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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古汉语研究音韵、文字、训诂都是以“六书”方块字为单位的，从马氏开始改为以“汉字词”为单位，这是学术史的巨大进步。《文通》重修辞，既是正视古汉语语义语法结构本身的特点，也是对前人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还应指出的是，《文通》对前人修辞语法传统的继承意义重大，有学术史、文化史的价值，且修辞本身就是方法，修辞学是方法学。 今年是《马氏文通》（189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以下简称《文通》）问世120周年。《文通》的科研方法和一般方法论，是《文通》的骨架所在，具有永久性价值和启发性意义。《文通》的语法学成就是经科研方法的实际运用取得的，科研方法落实和体现在语法研究中。 《文通》一开头就提出现代逻辑学术语“界说”，且有专论概念之名的章节。例如结合名字的界说，引出古代正名之“名”论述之，转换成为现代逻辑概念章节，成为《文通》将汉语语法与逻辑学相结合的早期样板。书中《实字卷·名字》章说：“名字共分两宗，一以名同类之人物，曰公名。”《文通》更将公名分成两大类，一曰群名，二曰通名。群名包括师、旅、邻、里、乡、党等，而通名可以《论语·学而》言夫子德行的“温、良、恭、俭、让”为例。接着，该书将通名与词性相联结，称“通名往往假借静字”，并提到“假借动字”作通名的情况。名分公名、本（专）名，及本名为公名；地之公名、本名均可用来指人，固然是修辞格指代，但说的是公名、本名使用中的语义变化；公名分群名、通名；通名由静字、动字为之。这四大要点既言名学逻辑，又说语义语法（词类），构成了《文通》语义语法与逻辑相结合的风景线。 《文通》确立了从汉字入手的“语素文字”即“汉字词”本位，这就为汉语语法研究找到了对象，找到了基本立足点和进入语法大厦的入口。以“汉字词”为正名指向，建立了汉语词类划分系统。第一层次划分成实字和虚字，第二层次将实字划分成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将虚字划分成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形成了汉语词类架构九大类，且各个成立界说。从来古汉语研究音韵、文字、训诂都是以“六书”方块字为单位的，从马氏开始改为以“汉字词”为单位，这是学术史的巨大进步。且不难发现，古汉语语法与音韵等切入点不同，从方块字走向“汉字词”，这里逻辑的顺序与历史的顺序是一致的。在“汉字词”词类划分的基础上，建立了句法分析系统，分为起词（主语）、语词（谓语）、止词（宾语）、表词（静字作谓语）、司词（介词后所带的动宾结构）。 《文通》重修辞，既是正视古汉语语义语法结构本身的特点，也是对前人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还应指出的是，《文通》对前人修辞语法传统的继承意义重大，有学术史、文化史的价值，且修辞本身就是方法，修辞学就是方法学。德国哲人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著论《新科学》（1725）的意大利哲人维科（1668—1744）“就处于修辞学人文主义文化的一个未中止的传统中，而且，他所需要的只是重新使该传统的未过时的法则具有意义”。《文通》修辞语法既表现在词类研究中，也体现在句法结构分析中。 词类研究中的修辞语法。例如名字成立后的语义研究，指出古汉语中的“双字诸名”或双字同义（今谓同义或近义语素构成的双音节词），如“规模、威仪、形容、纪纲、典章”等，或双字对待（今谓反义语素构成的双音节词），有如“古今、是非、升降、安危、出入”等，其构成是“率假借于动静诸字”。这两种“双字”名，其特点是“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又如，指名代字“是”“此”的不同用法，指出古汉语中“凡指前文事理，不必历陈目前，而为心中可意者，即以‘是’字指之。前文事物有形可迹，且为近而可指者，以‘此’字指之”，并认为“是”“此”都是“总承上文之辞”。又如“动字相承”分析指出：“凡句读之成，必有起词（主语）语词（谓语）。起词之隐见，一以上下之辞气为定”，如一句内有几个动词，第一个“记起词之行，名之曰坐动”，第二、三个及后面的“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又如《文通》将连词分为提起、承接、转捩、推拓，将助词分为传信、传疑、合助，等等，皆语义表达与修辞说法。 句法结构分析中的修辞。一般认为，句法结构分析只能是结构形式问题，不可能还有修辞问题。恰恰相反，《文通》论句法中渗透着论修辞。做法是：著结构分析于语义，明语义于修辞，立修辞于辞格。以“宾次”为例（实字卷之三），《文通》以“名代诸字，凡为动字之止词，与为介字之司词者，则在宾次”，即名词、代词可作动词宾语，与介词宾语形成动宾结构、介宾结构，用来记地、记时、记价值、记度量、记里数。“记地之式”又分四式：所在之地、从来之地、所经之地、所至之地。“记……式”为叙事格式，而四式之列叙为排比。更“史籍中记所在之地与所至之地，间无介字为先”，与“其他记地之式，有介字动字为先者”形成鲜明对照。又如表词（形容词作谓语）中的修辞语法，《文通》说表词的语义语法功能：“表词者，以决事物之静境也。”在分析表词的结构和描写表词的功能时，呈现出具有美感的图景。云：“静字而为表词，必置起词之后。后之者，即决为如斯之口气也。口气决而意达，意达而句读成矣。其句读之起词，名、代、顿、豆无论也，则表词概为静字。然有以名字与顿、豆为之者，则必用若静字然。”这里的“口气”兼有语义、语气双重含义，亦修辞语汇。再如虚字，一般以为虚字只有结构意义，是用来形成一定的语法结构关系的。但马氏用修辞语法将虚字研究引向了深入。例如介词“之”，其结构作用是“介于两名字之间者”，“偏正之间，概介‘之’”。马氏并不以此结构作用为限，恰恰从修辞入手，深挖其语义意蕴，指出“之”字可以表辞气轻重、缓急，也可以表意义倚重、强调。如此看来，《文通》句法分析中的修辞，已经不是一般的修辞语法指认，而是深入到句法结构分析的内部及其全过程，修辞语法是《文通》句法结构分析的方法学。 如果要对《文通》古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学寻踪，正如王力先生所言，“《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grammar）的影响。”此外，也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建忠又是通过中外都有的形而上学认知汉语文法的形而上性质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