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冯雪峰介入到文学批评领域之后，人们念念不忘的是他们文本里的鲁迅元素。但后来这种写作从文坛隐去，周扬式的文章四处出现，个体化的表达受到了抑制。批评中的鲁迅传统成了远去的记忆，个体化的词章也因之消失。到了80年代，一批新生代批评家的登台，我们才又听到了胡风式的声音。这审美意识的进退消长，看得出文坛的风雨之迹。
    我最早在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人那里看到了复兴文学批评的努力，那时候《上海文学》在周介人的带动下，将中国当代文论单一的格局打破了。这是批评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80年代的文学繁荣，伴随的是这些猛进的声音。那些批评家的特点和作家的特点有些相似，都是在经历过“文革”风暴后的沉思，摆脱思想桎梏的冲动，敲开了一扇扇思想之门，五四遗风便重新吹到枯萎的文坛上。
    80年代的批评是反省与突围的表达，真正的学理性的批评在90年代才形成格局。陈思和、王晓明、吴亮之后，一批新的批评家开始出现，批评的目光从政治表层进入文化的深层思考中。人们看到了无数的新面孔，胡河清、郜元宝、张新颖都贡献了自己特殊的文字，而且批评的各种可能性也出现了。这几个人的文本衔接了五四的某种传统，而且又沿着此路向四方延伸。西方文论与古代文论的交汇运用，在这一代人中有了萌动。
    这时候我注意到了郜元宝，这个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入了文学舞台，学院派的儒雅与灵气都在文章间显现，有别于自己前辈的眼光和视角，带来的是别样的书写。鉴赏中的思辨，和思辨里的诗韵，在海派的灵动中多了北方的厚重之气，不经意间的言说与体味，修正了以往批评中的单一走向。
    郜元宝最初研究海德格尔，德国哲学的底色影响了他的审美判断。这个背景使其可以在多个领域间往还地思考问题，哲学的意味和诗学的意味均在，文字间无意中显出纵深之感。他的批评不像自己的前人那样在单一话语里延伸思路，而是逸出本质主义的路径，寻常间的笔触跳动着非同寻常的意蕴，好奇心里的质疑意识闪动着思想之光。
    最初读他的文章都零零碎碎，没有形成系统的看法。我周围的朋友提起他的名字，主要因了其鲁迅研究的几篇文章。钱理群先生最早发现了郜元宝的批评力度，他在首届唐弢奖评选中一再推荐郜元宝，乃是被鲁迅研究的锐气所吸引。那时候鲁迅研究界对于这位青年批评家知之甚少。但一个印象是，由于他的介入，鲁迅研究有了另类的风气，人们看到了批评家与思想者对话的途径。多年形成的研究套路，在当代批评语境里获得了生气。以往的文学研究的模式化书写，被差异性的语境所代替。
    在上海的批评家队伍里，郜元宝与王晓明有一点很像，都由文学批评而进入鲁迅研究，又由鲁迅研究走到更广阔的批评空间，即不是在一个固定的领域展开自己的活动，许多文学现象都吸引着自己的目光，发现的冲动里有着思维的快意。文学之外的许多知识谱系在其笔下闪动着，那些经院式的概念被智性一遍遍冲刷，出现了偏离性的书写。他们身在学院，却勇敢地远离学院的习气，警惕职业惯性的滑动，由此在齐一的秩序里寻出了异样的属于自己的园地。
    如果不是因为与鲁迅相逢，他后来的批评不会有如此的锋芒。我们讨论他的文学批评的成就，不能不从鲁迅研究讲起。在他多部著作里，我更看重《鲁迅六讲》，这本书的见识与文字都脱掉了学界的套路，在高高的险峰上攀援的影子，折射出脱俗之思。在细读鲁迅文本的时候，他提出的许多前人没有发现的概念，而且其辨析之力之强，不太像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人那样思维单一，那是经过哲学训练的人方有的感觉。哲思与诗意统一在批评文章的时候，便获得非同寻常的辐射力。他的出现似乎也显示着批评的成熟和文学研究的个体化的意义。思想的内蕴被富有智慧的词语表述的时候，这种批评性的写作也拥有了文学的另一种价值。
    文学批评与鲁迅研究在他那里相得益彰，由鲁迅出发的精神思考和漫游，使其文章具有了历史的维度。郜元宝的鲁迅研究修正了许多前人观点，在人们停下来的地方又拓展了新的领域。比如说研究鲁迅的精神起点，王得后先生以为“立人”是关键所在，这一直被后人所沿用。但郜元宝却不满于此，觉得“立人”之前，“立心”才有鲁迅的本意。学界对于“为天地立心”这句老的词语有过疑虑和警惕，由于担心唯心主义的贬义出现，一般不再于此深思下去。而郜元宝则从鲁迅早期文本里发现了“心声”“内耀”的部分，发现其精神过程与古人有交叉的地方，而那交叉，恰衍生出创意的文本。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说有鲁迅的“人学”，首先是一直有“心学”。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因为“人学”可以放大到社会学、哲学许多领域，而“心学”则把对象世界拉回到内宇宙中，鲁迅文本的许多谜团都可以在此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从这个点上可以引发出诸多审美的思想，而研究一个作家，脱离文本与词章的凝视，义理的梳理则可能空泛，看重作家的文心，方能将在外在概念覆盖中保持研究者的定力。
