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2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大一大二中国文学史必修课，章培恒先生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王水照先生讲唐宋，李平先生讲元明清。章先生据说本来不修边幅，但那时新从日本讲学归来，衣裳光鲜，皮鞋锃亮，头发理得一丝不苟，判若两人，金丝边眼睛后面双目炯炯有神，“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每次走进教室，没有任何过门，立刻就以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低头看讲台，不说闲话废话，也不看学生。课后我们的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思路缜密、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论文。水照先生乐呵呵的样子，十分谦和。他在完成文学史规定动作之余，喜欢讲古代作家和健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的趣闻轶事，课堂气氛活跃，大家兴致很高。李平先生讲元明清，重点在戏曲，“唱念做打”，都要“表演”一番，据说这是深得他的老师赵景深先生的真传。30多年过去了，元杂剧和昆曲的一些段落记忆犹新，这不能不感谢李平先生。
    选修课有刘季高先生的清诗研究、王运熙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陈允吉先生的佛教与文学研究、黄霖先生的明清小说专题，都很叫座。这是本系古典文学专业继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诸老之后力量最强的组合。我们一进复旦，就受到浓厚的古典文学的熏陶，许多同学很快打消到中文系当作家的梦想，迷上了古典文学。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有幸在同学们中间博得了“老夫子”的称号，至今无法卸去。
    但到了大三大四，也就是1985年前后，我竟突然写起文学评论来了。
    不用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潮流裹挟所致。和中国绝大多数高校一样，复旦中文的“强势学科”也是古典文学。但“现当代”在80年代势头也起来了，“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都是同学们喜欢的课程。贾植芳先生、潘旭澜先生不常上课，陈思和先生本科毕业留校，做班主任工作，课也不多，但第一线授课老师们皆专心致志，意气风发，虽然不像古代文学名师荟萃，但也不遑多让。更何况整个社会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受大环境影响，我的兴趣就从过去爱读的历代文学名篇名著和相关研究论著慢慢转到“现当代”了。
    走进中文系阅览室或学校图书馆报刊厅，让我流连忘返的不仅有现当代的名家名作，还有全国各地一口气冒出来的专登文学评论的报刊，如甘肃《当代文艺思潮》、陕西《小说评论》、山西《批评家》、黑龙江《文艺评论》、辽宁《当代作家评论》、山东《文学世界》（后改名为《文学评论家》）、四川《当代文坛》、福建《当代文艺探索》和北京的《文艺报》、山东的《作家报》、河北的《文论报》，以及上海本地的《文学报》《文汇报•文艺百家》。后来我在这些刊物上都发过不少文章。其他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当代》《花城》《钟山》等文学杂志也有评论专栏，我几乎每期都看。我那时对现代文学兴趣不太大，只是惊喜地发现，在古典文学研究之外，原来还有当代文学评论这片神奇的天地！文思喷涌神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和正襟危坐严谨求实不尚辞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味道不同，但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学评论的崛起是“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必然现象，也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文学评论——那时大家更爱讲“批评”——充当思想探索乃至社会运动的急先锋，这在世界范围屡见不鲜，但80年代中国的“批评热”又有其特殊性。“文革”结束，环境宽松，上上下下精神面貌昂扬舒畅，长期积压的地火与暗流纷纷冲出地表，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展开，人文社会科学也百废待兴，青黄不接的关口，历史选择了读书人比较熟悉、容易上手也更能吸引读者大众的文学批评这一表达方式，于是在“批评”的名义下就迅速集结了大批“精英”，他们借谈论文学来纵论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切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那时候，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齐聚一堂，挥笔竞写文学评论，真是盛况空前，但和我们距离最近的还是上海各高校中文系、社科院、作家协会的“青年批评家”。班主任陈思和先生邀请他们中的吴亮、许子东、程德培、李劼、夏中义、毛时安、蔡翔等多次来复旦讲课，或者与我们面对面座谈，极大地煽动了我们对评论的热情。1985年10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中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吴亮《文学的选择》在我们中间不胫而走。斯文清秀言辞犀利的程德培，身体敦实、长发披肩、口若悬河的吴亮，简直就是两颗耀眼的明星。
