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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典小说研究的门槛谈起
    近日，苗怀明教授的新作《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下简作“苗文”），引起我的注意。本来学术研究的门槛这种问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谈的，但拜读此文，殊感振奋人心，也因着此文，唤醒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的确，苗文在很多方面也都道出了我之所思、所见。尽管因为作者是红学、古典小说研究专家，且身兼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一职，因而，作文重点是在谈红学研究之门槛，而我曾经思想过的，乃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门槛问题，但我们都认为：举凡学术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门槛或准入的问题。
    苗文首先指出，近几年，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宣布取得重大发现的文章。”对于，这些“重大发现”，“起初一些报刊还当做新闻报道，后来发现这些重大发现实在太多太滥，渐渐也就失去了关注的兴趣。”原因之一是，
    这些所谓的重大成果，多出自一些文学爱好者之手，因此，在专业学者那里时常并未引起任何反应，一例待之以沉默而已。另一方面，“并不是专业研究者不会使用电脑，不爱上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重大发现，而是因为这些重大发现的学术含量实在太低，其作者大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无论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还是具体的论证过程，都存在太多问题，有些甚至文理不通，不知所云，这样根本无法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就是想对话也不知从何说起。”[1]显然，这些所谓的“重大发现”泰半不过是些奇谈怪论罢了。
    由此出发，苗文进一步强调了专业、系统的学术训练，之于成就一个专门研究者的重要性。该文指出，“就中国古代小说包括《红楼梦》的研究来说，这种基本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大体应包括”下述方面，即“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2]
    概括而言，苗文的核心观点是，凡学术研究者，都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门槛。换言之，学术研究，如同任何一种专门领域，并非人人可为，而恰恰必须藉由经年的专业训练、取得准入资格之后才可以进行。作更进一步解释的话，亦即作为学术研究者，其所承担的知识和学术活动，既是一种自由的、开放的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一项社会分工，一种生产活动，尤其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其不可避免地，须具备从事该项劳动的特殊的理论、方法、操作技能等等，而这些方面，既是其专门工作的保障、前提，也需要经过专门的、长时期的训练，整个训练过程就是一种“专门主义”的养成过程，训练、培养的对象也就是未来的专业人士、专家。如果未经训练、培养，亦即未进入苗文所云的门槛，未经“资格养成所”、“职业鉴定所”（请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校长、学者常常在否定的意义使用这些比喻，本文并非如此）认定，其资格相对就会容易遭受质疑。
    而这一观点，自大学制度和近代科学制度在西方社会确立以来已属常识，在中国，大多数在学院、研究院所供职的专业学者也都是同意的，但也不是没有争议，尤其是与其他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相比，在一些缺乏相应的学术规范与作业基准的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更是如此。[3]
    以下即就我相对较为熟悉的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相关情况，作一扼要之探析。但是，应该承认，这一探析并非是面面俱到的，而是着重在研究者的不同身份是否可以交叉、重叠，研究者的专业性、专业主义应该如何界定等等问题之上。在完成这些初步的讨论之后，也许还有必要面对另一问题，即走出文学研究的领域，上述讨论是否适用？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两部分，将予再次辨析并提出两种互相联系的观点，其一，尊重专业性、专业主义乃是中外皆然之情形，并非意味着我们是在照搬西方经验，或无视建构“中国话语”、“中国学术”主体性之诉求；其二，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景，即在于首先建立“专业主义”原则，进而寻求超越之道，以免原本为促进人类社会交流、发展的知识和学术活动，深陷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蜕变成一些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切，也是当代中国学界建构“中国话语”、寻求“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基础未能确立，则超越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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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与“学者”可否集于一身
    与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不同，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于未有“充分的历史化”等原因，以致其研究主体既包括了学者、批评家，也不乏文人、诗人。我们时常也可以听闻那种对既是文人、诗人同时又是学者、批评家的人的赞美，但我们知道，对于文人、诗人、艺术创作而言，没有人可以要求其为专业或是业余，相反，只要其拥有天赋异秉、发达的想象力、丰富的感性思维等等，就可以投身其中（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是，一个大学新生，早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签约成为网络小说作家，迄今已创作数百万字）；但对于学者、批评家（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学者与批评家的分野）来说，在其养成阶段，所习得的研究能力、水平，和苗文所论古代小说研究的要求应无二致，“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4]无疑都是极为需要的。