    “心学”的提出，就涉及到传统的许多精神资源，感性世界的元素与传统知识谱系都需进入视野。《周易》、老庄、佛理、民间图腾……这些旧影何以闪现在五四文人的作品里就有了一个有趣的说明。《破恶声论》里“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其实讲的是民间未被污染的素朴之心。而这些，从鲁迅藏的乡邦文献、野史扎记里都可找到。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原始资料，不能深入言之，但他已经从鲁迅文本中嗅出了其间的气息。所以鲁迅一生同伪士斗，袒露自己的素心，恰是其精神过程一以贯之的动人所在。“鲁迅凭其心的挣扎，把在别人那里呈现为赤裸裸的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问题转换为活生生的‘直剖明示’的文学问题——心灵体验、心灵判断、心灵取舍的问题，在‘古今中外’激烈交战、几乎无路可走的绝境，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心灵的道路”。（1）郜元宝在众多文章里爬梳研究，发现了文本的独异性背后的思想的独异性。忠实于内心的时候，概念有时丧失意义。正是这样的论述，解释鲁迅的各类作品，也便有了可靠的依据。
    找到了心学的入口，自然就涉及到表达的载体问题。鲁迅词章之美是不能不注意的话题。在比较胡适、鲁迅的时候，他发现胡适所用的语言是“专家语言”，而鲁迅不是，拥有的竟是“通儒语言”。在鲁迅那里，“可以熔议论、沉思、刻画、虚拟、感觉、想象、激情、梦幻于一炉，文史哲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广出犄角，连类旁通，适应性强，不以议论影响其个性”。（2）论述鲁迅的功底，不能不从五四后的许多文人、学者那里进行对比，鲁迅之为鲁迅，乃在不同语言库里寻出资源，得天下妙语而用之，又能够嫁接转移，遂多了广博之气。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层面展开问题的讨论，研究者被伪命题纠缠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
    鲁迅语言表述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至今无不让人为之叹服，那原因系精神常常逸出言语之外，作为载体的词语反而显得有限，而超越这有限则不能不从各类表达方式中学会引用与借鉴。郜元宝感叹“卓越的文体始终是口语之外不断显示差异而又始终聚集其自性的语言，卓越的文体家总反对任何旧有权威或新造的桎梏，反对任何强力的一体化与衰朽的凝滞，追去语言的自由”。（3）唯有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才能够发现鲁迅写作里的这种抗拒性里的自由性。相比之下，鲁迅同代人都无法具有这样的能力，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词章上的表现，并不比“同光”时代的文人高明多少。而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对于鲁迅的轻蔑，那表述的贫弱，均不在鲁迅一个层面。当我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思维的时候，面对其遗产总不能抓到可以进入对象世界的入口。
    郜元宝意识到，拥有丰富内觉的鲁迅，在其时代遇见的无物之阵，其实是单一的文化之网的错织之物。他身后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法像他一样面对生活多角度地打量人生。鲁迅的思维和思想都在本质主义之外，现行的诸种概念无法涵盖其精神的要义。比如自由主义与自由思想，其实有许多差异。《自由的思想与自由地思想》一文对于鲁迅内面世界的描述，显示了其辨析问题的能力。从文学角度讨论鲁迅思想，由于涉及感性世界的不确切性，反而超出一般学者僵硬的主义之说。这有相当的难度，要辨析的不仅仅是思想史里的问题，也是文学里的问题。“自由的思想”“自由地思想”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乃原理性的存在，后者系主体的状态。“鲁迅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并非求全责备，也并非否定自由主义者所执的自由理念本身，而是着眼于他们与公开的言论主张往往背驰的实际所为，着眼于其言论主张和现实环境惊人的脱节，着眼于在这种情况下面，自由的高调可能导致不自由的结果”。（4）
    毫无疑问，我们的批评家在这里提炼出鲁迅遗产中重要的因子，从这样的研究逻辑出发，许多被遮蔽的思想都能够得到深度的阐释。讨论鲁迅思想的时候，这样的方法殊为重要，此前的许多学者还没有能力拥有这样的辨析能力。脱离知识界思维惯性才能够避免对于经典阐释的惯性，倘不跳出被鲁迅解构过的旧式逻辑，在与其同构的逻辑层面学之、思之，我们许多问题依然处于朦胧状态。