    那时高校文学评论走在作协系统后面，思和先生经常带我们几个喜爱当代文学的同学一起去上海市作协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结识李子云、周介人等作协的评论前辈，同时指导我们选修本系“中年批评家”潘旭澜、徐俊西先生的当代文学以及陈鸣树先生的文艺学方法论课程。潘先生的研究生称他们的导师为“潘公”，我的第一篇关于梁晓声的评论文章就是潘公课上的作业，得到他的首肯，再由思和先生推荐给《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潘公在我文章后面写了一大段鼓励的话，正文部分也有不少批注修改。他的字刚劲方正，很有个性。我也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学到如何使用准确而醒目的修改符号。原稿誊抄过后没有保留，最近看李辉先生纪念潘公的文章，附有潘公当时给他的修改记录，他对老师墨宝的敬惜令我惭愧。周介人先生不久主政《上海文学》，本来就颇有影响的《上海文学》评论栏到他手里办得更加有声有色。徐俊西先生后来借调至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所长，旋又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在这期间创办的《上海文论》很快就和《上海文学》评论栏一样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这使我们一开始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上海文论》似乎没有正式的编委会，徐先生和他的助手、社科院文学所毛时安先生、从《当代作家评论》转来的顾卓宇先生，不定期在复旦大学教师第十宿舍他自己家里商量办刊事宜，每次总会邀请陈思和先生和我们几个在评论界刚刚冒头的复旦同学参加。
    身处这种环境，没有理由不走上批评的道路。但我大学时代主要兴趣是古典文学，尤其是复旦特色之一的古代文论，虽然发表了几篇评论，但临近毕业，还是想考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碰巧那年王运熙先生轮空停招，只好改考据说相近其实很不相同的文艺学专业。幸亏硕士导师应必诚和博士导师蒋孔阳两位先生很宽松，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纯理论，总是跟在陈思和先生后面搞评论，都有些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确反对。所以六年“读研”，我一边应付学业，一边就用大把时间做批评。至于古典文学，只能偶尔读一点，维持业余爱好的水平。如今碰到某些和古典文学、古代文化关系密切的当代文学问题，很想一探究竟，但储备不足，往往知难而退。这算是我当初选择以批评为主业的遗憾之一吧。
    转眼30多年，自己并不觉得特别懒惰和愚笨，写过不少文章，出过不少批评文集，但到底几斤几两，自己最清楚。
    我首先不能和前辈（亦即当时那些“中青年批评家”们）相比。就拿中文系我的老师们来说吧，他们从事批评之前已经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潘旭澜先生评杜鹏程，徐俊西先生评王蒙，陈思和先生评巴金，都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发人所未发，而我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批评家”们则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比如我也研究王蒙，还很快得到王蒙先生的称赞，但徐俊西先生论王蒙，更加关注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复出之后的小说塑造的那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形象，对此我是直到不久前才若有所悟。又比如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巴金《随想录》的“讲真话”并不太当回事，对思和先生一再谈论晚年巴金的贡献认识不足，也是直到最近，我才彻底扭转了一直以来对巴金《随想录》的模糊认识。
    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多方面修养。首先，必须保持大量而快速的吞噬性阅读，否则你就无法对当下创作动态作出及时回应。其次，需要有包括文学史在内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广博知识，否则你就无法将批评对象放在恰当的框架内予以准确把握。复次，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不仅知道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还要知道“写得怎样”，否则即使讲了许多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貌似聪明的话，却很可能根本分不清你面对的是杰作还是平庸乃至失败之作。另外，明达顺畅的文字表达无疑也非常重要，最好还要有个性的文体追求，否则文字干巴巴，无法贴近作者，也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但在这一切之上，最重要的还是批评家对背负着自己时代特殊社会历史问题的时代精神的理解，否则你不仅看不清批评对象与时代的联系，也无法以你的批评准确而有力地击中时代和文学的要害。