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1812－1870）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如果用一个意象来形容赫尔岑，恐怕没有比“警钟”更合适的了。他的充满思想力量的文字，就像洪亮的钟声，越过千万里的空间阻隔，回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回响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他要用尖锐的声音唤醒沉睡的俄罗斯。1857年，他创办了《警钟》。它被大量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他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打破了俄国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革命者的热情，曾“在俄罗斯革命史上起过不平凡的作用”，用列宁的话说，因为这份杂志，“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他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将人从悲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价值和尊严。
    赫尔岑是一个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用实证主义和科学思维宣传社会主义。高尔基说：“赫尔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差不多四十年间不断指出并且评价了形形色色的俄国生活现象。”其实，赫尔岑之所以至今还令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做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他的伦理精神始终是伟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认真体会自己时代的苦恼，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使面对最高的宗教权威和强大的世俗权力，他也毫不畏惧，总是表现出决绝的反对态度。虽然他的有些认知和思想，业已过时，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都落了空，但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的从人格和政治上解放人的追求，以及他表现自己精神和思想的迅雷烈风般的文字，却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 、 身份与境遇：压力下的反抗
    身份与境遇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意识。考察赫尔岑的境遇，可从两个层面着眼：一是家庭生活层面的个人身份和生活境遇，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前者主要是指他的私生子身份，后者是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境况。不被尊重的私生子身份，会使人产生屈辱感和反抗情绪，而类似1825年12月那样的暴力事件，则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公民的社会意识，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认同感。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私生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贵族老爷与家里的女仆生孩子，是件并不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件颇为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过于严苛地进行道德指责，大可不必。1859年7月，托尔斯泰跟女仆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名叫季莫费·巴济金的私生子。屠格涅夫也跟女仆阿芙多季雅，生了个名叫别拉盖雅的私生女。《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多夫的私生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卡拉马佐夫，也有个私生子，名叫斯麦尔佳科夫，是他奸污疯女丽莎生出来的。俄国诗歌“黄金世纪”的“首位先锋”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名叫布宁的乡村贵族和一位被俘的土耳其姑娘的私生子。被视为莱蒙托夫之“先声”的诗人波列扎耶夫，是地主斯特鲁伊斯基的私生子，“这使他成为一个无相称社会地位的人”。赫尔岑最好的朋友奥加辽夫是私生子，而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非婚生子女。赫尔岑则是年届中岁的父亲跟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德国少艾的私生子。他于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
    正像在世界别处一样，在俄罗斯，私生子也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身份。托尔斯泰的私生子，终其一生，不过是父亲家的马厩夫和护林人。尽管屠格涅夫很爱自己的私生女，却无法让她在俄国体面地生活，只得将她送到巴黎，交由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来抚养。赫尔岑的父系属于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赫尔岑的父亲，也爱自己的私生子，但无力对抗严苛的贵族宗法制度，无法让儿子跟父亲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姓——赫尔岑，“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示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
    被歧视的特殊身份，会给私生子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和对家庭与社会的信任感，内心充满耻辱感和自卑感，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和反社会情绪。在《谁之罪？》中，赫尔岑叙写了私生女柳波尼加知道自己身世之后的痛苦：“先是脸色灰白，随后因为害羞过度，脸上发烧了。”著名诗人费特的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一位德国女性，由于他们的境外婚姻在俄国无效，费特“一直被官方视为私生子，直到成人后仍为外国侨民。第一次离家上学时，他才发现这一事实，这对于他是一种残酷的体验，之后他终生均在不懈努力，以获取俄国贵族的权利和父亲的姓氏”。尽管我们很准确地判断私生子这一让赫尔岑“处境有些尴尬”的特殊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但是，他的极端敏感的自尊心，他对压迫的极端形态的反抗，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多多少少，都与他这特殊的身份，与他早年的伤害性记忆，与父亲在家庭里的专制作风——“家里人都怕他，枢密官也不例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849年12月21日，在一篇写于苏黎世的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我们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代呀！……脑袋被搞晕了，胸口憋闷，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都令人感到恐惧，而不了解则更加恐惧，还会有怎样狂暴的事情发生呀。狂怒导致仇恨和鄙视，屈辱压迫着胸口……多想飞奔，想离开……想喘口气，想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消逝。”这种极端形态的情绪宣泄，固然是直接受到“法国革命”失败等现实事件刺激的结果，但也与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境遇不无关系——从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夸张渲染和抒情表达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性格类型与文学风格，也约略测知早年的特殊身份和伤害性记忆对他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以赛亚•伯林也注意到了特殊身份对赫尔岑性格的影响：“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反叛性”的形成，原因复杂，绝非一时一事影响之结果。
