言语活动的无限性的执持，使得可写性文本便是正在写作中的我们自己，因此“可写性文本，就是无小说的故事性，无诗歌的诗意，无论述的随笔，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的结构化。”[29]相对而言，可读性文本便只是产品，而不是生产。再次是多元性，可写性文本犹如一个能指的银河系，而不是所指的牢笼。它既无开头可言，亦无结束之时；我们可从许多入口进入文本，但没有一个入口是主要的；它所使用的编码无穷无尽，但难以认定决定性的信码；在这种多元的文本中可以发现其意义系统，但它从来不是封闭的，因为用以寻绎意义的语言活动是无限的。上述林林总总，无非是对于可写性文本的生产价值的认定和解释，而这种认定和解释则是建立在消解总体性、中心性、整一性、确定性的后现代趣味之上的。 《S/Z》一书原为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院授课的讲稿，带有“文学概论”的性质，它是彰明其批评理论的著作，也是演示其批评方法的个案，总之成为巴特的批评观念转向后结构主义的风向标。用他的话来说：“至于被选定的文本，那便是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因此，我便陷入了一种转写之中，对于这种转写，我将借助于文本自身来隐约地察看其整个空间”。[30]在这个意义上说，《S/Z》既是对《萨拉辛》的阅读，又是对《萨拉辛》的转写，更是对《萨拉辛》的重构。巴特认为，任何小说文本都是由五种编码构成，即情节编码、义素编码、文化编码、阐释编码、象征编码。他通过这五种编码将《萨拉辛》按照涵义排列出93个章节，按照概念分割为561个语义单位，二者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坐标，从而按照标注的数字即可找到文本中每一个符号和形象的定位。巴特的这一做法显然带有结构主义的习惯和定势，他对于《萨拉辛》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结构框架等要素的深究细察又分明流露出新批评“细读”的旧习，但他无论各个章节和语义单位的设置还是在每个部分的具体论述都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和偶发性，也颇多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缺少规范甚至不知所云之处，这恰恰对于结构主义讲究整一性和规范性、保持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旨趣起到了消解作用。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取向为文学批评展示了无限的可能性，大大拓宽了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和生产性空间。此时阅读和批评并不完全依据原先的文本，要说二者仍有某种关联的话，那就是原先文本只是作为一种触媒和引信而起作用，它所引发的是经过解体与重组已经面目全非的东西。此时阅读和批评所作的改造和重组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它不需要对于原有文本负责，只需对于自己的创造性、生产性负责。总之，巴特的上述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都力图在后结构主义的框架中，通过对于可写性文本/可读性文本二者的臧否取舍，楬橥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 综上所述，巴特的生产性文学批评显示了从解构性生成到后现代转折的清晰脉络：先是从推崇“零度写作”到宣布“作者死了”，昭示了“疏远作者，亲近读者”的意向；再将读者的阅读引向批评家的写作，确立了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后又明确批评的要义在于建构，楬橥了文学批评的生产性；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批评的范本《S/Z》中对于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示。可能概括这一演绎过程只需寥寥数语，但在巴特来说却用了将近20年时间! 可以将此演绎过程概括为若干相互对应的概念：作者/读者、创作/阅读、文学/写作、文本/批评，斜线之前的均属作者一方，斜线之后的悉归读者一方，巴特分明偏向后者。进而言之，巴特对于读者一方还有进一步的导向：将阅读引向批评，将接受引向建构，将消费引向生产，它们共同铺设了通往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路径。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于巴特的批评理论作一检点了。不言而喻，巴特的批评理论经不起推敲的偏误多多，漏洞多多，举其荦荦大者，例如他关于“写作的零度”、“不及物写作”直至“作者的死亡”的立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偏见之上：但凡与外部社会、历史、现实、政治沾边的都不属真正的写作，但凡抱有社会的、政治的实际意图而写作的人都不属真正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所从事的真正的写作应是纯净的、透明的、不带任何杂质的。于是他横一刀、竖一刀，在文学的案板上将那些他认为不属于真正写作的类型加以切割和剔除，剩下的只是极其有限和单薄的被他称作“语言乌托邦”式的文字。巴特的上述写作观带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从而具有某种虚幻性。结构主义的开创人索绪尔、雅可布逊等人用横组合/纵聚合、隐喻/转喻编织纵横交错的语义关系网，其初衷在于确证文学写作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独立自足性，但在这一点上事与愿违，恰恰埋下了日后使自己遭到颠覆的种子，文学写作在纵横两根意义轴上建立的语义关联往前延伸无不通向外部世界。乔纳森·卡勒的一段话揭晓了结构主义的宗旨：“为了理解一种现象，人们不仅要描述其内在结构——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还要描述该现象同与其构成更大结构的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31]这里所谓“更大结构”不就是外部的社会、历史、现实、政治吗？看来，这一“更大结构”不啻是文学写作跳不出的如来佛手掌心。 巴特的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于“作者死了”的宣告，它在学术界引起的震动殆可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比肩。他以这种尼采式的宣告而开启了立论的表达方式，然而此风一开，在西方批评理论眼中似乎什么都“死了”：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不仅“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然而这种故作惊人之语的宣告只是一种学术时髦而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福柯曾对此提出异议：“仅仅重复作者已经消失了的这种空洞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不断复述(尼采之后)上帝与人类的死亡是相同的也是不够的。”[32]实际上巴特宣布“作者死了”乃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总体流变所表达一种观感，后者经历了从“作者中心论”(精神分析学、原型理论)到“文本中心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读者中心论”(接受美学、阅读理论)的变迁，形成了作者告退、文本消隐，读者兴起、批评入主的大趋势、大格局，而巴特则是站在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节点上对此作出回应，加之受到生产性文学批评一脉之中马歇雷“文学生产理论”的影响[33]，在将这一历史的观感转换成理论的认定时，将作者与读者、批评家此消彼长这一过程性状态坐实为天道自然、不证自明的公理。有必要辨正的是，这里巴特所说“死亡”并非通常的“死去”、“灭亡”、“消亡”之意，而是丧失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不复成为权威和经典之意。乔纳森·卡勒的解释值得参考：“他所说的‘作者的死亡’——即把这个人物从文学研究和批评思维的中心地位取消”。[34]因此巴特这一引起学界极大震动和疑虑的惊天之论，无非是揭晓曾经由作者长期占据的中心地位将被读者和批评家取而代之的动向，表达疏离作者而亲近读者，疏离创作而亲近批评的意旨而已，只不过他仿效尼采故作惊人之语，将事情夸大了、扭曲了。 然而巴特暴露出种种偏误和疏漏并不妨碍其建构新的批评理论模式。学术史上不乏其例，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建立在目的论之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在“绝对理念”之上，程朱理学依据“理本论”，陆王心学执持“心本论”，自然是颇多偏误和疏漏，而其理论建树则是以此为起跳板而达成对于真理性、科学性的把握。对于巴特对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创获也应作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