    可是，有鉴于学术与创作的不能会通，我自己就曾天真地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诚然，研究者的本职工作在学术，与创作是二事，然而对于文学而言，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较其他专业更形密切。正如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懂韵谱、诗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李白、杜甫的认识能够比普通读者更权威一样，我们也无法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新诗、小说、散文创作经验的专家，对清末的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史的体会，会有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然而，当代的文学专业教育却显著地缺少了这一环节，未来的学者既不能沟通创作与研究，培养他们的当代学者之差强人意，大致也可以由此推知。仔细说起来，研究这一阶段文学的学者（作家、诗人出身，此后进入学院者除外），公余从事创作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是，恕我们大胆设想：假如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都能懂一点旧体诗词，关于旧体诗词是否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争议，恐怕会减少许多无稽之谈；能作一点古文、八股文，研究起章太炎、周作人乃至五四文学，应该会少说不少外行话。”[5]
    但我深知，这一看法很难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这首先是由于文学研究与创作本属二途。上文已指出这些不同，表现在非常多的方面，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即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述和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述，便极为不同。一个初二学生固然可以写出一篇网络小说，但他如果不经过长达数年的学术阅读、写作、思考能力的训练，终其一生，恐怕无法写出一篇富有原创性的研究论文。然而，正如哲学学者黄裕生教授所言，“在太多文人冒充学者的时候，在太多没有学者使命意识的人占据着学者职位的时候，学术应不应该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却成为大问题。于是，正当一些学者在呼吁学术规范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更加理直气壮地大喊：‘学术应当随笔化’，稍微委婉者，或说，学术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就时下而言，相对于前类学者的‘刻板’呼吁，后一类‘学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欢迎，直说就是更有市场。”[6]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代的知识与学术生产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绝难培养出这样的多面手。以常规的专家研究为例，如果说在这一研究的草创期，还不一定存在专业和业余研究的区隔的话，那么，到了已有大量研究累积的今天，仅仅是要搜罗齐备全世界范围内关于这一作家的研究成果、紧盯有关的最新研究进展一项，就极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在吸收、辩驳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新的论述和论证，其难度实可想见。试问：在所有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工作之外，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如果愿意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业余爱好，那么，抛开他必须承受的日常生活事务和压力，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呢？
    如果不能的话，我们恐怕就不应该高悬标的、以此为旗，而呼吁、赞美“文人”与“学者”合于一身的人了，相反，更应该做的是为“文人”与“学者”、“专业”与“非专业”建立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边界。仍以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例，判断一个作者是否专业，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像专业学者那样，观其是否有自己的专精研究领域，也就是看他在书评、书话、随笔、掌故之外是否有办法去触碰那些比较偏于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最低程度的要求，也是撰写出一篇论述谨严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对，哪怕是只有一篇。
    这一判别是否为专业人士的标准，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尽一致。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有别于职业、社会地位等常见标准，弗兰克·富里迪指出：“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7]然而，他忽视了专业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他们是做什么工作，而且如何做，以怎样的态度、立场和旨趣去做。一般而言，非专业人士首先不一定考虑到他们的工作是否能够被学院里的同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者所认可，更多的时候，是为满足普通读者的知识需求和好奇心等等。
    也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任何一个从事专门工作的人必须具有高度的“专业主义”，但一个专业人士、一个专业主义者，[8]并不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按照布迪厄的理解，“知识分子”和专业主义者的不同，即在于专业主义者、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运用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9] 才有资格称之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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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业有专攻”中外皆然
    如果同意这样的逻辑，事情倒也好办许多了。让专业学者作专业研究，与同行互相讨论、交流，而一个普通读者、一个文史哲的爱好者、一个非专业人士，暇时认真读书，写点随笔、文章或自己认为的专著娱己，也未尝不可，但谁能同意？他们和专业研究者一样，也殷切地期待能够发表、出版自己的作品，热烈地盼望着得到学术界、学术共同体的承认，而且，整个学术生产、评价体系虽由专业学者主导，但媒体和某些同情其境遇、与其保持着良好私人关系的学者，却也往往不吝于给他们以鼓励、支持，然而，这鼓励、支持多半是有限的，经历漫长的等待，迎来的更多是专家们的沉默和不时流露出的傲慢的态度（抑或过分的自尊），远非鲜花、掌声，而这正是非专业人士对于专业学者的敌意和批判这一现象的根源。苗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一些业余爱好者自视甚高，动辄把专业研究者看成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喜欢自说自话，动不动就是重大发现，动不动就是推翻前人研究的所有成果，动不动就是主流学术怎么不行。”同时，非专业人士矛盾的心态与言行也因此可以得到理解，其“一方面宣称看不起专业研究者，对其进行嘲笑、讽刺，一方面内心里又非常希望得到专业研究者的认可。”