    当然，赫尔岑不会让自己像卢梭和缪塞那样，成为在情感上极端自私自利、自艾自怜的人。他的内心充满昂扬的激情和行动的力量。他厌恶那种软弱无力的人，厌恶没有才能和热情的人，对自己时代的“现代人”，也非常失望：“现代人简直令我感到害怕。多么的无动于衷，多么的才智有限呀，多么的缺乏激情和愤怒，思维多么的软弱，身上蓬勃飞扬的激情多么易于冷却，身上的高贵情绪、充沛精力、对自己从事事业的信心，早早就精疲力竭，偃旗息鼓了！”他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识，有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也有成熟的自我超越能力。他积极地克服身份和环境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他说：“人的受制于环境，受制于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的意识和道德独立性，可以帮助自己极大地摆脱环境的束缚和限制：“道德的独立性与环境的关系呈反比：意识越深入，独立性就越强；意识越少，与环境的关系就越紧密，环境就越多地吞噬个性。”他还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了个人对环境的超越：“要对环境做出应答而创造我们的行为，这一切却取决于我们自己。”虽然在情感表达上，赫尔岑有时也难免会悲从中来，不经意间表现出潜存于内心深处的“伤害性记忆”，但他最终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格和思想，提升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
    除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心理成长”，还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赫尔岑的政治热情几乎与生俱来，从少年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内心燃烧着高尚的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热情。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他就确定了为人类服务的理想。1827年的夏天，十五岁那年，他与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登上了莫斯科的麻雀山。夏日的草木，一片葱茏，山脚下的莫斯科河，则向着东南，静静地流去。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他们意与境会，情满于山，发誓要为人类的崇高事业服务：“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他要做墨罗斯和威廉·退尔那样的英雄。他关心的是“崇高的全人类利益”，要为“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然而，俄罗斯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他的道德精神注定要与现实发生冲突，尤其要与权力发生碰撞。他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批判者和反抗者。
    1825年，无论对赫尔岑个人，还是对整个俄罗斯来讲，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俄罗斯进入了严重的停滞期和混乱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当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崩溃了。生活失去了方向，善恶失去了界限，是非失去了标准。真理让位给利益，尊严让位给奴性，精英让位给市侩。
    一切都乱了。
    一切都在瓦解过程中。
    俄国的历史进入了漫长的“极夜”时期。
    那么，1825年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严重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1825年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政府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政府的血腥暴力造成了普遍的恐怖。恐怖强化专制，专制导致堕落——既导致普通公民的堕落，也导致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堕落。人们的基本自由被剥夺了。处处形格势禁，人人噤若寒蝉。几乎所有人都陷入压抑情绪和绝望状态：“我国人永远都是压抑的、心事重重的、不敢出头露面的。自由言论在我国永远都是被当作是肆无忌惮、特立独行，被当作是造反和谋叛，人消融在国家里，消融在村社中。”血案发生之后，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紧张关系，严重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它以人民的恩主自居，态度傲慢地蔑视人民。于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异常的情形：“在我国，奴役制度和教育制度同时增长，国家发展了，巩固了，而个人却未受益；与之相反，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庭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政权当局的怙恶不悛由于受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常常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甚至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地步。”关于1825年之后的俄国政治颓圮和社会矛盾，赫尔岑的洞察和判断，无疑是极为准确和深刻的，表现出一个思想家非凡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他的判断不仅具有个案意义上的正确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在所有发生过同样灾难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赫尔岑所描述的“个人/国家”关系的异化和颠倒。
    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广场
    对赫尔岑来讲，“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可以视之为他的人格淬火仪式。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完成了政治人格的成长过程，成了沙皇及其制度的终生的反对者和反抗者，成了高尔基所说的“一种为欧洲所不能了解的人物”。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在赫尔岑的记忆里“形成了一种圣像画上金色的底子”，也点燃了他内心的愤怒，“我发誓要为了他们（十二月党人——引者注）的毁灭报仇”。极端的愤怒和绝望，引发了极端的对抗激情和否定冲动。一切都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只有绝对的破坏和毁灭，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为了未来，完全可以牺牲过去甚至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处死它（指过去——引者注），迫害它，无论它穿什么衣服都能把它认出来，然后为了未来之故把它奉为牺牲品。而当我们为了人类的思维把理念和信念中的它加以剿杀时，它实际上是在欢庆胜利。”极度的愤怒和不满，使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激进主义的复仇者。这样的激进主义思想，如果针对的是具体的对象，那还可具体分析，如果针对的是普遍的对象和问题，那么，就不仅缺乏起码的理性意识，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极端性质的虚无主义情绪。
    失望的情绪让赫尔岑陷入绝望状态。1825年起义的失败，让他对俄罗斯彻底失望，1848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则让他对欧洲失去信心和希望。绝望者的希望之光，通常要在毁灭的废墟上再次升起。再次燃烧起来的希望很容易使人成为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一旦发展到极端，往往会激发出毁灭性的破坏冲动。于是，在《雷雨之后》中，赫尔岑这样写道：“巴黎老了——少年时代的理想于它已不相宜，要想复活就必须来一场激烈的震荡，就必须来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就必须来一个9月的日子。”他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要么今天就来，要么永远别来；即便新的没来，旧的也先要毁灭；即使流血，也无所谓：“……从这样的血中会得出什么？——谁知道呢。但不管怎样，这一切早就够了，在这种达到白热化了的疯狂、复仇、分歧和报复中，这个使新人感到压抑，妨碍其生活，妨碍其创造未来的世界正在死去，而这是件好事，因此，混沌和毁灭万岁！死亡万岁！未来万岁。”这是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革命家身上常见的激进情绪。它把反抗本身当成了目标，有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倾向。它是缺乏耐心的反抗冲动。它为未来的灾难性的乌托邦实验打开了通道。它本来要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但却将他们引入了充满歇斯底里的迷狂状态。
    在写于1848年10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人类不会走一条狭窄而又肮脏的小道的——他需要一条康庄大道。为了清理这样一条大道，人类是什么都不会吝惜的。”这显然是一种极端性质的政治浪漫主义。它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情绪化的，甚至带有原始宗教的情绪色彩——通过对灾难和毁灭的想象和叙述，来达到感召和说服的目的。
