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面对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答这一问题，答案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特定的理论是在特定的实践过程中，在观察与研究特定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最主要的价值，则体现在能够返回现实之中，指导人类在特定领域展开的新的实践活动。
    理论的实践品格及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失落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面对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答这一问题，答案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特定的理论是在特定的实践过程中，在观察与研究特定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最主要的价值，则体现在能够返回现实之中，指导人类在特定领域展开新的实践活动。比如说，植物学理论是人们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与研究各种植物的属性与生长规律总结出来的，其主要价值在于指导人类更好地利用植物界的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经济学理论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通过观察与研究各种经济现象总结出来的，其主要价值在于为人类今后的经济活动提供借鉴与指导。理论的这一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特性，可以称为理论的实践品格。
    然而，当你用理论的实践品格去衡量当下的文学理论时，却会发现有太多打着文学研究旗号的理论活动根本不关注具体的文学实践；而且，许多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根本无法回到文学实践之中。更为离奇的是，在有些理论家看来，这种状况对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要建构的，本来就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理论介绍与移植，或者由一种理论衍生出另一种理论，因而根本用不着向文学创作实践开放，它自己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空间，理论自身的完满与自足是评价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
    问题是，当许多文学理论家生产的文学理论既不产生自具体的文学实践，又不试图介入新的文学实践时，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也就必将大打折扣。近年来文学理论在整个文学格局中，以及在整个人文思想格局中，影响力越来越萎缩，不能不说与其实践品格的弱化有很大关系。
    其实，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无关的文学理论研究活动，并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态。不论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还是把文学理论研究当成“思维的体操”，以理论自身的完满与自足为最终目标的研究取向，都是近一二十年才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前者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诉求有关，后者除受西方学术风气影响外，还与中国日渐学院化的文学理论生产体制有关。而这一切，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传统、五四新文学所形成的理论传统，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今天要建立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克服这种轻视理论实践品格的价值取向。
    重视实践品格本来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传统
    在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时，有三个理论传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那就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传统、五四新文学形成的文艺理论传统，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而这三个传统，恰恰都有着十分突出的实践品格。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思考常常体现在具体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品评之中，像钟嵘、严羽、司空徒、金圣叹、毛宗岗等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不仅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情况十分熟悉，而且他们的大多数文学理论主张就隐藏在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品评之中；即使是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这样格局相当宏大、体系相当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阐发自己的观点时，也始终依托于具体的文学史材料展开，并经常穿插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不胜枚举的诗话、词话、文章评点、小说评点，实际上构成了宋明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存在形式，而它们的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指导具体的写作实践。对文学实践的关注，以及介入文学实践的姿态，构成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一大特色。
    就中国新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看，许多时候文学理论家也都是深处鲜活的文学现场从事理论建构的。一方面，他们与许多作家，许多文学社团流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自己时代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新出现的文学思潮、文学组织，以及文学新的发展动向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展有着强烈的介入意愿。这成为他们建构自己文学理论的深厚实践基础与强大思想动力。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茅盾、周作人、胡风等人，都兼有作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多重身份，其自身丰富的创作实践，就可以为他们思考文学理论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另外一些人，如成仿吾、梁实秋、周扬、冯雪峰等人，则都是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鲜明的理论主张代表着特定文学群体的文学立场，对特定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影响力。可以说，理论的强势介入，理论家的深刻影响，对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理论家在新文学历史上也就享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是把关注文学实践、指导文学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诉求。上文提到的鲁迅、茅盾、成仿吾、胡风、周扬、冯雪峰都是20世纪中国十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而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对文学实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成熟于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从其产生的实践根源看，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思想，是根据1940年代初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为纠正当时根据地各种错误的思潮与模糊的认识而生成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所以会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则是因为在这个讲话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了一次大的转型，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为核心的内容，继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最大魅力体现在其实践品格上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与文艺问题有关的重要讲话，既有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立场与方法的继承，也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具体而言，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等观点，更多地体现了在文艺观念上对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方针路线的继承；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及对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等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可以说，从毛泽东提出以“民族形式”为核心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到习近平提出要弘扬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德、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朝着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方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仔细阅读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我们发现，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生成，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都不是由理论到理论的演绎，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艺的现状与问题、中国当代文艺面对的新的历史条件、中国当代文艺新的历史使命的细致观察、准确把握与深刻分析之上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是习近平结合爱国主义的立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借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扬对“去道德化”现象的批判；通过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命题的强调对“去中国化”倾向的批判，都抓住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中的严重失误与突出问题，廓清了文艺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是非，指明了中国文艺今后发展的方向，对中国文艺界而言，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而这一切，都表明了习近平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突出的实践品格。
    可以说，在现实关怀精神与实践品格上，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传统，以及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现实关怀精神与实践品格，使得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在此影响下所出现的深刻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在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其关注文艺现实，以理论介入文艺实践、指导文艺实践的精神实质，是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的。
    在回答新时代文学提出的问题中重塑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需要解决的文学问题，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学问题，是一个时代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机遇。
    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而言，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时，有必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所面对的读者对象、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所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把“人民性”作为自己的根本属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与文学所要承担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一使命之间还有多大的距离，需要做出哪些调整与改变？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受到新的信息传播环境、文化娱乐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的深刻影响，传统的文学形式受到极大的挑战，正面临读者群萎缩，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被日渐边缘化的危险，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怎样应对这一危机，走出面临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发展？在文化自信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觉追求的情况下，当代文学应该怎样充分发掘与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以此去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并“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类似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亟待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做出回答。而围绕这些问题建立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由于直接来源于中国自身当下的文学实践，必然是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时代特色的，必然是中国化的，也必然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因此而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中国文学理论实践品格重塑的过程，通过这一重塑，中国的文学理论将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