    必须承认，学术评价体系基本上是掌握在学院派的手中的，而学院派学者同时也是学术生产、再生产的重要主体，因此，学院之外的非专业人士所感受到的焦虑与不快，的确时常显示为一种可能显得正统、主流的话语权力、学术权力，对另一种野性的话语权力、学术权力的压抑和控制，两者之间缺乏友好、平等、互相谅解的对话与互动。但诚如上文所述、苗文也指出的那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是：无论是谁，想要参与一个共同的游戏，我们就需要一套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有人不愿意去遵守，甚至压根儿都不愿意去了解这套游戏规则，对话与互动将有何处产生？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矛盾？在学院派眼中，学术研究须强调门槛、训练与专业性，而业余爱好者、非专业人士（网友们甚至为此发明了“民科”、“民哲”等饱含歧视意味的术语）则强调的是人人都有权利做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学术领域，人人皆可为之，而且发出这样的质疑：你们所谓的门槛、专业与学术训练是不是一种学术霸权？这里的“潜台词”，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本硕博长达十多年的训练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汉字我也认得！很显然，这一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同一个焦点、在同一个话语层进行的。但这两方面的论点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尊重每一个人皆可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从事学术研究没有门槛、准入的问题。如同任何一个专业技术工作一样，它也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技能、经历相应的专业训练之后始可进行。人文学术研究，虽然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异，但绝不是会认字、会写字这么简单，即便是以认字、写字而言，如果人人皆可为之，那么，不仅中国的古文字专家尽可以失业了，日本、韩国、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文字学家都可以下岗了，可能吗？
    事实上，早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也有很多贵族和中产阶级在爱好、钻研着哲学，并且写出了一些论文、著作和小册子，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这些哲学爱好者们批评其语言晦涩、不知所云，于是，康德再写就《（任何一种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导论》，以求将前书用更为通俗、大众的语言表述出来，“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绝不可能象读一本所谓‘学术随笔’那样轻松。相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这门学术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作为学术，它们不可能通俗化为‘学术随笔’这样一种‘好东西’，以致于只要认够字的人就能享用。”[10]在此之后，随着知识分工与学术生产的发展，现代大学体系的不断完善，critic、scholar、intellectual成为一切写作者可以获得的身份，但要说真正的、严肃的学者（这里也不拟讨论不同时期对“学者”身份的理解、想象的可能的差异），或者说公众心目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学者群体，则必须是接受过严格训练、在学院里长期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律师、医生、会计师等等，都分享的是“专业主义”赋予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社会地位，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都是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共同体流传、发展，也必须恪守这一共同体的道德、伦理及职业规范，得到共同体内部的承认，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知识、职业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无其他。
    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即便是提倡超越“专业主义”、以“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学者，也都难以否认“专业主义”，抑或“术业有专攻”之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11]尽管“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谓专业化体制的保护，就不会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12]
    与西方相比，在中国古代，对“专业主义”的理解尽管有很大差异（公元4世纪初，希腊学者即希望建立有体系的学术、进行专著写作，专业主义在各领域不断增益），[13]但唐人韩愈的名篇《师说》也早就借孔子有关师徒关系的论述而有所阐发：“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4]这里的“术业有专攻”一句，庶几近之于古代西方社会的“专业主义”精神，但可惜的是，在一个崇拜“通人”，崇尚“悟性”，宗教和学术文化处处都暗示着人人皆可成圣成贤、无须接受专门的长时期的训练的国度，韩愈的如是宝贵理念并未沉淀下来，发挥其应有的“观念的力量”，当然也未能成为我们迈向现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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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主义”及其超越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景