    赫尔岑的反抗，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但也表现着一个受伤害者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态度。来自个人身份和社会境遇的屈辱和愤怒，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感和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写作和政论写作的调性和风格，赋予他的文字以极端主义的性质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二 、反基督的逻辑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首先是一个宗教现象。甚至，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品，例如《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生存与命运》和《断头台》，也都渗透着复杂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因此，无论考察哪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都离不开宗教这个话题，就像我们无法离开泥土讨论万物的生长一样。
    除了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契诃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作家和批评家，十九世纪的大多数俄罗斯作家都信奉基督。如果说，契诃夫只是一个温和的非宗教作家，那么，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激烈的非宗教作家。赫尔岑属于少见的公开表达“反基督”思想的非宗教作家。
    赫尔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早先受家庭影响，也曾熟读福音书。然而，后来，他却自称是“新俄罗斯的子弟”，“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在他看来，世俗的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纯然是消极的，它“把国家神化”，虽然能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独立的公民”。由于君主制是一种庸俗性质的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信仰形态的专制，所以，对它们都要否定，“只要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政治的，应予批判和否定的一切一天不变成人性和朴实的，这个世界就一天不会自由。”他随身带着普鲁塔克和席勒的著作，而不是《圣经》；他更相信黑格尔的哲学，而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义。他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他不仅成了沙皇的反对者和敌人，还成了蔑视基督的无神论者。
    那么，他为什么如此尖锐地批评宗教，如此绝对地否定宗教呢？难道他不知道宗教是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信仰基础，也是俄罗斯作家进行精神创造的力量之源？
    一切宗教都是抑恶扬善的道德规约体系。它要求虔诚地信奉和服从，要求人为了善的目的而抑制自己的贪婪、傲慢和仇恨等内心冲动，甚至要求人们为了信仰而让渡自己的个性和自由。然而，对赫尔岑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讲，一切无条件的服从和让渡，都意味着奴役和侮辱。在他看来，对任何力量的屈从，都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而宗教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对服从的强求，则最终会使人成为驯服的奴隶：
    个人服从社会，服从人民，服从人类和理念——这是人类供奉牺牲品的继续，宰杀羔羊是为了平息神祇的火气，为了有罪者而把无辜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宗教都把道德建立在服从和恭顺之上，亦即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奴从之上，因此它们才永远都比政治制度更加有害。哪里有暴力，哪里就有意志的放任和放荡。服从和恭顺意味着与之一起把个人全部特性提升到普遍、无个性领域，提升到与其本人脱离而独立的领域。基督教是一种矛盾宗教，他一方面承认个人的无限尊严，就好像为了在赎罪之前，在教会面前，在天国之父面前，能更加庄严肃穆地将其杀死而已。它的观点业已渗进了风习中，凝结成为一个完整的道德奴役体系，凝结成一种完整而又被歪曲了的、对自己极其完全彻底的辩证法。
    赫尔岑拒绝一切形式的服从，尤其拒绝对宗教的服从。他用常识和逻辑来批判宗教的情感态度和伦理原则。对帕斯卡尔来说，“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对赫尔岑来说，恰恰相反，宗教也要用理性的尺度来考察和评价，因为，“真理的法官并不是心，而是理性”。他否定宗教的逻辑，与尼采是一样的，那就是从宗教对人的道德束缚方面立论。他们都对宗教的信条和戒律，持毫不宽假的拒绝态度，只不过，尼采是通过激烈的诋毁来反对，而赫尔岑则通过严肃的辩论来反对；尼采反对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了替“超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和空间，而赫尔岑反对的目的，则是为了捍卫“个性”和“个人”的自由，甚至为了保护人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就像他在《把所有东西带在身上》中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人是利己的，因为他们是活人；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具有鲜明个性意识的自我呢？剥夺人的这样一种意识就意味着放任他，意味着把一个人搞得淡而无味，平平淡淡，毫无性格。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因此我们才会追求独立性，诸事顺遂，我国法律的认可，因为我们渴望爱情，寻求工作……
    一个世纪以前，个人主义的宣传把人们从天主教毒害下陷入其中的沉甸甸的梦中唤醒了。这类宣传号召人们走向自由，一如和解把人们引向恭顺一般。利己主义者伏尔泰的著作更多的是为了解放的目的而写的，而不像充满爱心的卢梭是为了博爱而写的。
    道德说教者谈论利己主义就像谈论一种不良习惯，却从来不问一句，一个人一旦丧失了个性意识，还算不算人……
    从宗教情感和宗教伦理的角度来看，爱自己的邻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是一个绝对命令，而非一个逻辑问题；从赫尔岑的理性角度来看，要求人们“爱自己的敌人”，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就会陷入一个严重的悖论——“既然敌人那么可爱，那我们为什么又要仇视他们呢？”赫尔岑倾向于按照事理逻辑，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来理解人的情感和道德，于是，在他的眼里，“利己主义”就像“社会性”一样，既不善，也不恶，只不过是“人生活的基本状态”罢了。事实上，他的最终结论，否定了他的最初判断，因为，在他的语境和逻辑体系里，“利己主义”显然“善”的，是一种积极的道德力量和社会力量：“没有它就不会有历史有发展”；“消灭人身上的利己主义，人就会变成一个恭顺的狒狒”。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可以与绝对的利他主义相调和的道德主张，只不过，绝对的反宗教情绪，使他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宗教之间的通道堵死了。
    赫尔岑虽然反对宗教，提倡个性，但并不否定社会性，甚至反对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个性”是好的，但“个人主义”是坏的：“个人主义憎恶普遍的东西，它使人脱离人类，要把他放在特殊地位上；对于他来说，除了自己的个性，一切一切都是无关的。它到处带着恶毒的气氛，弄得光明不被歪曲就无法穿过它。”他也并不反对博爱，只是反对将博爱转化为一种禁欲主义性质的强制和义务，反对它将人降低为教条和制度的奴隶。在异化的情形下，宗教就是一种奴隶宗教：“奴隶宗教的最后一种形式是在社会和人二者的分裂和虚拟的仇恨下形成的。”人完全有能力超越这样的宗教，创造自己的道德，把“利己主义”与“兄弟之爱”，“把人生活中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因素自由而又和谐地结合起来”。照此逻辑来看，赫尔岑的“利己主义”似乎完全可以与那些健全的宗教和解。
    辩证地来看，赫尔岑的宗教意识，固然是理性和批判的，但也是简单化甚至是傲慢的。在另外一种阐释中，宗教是一种包含着理性而又超越了理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它坚信“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都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它有自己的逻辑和现实性，甚至有自己特殊的超越数理逻辑的数学原理——“要知道，唯有在数学中，一加一才等于二，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也可以等于三和零”。宗教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超验性和彼岸性。它要求人们低调地认知自己，谦卑地让渡自己，甚至，在高尚的意义上牺牲自己。真正伟大的宗教包容一切人，因此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种绝对格格不入的关系，毋宁说，它是一种融合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更高形态的信仰体系和人生哲学。