    《鲁迅六讲》一书中的那篇《反抗被描写》在郜元宝那里显得异常重要。“被描写”是文学的普遍现象，鲁迅却由此看出主体的丧失的情况下“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的不幸。文章指出，鲁迅发现中国人受到“两重桎梏”的压制，一是传统的，一是外来的，我们自己失去发声的能力。摆脱“被描写”的苦运，自然要学会自己对自己的凝视。但传统的方式不太易做到此点，而学习域外经验，显得异常重要。以往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脱离文本而蔓延出各类的思路。这容易远离文学而显得空泛。而郜元宝则紧扣写作实践的话题，文本分析的力量便显示出来。反抗“被描写”，其实就是学会西洋人的现代性的能力，将其转换成中国人自己的内在力量。也就是忍痛接受“被现代”的疼痛，在反抗中建立自己的诗学理念。“在描写语言和描写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必须先有一个‘本体论的差异’，这样无论‘描写’还是‘被描写’的活动才能成立。否则，语言与存在混沌一片，是无法‘描写’的。古代文化须以现代文化加以‘描写’，才能彰显其意义，反之亦然；东方文化需以西方文化‘描写’，才能揭示其特征，反之亦然。世界的意义就在不同存在物互相‘描写’、彼此映照的‘圆舞’与‘镜戏’。盲目排斥一切‘被描写’，并不能达到真正的‘描写自己’”。（5）应当说，这样的论述，抓住了鲁迅世界最为重要的部分，由写作的姿态看出背后更为宽广的精神境界。由此可以揭开其世界的许多现象之谜，比如对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对于西方汉学家学术成果的认识，都有类似深切的考虑。仅仅在思想到思想上来论述该问题，大约不得要领，而从文学实践中看这样的选择，更为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
    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文艺学方法，不能罩住鲁迅文本的全部隐喻，这是60年间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事实。郜元宝试图在另一种思维里，进入这片精神之海。无论批评家还是文学史研究者，常常习惯于在自己的知识趣味里去捕捉对象世界的隐含。但在面临鲁迅文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文本恰恰在颠覆批评家的这种惯性。倘若不放弃这个惯性，我们与鲁迅的对话就变得毫无意义。回到文本的逻辑结构里重新确立自己言说的方式，是研究者应当做的工作。
    郜元宝在对鲁迅具体文本的解析中表现了良好的艺术鉴赏的感觉，他感受到，当代作家的文本似乎没有鲁迅的文本充满力度。这对他自己而言是一种挑战，在应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内在的智性被高远的情思召唤了出来。在《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里，从生命与精神的多重关系里，看到了精神活动与生命体验的多重关系。这篇论文无论视角还是行文方式，多有独到之处，微言大义间，灵光四溅。他选取的意象透出思想的品质，“言语道断，身体出场”，“煮自己的肉”与死亡的痛感，这些部分的梳理均有奇思。细节的把握和意识的明辨，在起伏之间获得一种思想的力度。在他看来，这样的细读才可能把研究推向深处。
    《野草》里的身体的痛感、窒息感、欣慰感在字里行间流散不已。郜元宝敏锐地捕捉到作者内觉的核心，看到异域基督教文明的身体书写的隐含。鲁迅在《复仇（其二）》描写耶稣受难的瞬间，突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楚，而这在《马可福音》里被省略的部分，有中国人认知的特点的凸显。鲁迅处理痛感的时候，也把精神的升华点染出来，以受难的感受书写精神的伟岸，那里恰有深的精神哲学。只有身体感觉的传递，我们才能够分享那感觉后的精神的流动。郜元宝在细读了《野草》诸篇之后写道：
    总之，精神的表达不能直接运用已经准备好了的始终在手边的非身体的精神性语言，而只能通过将本来被鄙视的非精神的身体彻底精神化，从而使之成为精神诉说的一种可用和合用的替代性语言。只有这样，“精神的思缕”才能够伴随着肉体的挣扎而一同呈现出来。肉体不能离开精神而获得独立的意义，精神也无法出离身体而直接说出自己的话来。鲁迅的文学就这样不断消解着精神与身体任何一方面的片面的知足，从而充分验证了现代中国身体和精神在语言中的命定纠缠。（6）
    这里，传统批评家的逻辑终结了，我们的研究者找到了对象世界中可以深省的部分。从文本里升发的思考绕过了汉语的惯性，与德国哲学的智慧萦绕一体，替代了先验概念的表达，缠绕的句式恰好对应了对象世界的多层隐喻，于是便才完成了对于思想者的一次有趣的凝视。上述的种种表述，其深度不亚于竹内好的《鲁迅》，有的甚至更为直观和形而上地指示了存在的要义。