    回到本文最初的讨论，无论是苗文的核心观点，还是本文的补充论述，我们显然都旨在说明，当代的古代小说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有必有尊重“专业主义”这一原则，而不是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是对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的禁锢与束缚。尽管在大方之家看来，此皆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重复古今中外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点信念与“常识”罢了，然而，这些信念与“常识”在中国大陆竟迟迟无法扎根，需要学者们一再强调、重申，究为何故？甚且，走出文学研究，我们同样相信，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的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社会科学研究诸领域，既然如此，此一原则缘何迄今尚未成为共识？“专业主义”为何从未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规范、写作指南中的关键词？[15]
    窃以为，这与中国内地的大学从未真正获得过独立地位（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内地建立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学术研究也从未成为一个自治的领域、专业学者尚未建立自己的职业荣誉与尊严等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的门槛或准入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包括学术研究是否需要“西式”规范、论文是否构成学术研究的唯一文体等等问题。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也曾不同程度参与过讨论，此不赘述，[16]这里惟一需要补充的是，所有这些原本不应该构成争议的争议，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非那些我们明明知道但却束手无力的关键性问题可以解决；青年一辈能够接受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更有出息。
    至于非专业人士所批判的某些专业研究者不过是“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以及对一些学院派的研究成果的不屑、质疑，平心静气地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此类的批评、批判之声，在由专业学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常有所耳闻（尽管很多时候是在私人场合），但我们知道，学术评价体系，从来都不是由生产数量、期刊或出版社等级与官方奖励等等所能完全操控的，相反，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不应该低估同行的智商和判断力。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以为，在当下，面对任何领域出现的非专业人士的奇谈怪论，我们不妨保持轻松、宽容的态度，不必过于焦虑、急于求同，另一方面，让他们完全地退出学术场域，也不现实，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别人怎么做、做什么、不做什么。也许，与区隔非专业人士和专业学者、建立学术研究的边界（这是一个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相比，更切要的工作是，专业学者自己不断贡献出一个又一个好的研究，推动学术发展，且培养出能够明辨是非、辨识什么是好的研究的青年才俊，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学术界不断蔓延开来，败坏学术风气，伤害原本就不够牢固、丰富的学术生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对待学术场域中部分非专业人士的贡献。[17]如果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不过是把严肃的学术成果加以通俗化、普及化的话（这促进学术与社会的沟通，间接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那么，他们中间的部分特立独行之辈，的确也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们对此不应该视而不见，相反，应该乐于承认，一个处于学院在外、未能赢得专业人士身份的出色的研究者，一般而言，也是一个尚未被学术体制所规训的研究者而言，但他的表面上的“业余”、未规训的状态，恰恰是其贡献、灵感、创造性的来源。他的思想的自由、无边界，他的言论的犀利、大胆、惊人，他的作品的论析的粗疏但却散发着的野性的光芒、提供的可能的研究线索，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维护职业技能、伦理、尊严固然有其必要，特别是在当代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但我们不应该也不必以成为一个被布迪厄、福柯等理论家所批判的现代社会的“区隔”制造者作为代价。事实上，正如无数学术先驱、思想大师的成长轨迹及其著作所示，学术研究永远地向一切热爱它的人们敞开着双臂。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从来也不是什么业余爱好者，而恰恰是宗教、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市场、媒体，过度的专业化，以及那些在学院里滥竽充数的侪辈——一个个具有“专家”、“专业主义”的身份、面孔，然而事实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精神的人，下焉者甚至抄袭、作弊、性侵等等，劣迹斑斑（如果有人觉得这还不够糟糕的话，那么，请问在知识生产、教书育人这个行当还能作什么样的恶），拉低了“专业主义”的门槛，损伤了其所在行业、职业的尊严。
    但在完成“专业主义”的建设之后，学术界必须更进一步思考如何回应“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尽可能地超越“专业主义”的局限，以知识和学术服务于全社会、全人类。专业人士的职志，绝非“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使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使这一原本充满了智慧和灵韵的领域，也深陷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之中，[18]甚至“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19]
    当代中国学界建构“中国话语”、寻求“中国学术”主体性，也很难离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因应而进行。当然，在这些方面，西方学术界为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经验，但我们没有办法照搬照抄、亦步亦趋，体制内外关键性的难题还得自己设法克服。但是，从西方学术界的历史来看，由“专业主义”到超越“专业主义”，是一条既无法颠倒先后顺序、也无法并驾齐驱的路。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恐怕也一样首先是在尊重、维护“专业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努力取得不少认真的、坚实的成绩，得到中外同行的积极评价，然后才能考虑到如何超越的问题，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徒然空言欺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