    然而，赫尔岑完全忽略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伦理所提供的启示：如果没有上帝这个镜像，人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和有限性，就难以克制自己身上的傲慢的自大狂倾向；如果没有上帝，人就可能失去对审判和惩罚的畏惧，就会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最终变成一个冷血的、无耻的、自大的利己主义者。同样，如果没有宗教精神，那么，俄罗斯文学绝对不会在对人性的表现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三 、新的信仰与价值观
    就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来看，赫尔岑显然是一个利他主义者，而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心始终是热的。他的内心充满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充满了积极行动的道德勇气：“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感到脸红，我们像一些缺乏灵魂的演说家，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是冷的，只有墨水是热的。”他批评那些胆怯的自私的人，批评那些明哲保身的“大多数”：“暴力、谎言、凶猛、自私自利的奴颜婢膝、目光短浅、才智有限，以及丧失任何人类尊严感，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规则。过去所有勇敢的故事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腐烂的世界本身也不相信自己，因而它也在绝望地保护着自己……”这样的情感和思想、愤怒和不满，证明赫尔岑是一个有原则和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敢于为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而呐喊和行动的人。
    赫尔岑虽然反基督，但他的身上，却没有“反基督者”尼采式的傲慢，也没有极端宗教主义者梅列日可夫斯基式的狭隘。他甚至比信仰基督的梅列日可夫斯基更像一个基督徒。他质疑和批判宗教，但是，他的精神深处，却有着接近宗教的东西——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对弱者的同情，对世界和人类的祝福。他弃旧图新，“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据了我的心灵”。这个新的宗教，从政治上讲，就是坚决反对沙皇，公开地欢迎革命，信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哲学上讲，就是选择真理，信奉科学和唯物主义。
    他是一个对底层人和不幸者怀有同情态度的人。别林斯基就认为赫尔岑是“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就是这种人道的感情构成所谓伊斯康德（即赫尔岑，引者注）作品的精神，他就是这种精神的启示者和辩护人”赫尔岑也自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1865年，在给奥加辽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人道主义……是我性格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一切非人道主义的东西比犯罪行为更令我气愤。有人偷了我的钱包，我抱怨一阵就完了，但若当着我的面严刑拷打小偷，我会为他难过死的。”这是多么仁慈的态度！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所以，完全可以说，赫尔岑与宗教的冲突，主要是理念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就情感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唉！他简直就是一个反基督的基督信徒。
    赫尔岑为自己建构了新的政治信仰。这就是流行于整个十九世纪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信仰。赫尔岑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是法国的圣西门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既看不到“无产阶级的益处”，也看不见“无产阶级的美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说：“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而他的无神论则是将个人当作绝对中心的无神论。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所有社会成员的绝对平等和绝对自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的地位和价值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和利益高于一切。他将个人自由，当作其他自由的前提：“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离开个人，任何神圣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反对用宗教教条和社会手段来压抑人的个性，剥夺个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提高到了世界主义的高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主义问题。这是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处理不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都存在封闭而自大的沙文主义倾向。然而，赫尔岑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身上没有斯拉夫主义者身上惯见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单就这一点讲，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列日可夫斯基就高出一大截——后二人身上，都有傲慢自大的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别尔嘉耶夫就曾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于把自己与俄罗斯政权的挑衅性联接在一起了”。
    赫尔岑对民族性的看法，显示着一种开放的现代意识。在他的意识里，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消极的现象：“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家世门第的自我吹嘘。”在民族性和爱国主义问题上，沙皇尼古拉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这样的“民族性”和“爱国主义”不过是“某种皮鞭和警棍”罢了。与沙皇的保守和狭隘比起来，赫尔岑的民族意识无疑更具有现代性，更有利于俄罗斯的文明进步。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赫尔岑从国家生活的角度，批评“民族性”，否定它的正当性，但却从文学的角度肯定“民族性”，肯定它的真实性和必然性。这种既否定又肯定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前一种“民族性”是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后一种则是民族的气质和性格的自然而真实的表现：“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们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
    如果说，世界主义通常是开放的，具有很强的未来意识和包容意识，那么，极端形态的民族主义则必然是狭隘的，也必然是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在赫尔岑看来，复古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他对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和创造能力，都持批评态度。这个民族有“敏于感受”的天性，有“女性气质”，甚至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但是缺乏独立性和首创精神。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依赖性：“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斯拉夫民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对十九世纪的像赫尔岑这样的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来讲，世界主义就是西方主义。俄罗斯必须怀着敬意向西方学习，必须低首下心走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引者注），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而且，俄罗斯必须在“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中间作选择。事实上，俄罗斯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因为，“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
