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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机构和制度，幕府又涵养了文学，让唐宋文人基于幕府背景的诗歌创作，既成为亮丽伟岸的文学风景，也传递着唐宋诗中雄豪、刚毅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古典诗歌勾勒出辉煌灿烂的篇章。 “幕府”即军府，最早为将军出征、安营扎寨的办公之所，后来也成为一种用人制度。“幕府”可追溯至战国，经长期发展、变化，在唐代渐趋繁盛。受唐代取士制度影响，大批文士入幕为僚，并叙写幕府生活；至宋代，幕府制度发生变化，在此作用下，入幕文人的诗歌创作亦随之改变。由于文人入幕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幕府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为探究唐宋文学演进提供重要思路。 精神风尚：从“理想”到“崇实” 唐宋之际，幕府开设形态有所不同：唐前期主要为边地幕府，中晚唐以藩镇使府居多；宋人幕府观念发生了转变，称为“幕府”的官司有所增多，但实际意义上的幕府，则主要指掌权一方的高级军政机关，更偏重政治、军事职能。入幕文人的创作情境往往与军政相关，幕府的军事职能不同、文人与战争的距离不同，使得诗歌中的战事描写和战争反思有所差别。这种差别恰恰是唐宋诗人精神风尚转变的表现。 唐代幕府文人往往通过边塞幕府风光和征戍苦寒来描写征战生活，注重展现唐人无所畏惧、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涉及战争场景时，多以“汉家将军”托拟，对战争的直接正面描写较少。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狂风”“走石”写边地环境之恶劣，反衬将士之英勇。而写到战争时，诗人则通过“汉家大将”的征战场景暗指时人战事。再如，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中“单于”本为匈奴首领称呼，此处仍借“汉事”言军事。总之，唐代幕府文人常以汉将自比，是对汉王朝强盛国力的赞赏与比附，同时也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朝向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显现。 宋代幕府的军事属性较前代更为突出，因此幕府诗人对战争的表述更为直接、客观，也更贴近现实，这是宋人重思、崇实精神风尚的突出写照。宋代最典型的幕府诗人非陆游莫属。陆游曾在王炎南郑幕府、范成大成都幕府任职，写下大量征战题材之作，如《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等。诗人不再局限于汉家将军的设定，而是直接感发心迹，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正面描写战争，以激昂高亢笔调抒写将士的报国热忱。 宋人崇实风尚还表现为以议论战事为诗。诗人将战争场面直接以议论形式呈现在诗歌里，如叶梦得《淮西军连日告捷喜成口号》其一“六赢壮骑终须去，九虎将军亦谩为。面内疲民元不改，从中胜算自无遗”，诗人从淮西军连日告捷之机入手，结合时事议论战争；张孝祥《和王景文》“王师行六月，淮海静无波。元老前筹密，诸军捷奏多”，同属议论相得、指陈时事、紧贴现实之作。 走出书斋、从戎幕府的唐宋文人，在军事幕府中近距离接触战争，战争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边塞的戈壁荒漠和建功立业，而是切实的兵马刀戈与为国杀敌。他们在诗歌中讲述战争、议论战事，高扬着激昂奋进的大唐理想，也书写着宋人崇实尚思的精神风骨。 诗歌诉求：从“求资”到“求荐” 通常认为，在官吏制度层面，唐代文人入幕后与幕主之间不存在行政统属关系，其任用程序、执掌分工和迁转去向不受国家官吏制度约束。幕主多借助文人从事文书工作，并希冀名士声望可以为自己提高政治影响力。但幕主对大多数幕僚的去留和迁转却往往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幕主与僚佐间关系的维系，不靠职官制度，而是宾主之“礼”（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 尽管唐代幕府主僚间没有明显的官吏制度层面的依附关系，但文人期望借幕府中的工作赢得资历和声名，在一定契机下，其诗歌创作不免有彰显才能、称赞幕主之意。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都是祝贺主帅出征凯旋之作，诗中纵横豪迈地歌颂军威、赞扬幕主，既鼓舞士气、博得幕主青睐，又借大捷之契机展示自己卓越的文学才华。据《太平广记》等文献记载，中晚唐幕主鼓励文人从事诗歌创作，诗人创作一经方镇品题，便可抬高其声望。以此看来，唐代文人的幕府创作诉求，主要为张扬文采、求资博名。 由于边患窘迫，很多在唐代属于临时性质的使职差遣到了宋代成为常置官职。宣抚使、制置使、安抚使等均开府辟僚，幕府与中央的关系更为紧密，幕府制度更为完善，帅臣具有荐举权。《宋会要·选举》载，绍兴年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夫改秩只有荐举一路，舍此则老死选调而无脱者”；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帅例得荐士。其始，胡长文所荐如吕周辅、范致能所荐如胡子远，亦不过二人，皆幕中之士”。可见，文人在幕府任职，其升迁与幕主举荐关系重大，为了仕宦顺遂，他们便会有骋才、谀颂行为。 为求仕途迁转，文人在幕府除自发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用以展露才能，获得幕主赞赏之外，还有明显的称颂幕主之作，且这种诗歌创作并不局限于将帅取得捷战等场合、契机。欧阳修任钱惟演西京幕府留守推官时，曾借游览之机作组诗《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并以游踪及其所见为各篇命名，如《上山》《下山》《八节滩》《石笋》等，这种创作本身即具有展示才能之意。南宋政治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尤甚，陆游在范成大幕下夜宴时有《锦亭》诗云“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王质在虞允文兴元幕府有《上虞相春行口号》其一“宾从行间锦作团，相公马上玉为山”、《和虞相喜雪》“乾坤正赖君调理，未用轻寻范蠡船”。这几句诗中，诗人对幕主强烈的谀颂、赞美之情已溢于言表。此外，若幕主雅好文学，为迎合幕主喜好，幕僚亦会写诗与之相附和。 从“求资”到“求荐”的幕府文人创作诉求，是唐宋幕府制度演变对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而创作诉求的转变，同时又使得诗歌风格由豪放张扬逐渐转向谦恭内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