    我读他的著述的时候，常常想起与他同龄的高远东，两个人的学术各自不同，但都有创造性的阐释功底。高远东面对鲁迅遗产时，京派的研究风格楚楚动人，历史深处的幽玄之气被现代思想史里的光泽照耀着，我们仿佛看到史学与文学的互动。他关于“互为主体”问题的提出，东亚意识现代性的思考，都是向外延伸的渴念。而郜元宝则更多在自我内面世界里处理文学文本，“心学”的痕迹挥之不去。这可能与批评家的气质有关，在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不忘的还是当代文学批评的视角。自己的时代的某些欠缺的感受和忧思，也投放在远去的文本里。所以，与高远东的静穆的著述不同，郜元宝身上的当代批评家意味，使其写作一直处于与当下文学对话的关系中。
    熟悉郜元宝文本的人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认知世界的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具有不妥协的批判性。看他诸多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有着客观冷静的态度，不去迎合时风，在面对林林总总现象的时候，保持着初始的感觉：一方面是逆俗意识的坚守，一方面有积极的建设思想的涌动。不善于认同流行的趣味，对于学界的问题亦敢直言。这些谈吐背后的鲁迅影子倏忽漂移，杂文般的辣气袭来，给温吞的批评界带来不小的震动。
    显然，郜元宝并不满足于对于鲁迅的静观式的打量。我阅读他的著述时，最感兴趣的是对于鲁迅遗产的当下延伸的话题，这些也恰是他自己看重的部分。他对于胡风、丁玲、路翎的关注，其实更多的是考察鲁迅的思想如何被一点点抑制的过程。而那些追随鲁迅的作家如何在艰难的时期恪守着那分遗产，亦是刺激自己建立新的问题意识的缘由。郜元宝很少直接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讨论问题，这使他与胡风、冯雪峰的思路岔开，具有了超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他抓住的常常是审美的意识里重要的一隅，比如在提倡大众化的时期，有创造性的作家如何沿着鲁迅的路坚持表达的个性。语言里的哲学广矣深矣，独创者是沉静于无限的可能里思考思想的表达。心学的核心乃语言的自我化和丰富化。在革命的年代，我们收获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失去了属于创造性的表达，其实并不符合鲁迅的思想的本意。鲁迅遗产渐渐被稀释的过程，也导致了文学的退化。而这时候，坚守鲁迅的思想和审美意识不仅是作家的一种使命，也是批评家的使命。
    当他快意地沉浸在现代当文学研究的时候，正是西方学术被大举引介的时期。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恰在这个时期显得异常激烈。他从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言论里看到了精神的空疏，同样，也在左派那里的空幻之思里读出一种思想的浅薄。在各种西方思潮涌进的时候，我们的学界多从物质和制度的层面考虑西学的问题，但是却很少能够从人性和心理的层面看待外来文化的内核。郜元宝对于学界的“西崽”相颇为不满，在考察同代人的西方研究的论述中感叹道，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本质。《我们的西方学》一文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也许只有青年鲁迅曾经强调过，认识世界，首先是认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心。（7）这种从思想的本源上思考问题的思路，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在逻辑上颇为吻合。8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在两极间摆来摆去，“始于纠偏而终于纠偏”，那原因是我们失去对于心学的凝视之力。而鲁迅的“心”与“毅力”，是可以避免这种循环的资源。郜元宝用这样的资源与形形色色的文人对话的时候，具有厚度的辩驳之力发生了效力。而在这个交锋的过程，鲁迅的遗产被其内化于生命的结构之中。
    在诸多的思考里，他不断地以鲁迅的思路同当代文人对话，其一是与作家的作品对话，这主要集中在对于陈忠实、张炜、王蒙等人的研究中，一些论断在历史的贯通里流动着思想的热浪。他在阅读文本的时候表现出的细腻和跳出细腻后的阔达，为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是与显赫的自由主义者的对话，面对单一思维给思想界带来的混乱开始发声。在一种历史的维度里看流行思想的变异，就有了批判性的价值。