    然而，赫尔岑自己时代的俄罗斯政府，却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认知，不仅如此，它简直就是故意地倒行逆施，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彼得堡政府还是那么粗暴，那么野蛮，它爱好的只是专制，它希望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怖，它要求每个人在它面前发抖，总之，它向往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的戏剧化效果。对于彼得堡的沙皇们来说，理想的社会秩序便是鸦雀无声的候见室和军营。”虽然赫尔岑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前途的想象，有着明显的时代色彩，显示着对人类进步的阶段性目标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的精神和理想是伟大的，而他的思想和认识则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四 、平庸性与浪漫主义
    平庸性是异化生活的基本性质，也是畸形文学的普遍情状。平庸意味着停滞和僵化，是一种向下的消沉的生活状态，是缺乏生活热情和创造活力的表现。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为了克服平庸性而诞生的。
    然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多有令人不满的庸俗现象。赫尔岑就对自己时代的文学非常失望：“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界有许多可笑的、荒唐的、畸形的现象，——我们从来不曾触动这些方面。”庸俗性就是市侩性。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森科夫斯基和他的《读书文库》杂志的市侩习气。他还从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里看见了“市侩精神”：“艺术会在市侩精神中枯萎，好像绿叶在氯气中枯萎一样。”他的批评是具体和及物的，而不是大而无当、言不及义的：“市侩，例如莫尔恰林有两种才能，这两种才能就是：‘中庸和中规中矩’。中产阶级的生活充满小缺点和小优点；这种生活是谨慎的，常常是贫乏的，避开极端、避开过头。……艺术，它主要是美的均衡适度，它不能忍受市侩生活中这种鼠目寸光、平庸自满的尺度，这种生活在艺术看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污点——这就是平庸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批评家中，有几个人敢像赫尔岑这样，坦率而尖锐地批评自己时代的“莫尔恰林”。
    所谓“平庸性”，既是指政治和伦理上的平庸，也是指人格和美学上的平庸。平庸的文学缺乏伟大文学的勇气、锋芒和力量，而平庸的作家则缺乏伟大作家身上那种坚定的信念、尖锐的批判精神和巨大的力量感。例如，森科夫斯基所缺乏的，就是“那种永远使得一个通过眼泪和笑而体现的所谓爱情与愤慨感到不安的东西。他欠缺的是，可以成为他终生事业、把一切都押上去的纸牌，——成为他的热情、痛苦的那种信念。在从这种信念出发的言论里就包含了富有魅力的恶魔精神的成分，发言的人就在这种精神下写作，因此他的言论使人不安、使人惊惶、使人觉醒……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威力，有时还能推动着整整一代人前进……”在赫尔岑的文学意识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任何讨好资产阶级的文学，都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而只能是平庸的文学。他对资产阶级没有好感，甚至充满敌意。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值得通过文学来表现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又恶毒、又尖刻、又伶俐”；“资产阶级没有伟大的过去，也没有什么将来。它作为一种否定，一种过渡，一种对立物，坚持自己那一套，在刹那间是好的。……资产阶级是显赫的贵族和粗鲁的市民的继承人，在它本身结合了它们双方的最突出的缺点，却失去了他们的优点。他们好像显贵一样富足，可是却像小铺老板一样吝啬。”他对法国的资产阶级作家斯克里布进行了尖锐的近乎詈骂的批评和嘲讽，称他是“资产阶级的廷臣，马屁精，传道师，丑角，教师，弄臣和诗人”。虽然，他的阶级论文学观，体现着十九世纪特有的一种情绪和偏见，但是，如果剔除“阶级”这个符号，具体到特定的个体和群体来看，他的批评就是深刻而有效的。
    赫尔岑有着发达的智力、成熟的科学意识和强烈的求真热情。客观性和真理性是他在一般的认知性活动中追求的目标，而朴素和真诚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追求的境界。他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坏习惯——“审美上的装腔作势”。他通过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抨击，来为现实主义辩护，为现实主义争取发展空间。他分析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基础：“天性中理智多于情感的人们，按照精神的内部构成来讲乃是古典主义者；正如好冥想的、柔弱的，忧抑的、懒于思索的人们，多不是古典主义者而是浪漫主义者。”同时，他也将这两种类型和风格的艺术看作历史范畴，是随着一定的历史条件而生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属于两个伟大的过去时代，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它们复活，它们是做为在当今世界已无栖身之所的死者的幽灵而残存下来的。古典主义是属于古代世界的，这正像浪漫主义是属于中世纪一样。”
    那么，艺术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赫尔岑所说的“华而不实”。
    它做作，夸张，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和真实性：“浪漫主义诗篇把骑士服装当作必要条件，他们的诗篇中没有一篇不流血，没有一篇没有天真的侍童和富于幻想的伯爵夫人，没有一篇没有骷髅和尸体，没有谵语和狂喜。”它是天主教的附属品：“浪漫主义的基础是唯灵论和超验性。对于它来讲，精神和物质不是处于和谐的发展中，而是处于争斗之中，处于不协调之中。自然是虚妄，不真实的，一切自然的事物都被否定了。”1843年，在《谈谈一个戏剧》中，赫尔岑这样概括了浪漫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点：“浪漫主义观点，就是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把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了。在浪漫主义的观点中，那种内在的东西给放到了远方，精神上充满了肉欲，肉欲受到了鼓舞。”总之，浪漫主义属于纯粹唯心主义的精神现象，缺乏对物质世界的客观感受和真实表现，也未能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建构起真实而和谐的关系。
    其实，关于浪漫主义，赫尔岑的理解和界定，并不全面和客观。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多样性，也忽略了伟大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价值。他所否定的那种浪漫主义，应该被准确地命名为“伪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虚假而做作的文学现象。但是，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充满诗意的真浪漫主义。它是真诚的，活泼的，是从人们的情感世界和想象中自然地生发和表现出来的。因为是美的、令人喜爱的，所以，它就具有超越了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事实上，赫尔岑之所以急切而彻底地否定浪漫主义，就是为了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赫尔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精神现象和文学风格。它属于那种尊重自然，尊重生活，尊重事实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样式：“它爱好并尊崇自然，它与自然相处得颇为协调，它认为生存就是无上的幸福；对它来讲宇宙就是真实，超乎真实范围以外的，它任什么也没看见”。“希腊—罗马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在赫尔岑的意识里，“自然”主要是指社会生活，因而，所有范畴的真正的现实主义，都是尊重并忠实于生活的，都要努力与生活保持一种积极的真实关系，而不是消极的虚假关系。只有克服了浪漫主义的消极影响和虚假的性质，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认识和表现，才有可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有魅力的。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虽然从浪漫主义时代过来，但却成功地摆脱了浪漫主义：“他结束了艺术的浪漫主义时代，而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他天才地揭示出人的内心生活的全部深度，全部内容、全部情欲和全部无限性。对于生活的难以触及的奥秘的大胆探求，以及对他的揭露，这些并没有形成浪漫主义，而是超越了它。”事实上，莎士比亚超越了那种糟糕的浪漫主义，创造了诗意、迷人的浪漫主义。而且，像他的现实主义一样，他的浪漫主义也与生活、与世界维持着一种积极的真实的关系。