恰恰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学院批评家”是先天不足的。这除了因为我们太早太顺利地被批评界接纳，囿于书本知识，生活阅历跟不上，也因为在我们登上文坛的1985年前后，“文学回归自身”、“文学向内转”、“文学自律”的呼声正高，提倡者们自然有他们的考虑，但不谙世事的年轻批评家们就有可能因此过分看重“文学本身”，多少疏忽了文学和社会人生一刻不能分离的血肉关系。批评应该从这种“关系”中汲取激情和灵感，不能仅仅面对生活，不能仅仅念叨历史，更不能仅仅抓住作品。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反之亦然。前辈批评家们固然不乏清醒的社会意识，相应也都具有开宗立派、舍我其谁、喜欢扯旗帜呼口号的气概，而我们6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批评家们在成长过程中好像被社会运动的洪流抛在局外，习惯于软弱迷惘的状态，偶尔也呼两句口号，下几点大判断，事后总感到心虚，慢慢就只想单单夸耀自己的软弱，正视自己的迷惘，只想在作品和历史的细部寻寻觅觅了。因为积习难改，我为文颇重气势，其实荏弱，不相识的朋友往往误以为我必定人高马大，见面总是愕然。
    我的许多评论集往往以某篇作家作品论的标题为书名。1994年第一本《拯救大地》的书名是张炜论标题，此后《说话的精神》是王蒙论标题，《不够破碎》是阿来论标题，《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是苏童论标题。作家作品论是我的主要批评模式，我很少写纵横捭阖的概观式文章。不是不想写，更不是不欣赏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勃兰兑斯那种高屋建瓴的大块文章，而是自觉力量不足以扛鼎，只好放弃。
    我实在佩服那些批评界同行，他们几乎能把每一位知名作家都评说一番。我虽然勉力写了不少作家论，但仍有许多作家，尽管再三阅读，反复玩味，仍然无话可说。我至今不谈或少谈的作家有莫言、韩少功、李洱、马原、格非、贾平凹、刘震云、方方、范小青、迟子建、毕飞宇、潘向黎、鲁敏、乔叶、金宇澄，等等等等。我总想努力找到和作家作品的对话基点，争取有感而发，实在找不到，宁可不写。另一个原因无需多说，就是中国文学的体量实在过于庞大，在中国做普通的文学读者很幸福，做专业批评家就太辛苦了。
    但暂时没写，不等于将来也不写这些作家的评论。不妨说我的不写也是一笔隐形财富，不定什么时候就找到感觉，突然写出来了。我对此充满期待，也这样自我安慰。
    批评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小圈子或同代人自说自话、互相取暖。我的批评对象往往与我本人距离较远。我深信既然共处一个时代，不同年龄的人精神上总有一些交集，总有对话的基点，不能太拿年龄说事。但谈论不同年龄的作家，必须超越经验和识见的局限，用心体贴。这个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最后也只能有话则长，无话即短。
    最初写批评，喜欢暗暗模仿大批评家的口吻，做出逞才使气挥斥方遒的模样，行文喜欢杂以半生不熟的中西文论概念，句子长得首尾不能相顾，但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也并非只是幼稚可笑。大学三年级时，我在人头攒动的晚自修教室里第一次读到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发黄的著作，就如遭电击，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神的清洁与高贵，什么是智慧的尊严与美好，见贤思齐，情不自禁就模仿起来。但“中国批评”的实际与我对批评的想象相差太大。我们似乎最终还必须正视东方民族的遗传基因，“别求新声于异邦”固然很好，但转了一圈之后，还得回到熟悉的地面，穿行于荆棘和泥淖，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所幸后来由于种种刺激，我有机会看了一点古人的书，也敦促自己坚持不懈地弥补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方面的知识。199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阅读鲁迅，渐渐明白史的联系的重要，也更能欣赏汉语本身的魅力，知道无论说什么，起码要把文章写通顺，否则一切都是虚妄。抽象的概念术语尽量少用或不用，没有必要的旁征博引堆砌学问以至于掩盖对象也忘记自己究竟在说什么的傻事尽量避免。此外，也尽可能别跟作家走得太近，以至于被人情世故绑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我在文坛的人际交往上确实因此留下诸多遗憾，但这大概也是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吧？
    别了，顾盼自雄的气势。别了，摇曳生姿的腔调。别了，患得患失的鄙吝之心。今后不管怎么写，只求能够清楚明白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能够多少发掘出作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史渊源，多少能够描画他们的真实面相，不酷评，不溢美，纵然因此显得格局窄小，才华黯淡，甚至尖酸刻薄，暮气沉沉，也毫不足惜。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能否做到，却并无多少把握，惟有尽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