    90年代后，中国知识界出现分化，对于世间万象的认识开始分庭抗礼。那时候新涌现的自由主义思想者首先向鲁迅传统开刀，把五四传统内在的资源分成对立的部分。典型的是胡适与鲁迅的冲突被无限夸大。人们根据“文革”中鲁迅被借用的事实而指出其思想的问题，放弃鲁迅成为许多人的新的选择。当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出版的时候，对于鲁迅的挑战已经带有一丝火药的味道。鲁迅研究界对此曾整体沉默，没有谁出来以学理的方式辩驳攻击鲁迅的人，这时候郜元宝站了起来，用自己的慧眼发现了自由主义旗号下的学者的软肋。从历史的考察里已经发现，那种政治正确的思路，是专制文化下的一种病灶，“文革”思维对于知识人的影响依然深重。在《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里，他直指问题的核心：“以忍让宽容为主旨的自由主义，竟然变成不能碰的老虎屁股，这又使我想起二十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等以鲁迅不肯公开接受科学的社会理论、没有获得‘先进阶级’的‘意识’，就判定鲁迅在思想上‘落后’，甚至属于‘封建余孽加法西斯蒂的二重反革命’”。（8）那时候的自由理念的出现，是对“文革”文化的一种反驳，自然有不小的价值，但是在思维方式上，远远不能接近五四那代思想者的核心。郜元宝借助鲁迅的方法和智慧，从历史的与现实的多重维度里聚焦文化的热点，一些朦胧的问题在思想的光泽下变得清晰了。
    在众多的文学批评文字里，鲁迅风在其文字的背后习习吹来。在张炜的《古船》读出鲁迅思想的片段，小说家对于道教的描述，无意中注释了鲁迅的观点。陈忠实的《白鹿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意味。王蒙80年代的小说，偶尔在回应鲁迅当年的母题，这是当代人的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在瞭望人性世界的时候，《呐喊》《彷徨》里的意象是会自然从中走出的。郜元宝在当代写作里看到了鲁迅母题延伸的过程，也学会了以鲁迅的方式面对那些粗糙的文本。比如对于50年代作家的语言的求疵，比如对于80年代作家的平庸思想的批评，以及对大学教授的教授腔的嘲笑，都和鲁迅的心学意识交织在一起。而他的敢于挑战批评界日常思维的勇气，也易使人想起鲁迅的某些杂文笔法。
    文学批评的责任是思想的判断与审美的判断。郜元宝意识到，学人跟着概念跑和思潮跑可能一无所获，倒是胡风所言的在泥淖中行走更为重要。在《关于文学和批评的一些老生常谈》中，他一再用鲁迅的经验谈论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对批评界无视文坛的弊端而逃逸颇为失望。而他自己在审视莫言、李锐时候的尖锐的批评，也可看出其精神的偏好。这时候他毫不温吞，那语言的背后，一种批评的自信还是清晰可辨。这些受惠于鲁迅，他坦言，恰恰因为鲁迅的资源，自己方有了一种思想的定力：“如果没有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特别是讨论中和一些人发生笔战并在笔战中走近鲁迅，我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盲目下去。在中国做文学意味着什么，做批评意味着什么，在鲁迅那里都会得到很好的启发。”（9）郜元宝在鲁迅那里发现了精神的富矿，而这些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的文坛。中国作家与批评家最为缺失的，正是鲁迅的那些被遮蔽的思想和精神。他沿着先生的路走下去的选择，也易让人想起胡风、阿垅、路翎等人当年的精神积习。也由此，当代文学有意义的部分就与鲁迅遗产深切地纠缠在一起了。
    一个批评家如果缺乏锐气，那么其表达的意义则丧失大半。他梳理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不经意发出枭鸣式的冷音。比如散文文体的退化，小说家的词语的弱化，诗人的风骨的简化，都是精神不得畅达流转的悲哀。在《所谓散文》里，我们的批评家感叹文心的空位，鲁迅式的心学很难在当代散文家那里找到呼应的对象。（10）但他的论述有时候显得匆忙，偶尔也忽略了一些人的文本的价值。例如对于张中行等人的写作的扫描，就带有一丝隔膜，但这并不影响其文章的深度。不满意当代作家的文章的空疏，于是便有不断的追问，一些文字也刺痛了我们的作家。批评不是苟同，亦非迎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且不失精神的尺度，这也是职业的一种要求。
    在这样的选择里，他突然发现鲁迅研究界的空泛之风，当研究对象被学院派单一语境叙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将其遗产引介到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中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打通鲁迅的内外篇》一文里，他认为鲁迅研究存在着“内篇”和“外篇”，即内涵式研究和外延式研究。仅仅恪守在鲁迅研究界内，是对文本的幽闭性处理，它自然会遗漏些什么。研究者加入到与当代文学对话的途径，是不能不做的工作。