    现实主义有助于文学实现反抗现实的目的，而浪漫主义则有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引开。这是赫尔岑之所以极力肯定现实主义和极力否定浪漫主义的根本原因。然而，很多时候，这两种“主义”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和共生的关系。更何况，浪漫主义同样也可以承担并完成“反抗”现实的任务。米尔斯基在评价赫尔岑的时候，这样说道：“在俄国，赫尔岑是宣传十九世纪欧洲实证主义世界观和科学世界观的先锋，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锋。然而，他却深深地植根于浪漫主义和贵族化的往昔，他的观念虽然就内容而言是唯物的、科学的，然而其调性和风格却始终是浪漫主义的。”这说明，即便在赫尔岑的写作中，浪漫主义依然是一种“调性和风格”。他自己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谈到了自己的在文学上的接近浪漫主义的特点：“我一定要在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我的内心生活的个别部分。就让它们汇集在一起不过是我的象形文字式的传记，大家都不理解它，但有人总会理解的。”像卢那察尔斯基这样的更加激进的革命者和“唯阶级论者”，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他，公正地评价他。他不信任赫尔岑，也不喜欢他的浪漫主义，因为，赫尔岑“毕竟是个地主”；“……他要表现和修饰自己，他有一条异常鲜艳华丽的孔雀尾巴，他喜欢展开来迷惑读者”。我们没有理由赞同这种刻薄的充满阶级偏见的评价，因为，赫尔岑的诗性而热情的浪漫主义，不仅不使人讨厌，反而很令人喜爱。
    对一个希望用真理说服人、用激情点燃人的启蒙者来讲，充满热情和活力的浪漫主义，无疑是一种有用的修辞方式和风格样态。因为，人们既需要一面镜子，也需要一盏灯，因为，在寒冷的暗夜里，可以带来光明的灯火，实在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吹灭浪漫主义的神灯呢？
    五 、反抗的现实主义
    考察赫尔岑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理念，有两个重要的切入点：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反讽；前者关联着文学精神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即文学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关注和叙写自己时代的现实，后者关联着写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即探讨文学要以什么样的调性（tone）和风格（style）来叙述和描写现实。
    反对和抗议是赫尔岑面对生活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姿态。
    他反对现实，反对沙皇俄国，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现象。
    他的现实主义，可以名之为“反抗的现实主义”。
    1983年，匈牙利的著名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他的著名的《天鹅绒监狱》中说：“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艺术才被看作反权威的代名词。也只是从那时起，艺术开始被公认为个体意识抗争质疑世界秩序的象征。”不知道，在他的判断和表述里，是否包含着对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认知，但他所说的情形，却与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若合符节。赫尔岑的“艺术”，就属于“反权威”的典型文本。
    然而，在赫尔岑看来，他的“抗争”和“质疑”并不是“自我作古”，而是对一种传统的继承。因为，反抗和抗议，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传统，还是它的力量之源：“抗议从民歌和传说发展为小说和戏剧。在戏剧中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冤屈的爱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获得了自己的讲坛，公开的法庭。它们的申诉震动了千万颗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愤怒的眼泪和呐喊。池座和包厢中的陪审员们一再对这些人作出了无罪的裁决，有罪的只是制度。”只不过，较之过去的传统，赫尔岑的反抗，具有革命的精神，因而显得更加猛烈和彻底——他所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
    政治是赫尔岑审视一个作家的重要角度，也是他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他所热爱的作家，几乎都是充满正义感和政治热情的作家。他总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中来评价作家，来考察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最心爱的作家是席勒，因为，“他剧中的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做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皮萨列夫将“政治上的诚实”当作一种“高度的诚实”和“伟大的诚实”，社会在培养起这种诚实之后，就要求它的优秀分子、尤其是诗人和作家——“那些倚靠自己的才智取得语言或笔墨去促进社会信仰的发展权利的人，具有这种政治诚实感”。赫尔岑在政治上的“伟大的诚实”，早早就在自我意识中形成了，而且，像别林斯基等人一样，达到了十九世纪4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最高水平。
    对赫尔岑来讲，政治就是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关系着每一个当代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感受。几乎每一个社会人的苦恼，都关联着一定的政治问题。所以，文学尤其要关注和表现当代生活，或者，像他在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尤其要“强烈地去体会当代生活的苦恼和问题”。文学与政治的真正的关系，简直就像血肉一样凝结在一起，因而，一切健全意义上的文学，都是政治的文学，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觉得文学和政治生活同样是不可分的。公民生活动态就是具体化的文学，反过来，作为人民之声的文学，则是人民生活方式的表现。”文学可以在政治失效的地方发挥作用。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政治情绪的表达上，对政治缺失的批评上：“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对赫尔岑来讲，文学就是表达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直接而有效的工具。
    现实感和时代性就是政治在文学的具体体现。一切成熟的文学都勇敢地面对自己时代的现实，尖锐地表现自己时代人们的情绪和愿望。它密切观察自己的时代，积极地建构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不能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只有平庸的人才会给人以独立于时代精神之外的权利”；“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体会他当代的悲哀和问题，那么在他的笔下，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的表现。”优秀的文学还要敢于对生活提供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不，赫尔岑的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要敢于对生活行使法庭的权力：“剧院，这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最高法院。有人曾经说，舞台，这是诗的议席。”文学和艺术要在道德和哲学的意义上，对生活进行批判和审判，要为人们提供巨大的政治支持和道义力量。
    否定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姿态。即便是肯定，也要经由深刻的否定意识才能最终实现。伟大的文学都有一种怀疑的意识和否定的激情。文学的力量和价值通常就来自于对生活和人性的批判，来自于对丑陋的人性和残缺的生活的嘲笑和讽刺。赫尔岑高度评价那些富有批评精神和否定意识的文学。他在《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揭示了俄罗斯精神的这样一个特征——“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同时，他还在几个伟大的英国作家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品质——“真诚与否定的才能”。他赞扬英国文学说：“英国文学在揭露岛国内部生活的可悲状况方面，它的勇气要比法国文学大得不能相比。”文学考验着作家的勇气，而勇气则影响着文学深刻性和力量感，决定着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境界。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情，并不总是沉郁和凝重的。它还有一种表情，那就是笑。笑，准确地说，嘲笑，既是一种美学气质，也是一种伦理精神。它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也显示着尊严和勇气。卑微的人没资格笑，胆怯的人没勇气笑，愚蠢的人则不理解笑。精神虚弱的人既害怕自己被嘲笑，也不敢去嘲笑应该被嘲笑的人。所以，赫尔岑才说：“笑是一种测量，那些害怕吊在自己的天平上来衡量的人，是害怕这一点的。”相反，有力量和自信心的人，是不怕笑的，甚至勇于自嘲的：“凡是坦白地承认自己有弱点和毛病的人，他就感觉到这些弱点和毛病并不构成他的本质，它们还没有完全把他吞没，他还有力量避免并对抗堕落，他还能赎偿过去……”笑包含着美学和道德上的否定倾向和批判意味，所以，赫尔岑视之为一种“坚强有力的武器”，可以“拿来反对一切虽然已经过时、可还是盘踞在上帝才知道什么之上负隅顽抗、阻止新生活的成长、吓唬弱者的事物”。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他对果戈理的《死魂灵》大加赞赏。这是一部完美地体现了讽刺文学的笑的力量的伟大作品。他在1842年的日记中这样评价《死魂灵》：“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这是对当代俄国一种痛苦的、但却不是绝望的责备。”他从这部作品的令人发笑的表象下，看到了深刻的悲剧性：“《死魂灵》，这是一部充满痛苦的史诗。《死魂灵》——题目本身就包含有令人恐怖的东西。”这说明，伟大的讽刺作品，不仅是喜剧和幽默的，而且本质上就是悲剧作品。果戈理的伟大的讽刺作品，既是笑和嘲弄，也是泪和同情。
    完美的事物是不允许反讽和嘲笑的。讽刺的笑总是指向残缺、丑陋和病态。它意味着对生活的病理学反应，意味着对病象的观察和诊断。在中篇小说《克鲁博夫医生》中，赫尔岑借人物之口说，表达了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人类生活本质上是一个病理现象：“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关于世代相传、从不间断的疯狂症及其逐渐被治愈的系统叙述……请你随便打开哪一本历史书，到处都会使你大吃一惊的是，支配着一切的不是真正的利益，而是虚假的、幻想的利益；……在古代世界中，目之所及，到处都是疯狂，几乎跟现代一样显著。”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赫尔岑一再提醒人们，“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历史，须要从疯狂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物，从荒诞性和缺乏必要性的角度来看各种事件”。事实上，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都是病理学意义上的文学，总是致力于发现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正像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中所说的那样：“揭开社会的病理，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性质。这种对既存事物秩序的新的否定，不管皇帝的意志，已经从觉醒了的意识深处迸发出来了，——这是每一个青年人恐怖的叫喊，他们害怕人家把他们跟这些败类混在一起。”他肯定果戈理找对了病理解剖的对象，集中注意“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果戈理的喜剧《巡按》（即《钦差大臣》——引者注），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这是俄国可怕的忏悔”。他在写于1851年的《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中，揭示了病理解剖学写作的意义：
    俄国长篇小说特别集中在病理解剖学方面；在俄国小说中常常揭露，有一种经久不息，没有怜悯，桀骜不驯的邪恶正在咬着我们的心。这里听不到曾向浮士德宣布宽恕年轻无知之罪的天庭的声音，——这里飘荡着的只有怀疑与诅咒的声音。但是，假使俄国还有救的话，它只有通过对我们的处境这种深刻的认识，通过它从而在大家面前暴露这种处境的那些真情实事才能得救。
    显然，只有通过这种冷峻的、怀疑的、诅咒的小说写作，文学才能为人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深刻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暴露”使社会成熟起来，健康起来，并最终“获救”。即便是像普希金的那样的作家，身上虽有一种“希腊诗人的泛神论的、享乐主义的气质”，可是，“每当他深入思索，在灵魂深处，就会产生拜伦式痛苦的沉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嘲笑”。也就是说，如果只有青春的欢乐和对生活的赞美，而没有对生活的关切和批判，没有“辛辣的嘲笑”，没有“理解有文化人的一切痛苦”，那么，普希金也许仍然是伟大的，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伟大和令人敬仰。普希金如此，别的作家也概莫能外。
    法国十九世纪的政论家勒鲁说：“从最高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诗人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从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向我们揭示人类的痛苦，而可以称为思想家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探索着能够减轻并治好这些病痛的方法。”赫尔岑显然属于符合这种“最高观点”的人——他既是揭示病痛的诗人，又是探索疗治方法的思想家；他是两者最完美的结合，是一个思想家诗人，或者说，是一个诗人思想家。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
    六 、文学上的精神气质与基本评价
    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男性作家，都是具有双重气质的作家，也就是说，既要有男性气质，又要有女性气质。所谓男性气质，是指一种精神气概，一种刚性之美；所谓女性气质，是指一种情感态度，一种柔性之美。“无情未必真豪杰”，没有柔情和女性气质，一个男性作家注定不是一个精神健康、情感丰富的好作家。看看《史记》里有多少慈母般的“不忍之心”，看看杜甫的诗里有多少温情的泪水。
    温柔多爱，始成文学。女性气质是人类文学的重要气质，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主宰性气质。在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身上，总是表现出女性般的温柔和细腻，表现出对生活的充满诗意的热爱或感伤。俄罗斯文学的很大一部分魅力，就像《牡丹亭》和《红楼梦》一样，来自它的美好的女性气质，来自女性才有的温柔和妩媚。
    赫尔岑是男性气质的作家，也是女性气质的作家，尽管后者所占的比例不如前者那么大，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有这三分之一和没这三分之一，却是大不一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就属于女性气质太少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气质过度男性化，都属于“单向度”和“硬美学”性质的，显得有些简单、粗陋和僵硬，甚至显得有些装腔作势，令人生厌。比较起来，赫尔岑的文学气质，就更成熟一些，更复杂一些，更具有美学的魅力和伦理上的感召力。
    赫尔岑的文学气质，由两个层面构成：在处理自己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叙事内容的时候，他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温柔的女性气质，但在面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政治冲突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刚猛的男性气质——撞击性很强的修辞和语调，仿佛浩荡的流水，仿佛爆燃的烈火，自有一种不可羁縻的力量；敢于挺身而斗的反抗精神，则显示着一种高贵的自由意志和公民精神，提高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俄罗斯作家的道义水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最高统治者尼古拉的厌恶，经常用不留情面的讽刺语言表达对这位沙皇的鄙夷。
    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人的不反抗性格非常不满，尖锐地批评说：“我们俄罗斯人存在着对力量的恐惧，存在着永恒的怀疑，以为所有力量都来自魔鬼。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是不抵抗主义者。……应该具有坚强的精神，不怕生活的恐怖和考验，接受不可避免的和净化的痛苦，与恶作斗争是真正基督教意识的绝对律令。俄罗斯人最需要的是这种性格锻造。俄罗斯的仁慈经常变成俄罗斯的无个性、意志薄弱、被动性、害怕痛苦。这是一种消极的仁慈，总是准备退让和献出整个价值，它不能被认为是一种高质量的东西。存在着积极的仁慈，他一直坚持着价值性。应该呼唤这种仁慈。在生活的痛苦和残酷性面前，需要反对使人软化和柔化的恐怖。”其实，他完全可以拿赫尔岑来做正面的典型和学习的典范。毕竟，在俄罗斯，像他这样的“具有坚强精神”的、“不怕生活的恐怖和考验”的、终其一生都矢志不渝的“抵抗主义者”，并不多见。赫尔岑甚至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具有敢于向生活说“不”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的女奴演员阿尼达，就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宁死也不向公爵的淫威低头。她说：“我不怕他；我就预备死在这间屋子里，绝不向他请求什么。这句话我也一定要实践。”她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就是赫尔岑所赞美的道德和性格。