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觉得都是可以思考的对象：“不仅王蒙、张炜、张承志、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残雪、余华、莫言、毕飞宇等作家，甚至当下网络写作，都可以引入鲁迅作参照。若认为这种研究不符合‘鲁研界’的学术规范，那就只好听任鲁迅研究的外篇一直荒凉下去。只有内篇无外篇，折断一翼的鲁迅研究必将难以飞腾，必将失去他以往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发动机的功能，而成为偏安一隅的专门之学。”（11）这流露了对于鲁迅遗产转化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渴望。其实，细究起来，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鲁迅的传统，有时候潜在文本的背后，有一种回溯性的对话。当代批评家对于此类现象的描述并非没有，只是没有形成一个风气。鲁迅模式能否被广泛接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鲁迅研究者没有这样的积极介入当代文学的姿态，也许真的不能领会其遗产真的本质。从批评的角度认识鲁迅，当可延续心学的价值，对鲁迅的再认识中，这是不能绕过的一环。
    与鲁迅时代的话语方式相比，今天的文学环境和批评环境的单一，是一直被诟病的部分，鲁迅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高度，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得其真意者亦寥寥无几。不能不提的是，在文坛上，鲁迅的传统是被分解到不同的阶层和群落里了。批评家如果无视这个传统，可能会在写作中回避思想里的问题和审美里的问题。因为鲁迅著作纠缠着现实敏感的部分，在这之外的凝视都可能导致“瞒”与“骗”的老病。鲁迅涉猎的许多问题在今天都是未完成的话题，有良知的作家已经从自己的创作里触摸到了相关的部分。而这些确实是批评家应当注意的存在。郜元宝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乃对批评界的一个警示。而他自己也成了打通鲁迅研究的“内篇”与“外篇”之人。在他那里，从一个历史的大逻辑中思考问题，方能使文化的言说拥有自己的底气。
    显然的是，鲁迅的“内篇”，还有许多陌生的领域需要叩问，如今几代学人在深潜于此，“鲁迅学”的博大不可小视。而“外篇”，可言说的意蕴何其之多，从诗人到小说家，从画家到学者，那主题延伸出许多风景。从“内篇”里不能出来，自然不得先生之趣，而只在“外篇”中却鲜知内理，可能稀薄其间原点的意味。胡风、冯雪峰是试图于内外中自由游走的前辈，他们有魅力的文字多因此而获得深的理趣。此后几十年间而无此类的继承者，批评中的鲁迅遗风久矣不见也。郜元宝是衔接了这样传统的人，身上保持的是五四先驱者的风骨。一方面对于鲁迅精神哲学化的打量与探究，一方面和形形色色的当代作家与文人对话。这期间不仅仅有对于鲁迅遗产的重塑，重要的在于，借着这遗产而激活了当代文学的诸多主题。批评的品质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王尔德说“评论家也是艺术家”，（12）不是夸大之言。重要的批评家有时候甚至比一般的作家更有分量，这已经被无数的事实证明了。
    2017年4月28日于大连
    注释：
    （1）郜元宝：《鲁迅六讲》，第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4）郜元宝：《鲁迅六讲》，第50、69、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郜元宝：《鲁迅六讲》，第1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郜元宝：《鲁迅六讲》，第1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8）郜元宝：《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第388、4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9）郜元宝：《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第33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10）郜元宝：《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第3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郜元宝：《打通鲁迅的内外篇》，《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12）汪培基等译《英国作家论文学》，第2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