    赫尔岑是一个具有思想家修养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高尔基甚至认为他是“俄国第一个思想家，在他之前从未有过谁这样多方面地、深刻地观察过俄国生活”；“赫尔岑包含了整个米海依罗夫斯基，赫尔岑提供了民粹派的一切基本前提——在整整五十年前，凡是在俄国社会出现的思想，这个人没有不知道的。……他自成一个领域，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的王国”。然而，更为重要的，他还是俄罗斯第一流的作家和批评家。
    他有第一流的鉴赏力和批评能力。在他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纯粹的心灵活动”，所以，不能像德国的戏剧理论家勒瑟尔批评莎士比亚剧作那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泼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也就是说，具体而鲜活的感受，是文学批评的根本特点；一切丧失了丰富的感性体验的批评，本质上都是反批评的。他熟知俄罗斯文学，也了解世界文学。他准确地分析和揭示了普希金、果戈理等俄罗斯作家的个性和优点。他善于比较，通过与拜伦和莱蒙托夫的比较，说明了普希金的独创性；通过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等众多人物形象的比较，揭示了奥涅金的“俄国人”性格。他发现了果戈理作品里的“愤怒”、“民族性”和“完全独创的才能”。他总是联系时代生活来阐释人物，甚至认为哈姆雷特更容易被那些跟他处于相同时代的读者所理解：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
    赫尔岑的小说写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所写的不是常规形态的小说，而是特殊形态的小说；他的兴趣不在故事和人物，而在问题和主题。在他的小说里，思想比人物更重要，问题比故事更重要。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论战性。他善于在小说中提出问题，并用叙事甚至直接用议论性语言跟自己的时代争论，就此而言，他的小说可以被命名为“政论小说”——“政论语言与艺术语言的结合却始终是赫尔岑全部美学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他用小说来宣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时代生活的批评性意见，而鲜明的个性与热烈的激情，则使他的小说避免了理念化和功利化可能带来的苍白和无趣。对那些回避现实、思想贫乏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赫尔岑的小说经验，无疑具有发蒙启蔽的意义和作用。
    他的小说作品，如《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克鲁博夫医生》和《狂人》，颇受同时代批评家的好评。别林斯基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谁之罪？》这样的小说，“是难得有的”，“但是在《谁之罪》以后，不论你拿出什么作品，只要是不如它的，你都会成为无辜的罪人”。高尔基则从首创性的角度高度评价赫尔岑的小说作品，肯定他创造了很多“第一个”：
    在四十年代，赫尔岑是第一个在他的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大胆地抨击农奴制的人——在他之前，俄国文学描写农民，恰如在《猎人笔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换句话说，仅是未被农奴制压倒的农民；赫尔岑说：“这是不真实的！”
    赫尔岑在他的小说《谁之罪？》中第一次尖锐地提出妇女解放地位问题的人。后来，屠格涅夫、阿夫德叶夫、马科·伏夫错克等等就发展了他这个思想。
    然而，赫尔岑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品，还不是他的小说，而是皇皇三巨册的《往事与随想》。它虽以回忆录为主体形态，但也糅合了戏剧的冲突性、小说的叙事性和诗的抒情性——其中的“创作虚构和历史真实的独特的结合，表现出这位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家的技巧”，有着引人入胜的文学价值和巨大魅力，是足以与《猎人笔记》、《死屋手记》和《家庭纪事》相媲美的杰作，甚至是可以与《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放在同一个单元来考察的文学经典。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没有羞怯，极度真诚”，“用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话语谈论自己”；他记录了自己时代知识界优秀人物——奥加辽夫、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斯坦科维奇、维特贝格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生活，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权力与知识、专制与自由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他所表现出来的叙事能力，并不下于任何一个小说家——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群像，显示着伟大的性质和崇高之美，而他叙述自己的家庭生活的部分，则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内蕴着令人震撼的精神痛苦和悲剧意味，使人读来恍然有进入《安娜·卡列尼娜》和《克莱采奏鸣曲》的感觉。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批评家，赫尔岑都属于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家中的上上人物，是可以与普希金、果戈理、阿克萨柯夫、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相提并论的文学巨擘。同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都高度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托尔斯泰无法接受赫尔岑对宗教的态度，跟他“争论”，“很固执，语言粗犷”，但却将他视为像果戈理一样重要的作家。1893年3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要知道，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俄国作家的作用，那么普希金应占30％，果戈理——20％，屠格涅夫——10％，格里戈罗维奇及其余的作家约占20％，剩下的都要归于赫尔岑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深邃、卓越而敏锐。”在宗教精神和文化立场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站在两个极端点上，可谓格格不入。他的《群魔》和《白痴》简直就是与赫尔岑进行精神交锋的作品。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曾于1862年专程到伦敦与赫尔岑会面，多次友好交谈；1863年，他们又在意大利晤谈。他自称彼此之间“亲密无间，如漆似胶”。他非常爱读赫尔岑的书，尤其喜欢《彼岸书》。但他们——一个基督徒与一个蔑视上帝的人，一个赞美俄罗斯的人与一个否定俄罗斯的人，一个提倡爱和宽恕的人与一个鼓励反抗和革命的人——之间的分歧，终究是无法弥合的。1868年3月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写信给迈科夫说：“真讨厌！我和赫尔岑在街上偶然相遇，我们以客客气气而又怀有敌意的语气略带嘲讽地交谈了十分钟就分手了。”彼此趋舍异路，话不投机，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来看，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赫尔岑是一个绝对的“西欧派”。他不相信上帝，是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是沙皇及其专制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那些被压迫者的朋友。他以批判的眼光看俄罗斯，否定这个国家的一切现存秩序。他渴望彻底意义上的革命，希望通过摧枯拉朽、扫穴犁庭的方式，彻底改变俄罗斯，建设一个全新的自由而平等的文明国家。
    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监禁，被流放，最后在远离俄罗斯的异国他乡，度过了充满痛苦而孤独的岁月，受尽了别人的误解、侮辱和排斥。他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了磨难和悲剧。婚姻的危机，家人的横死，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激情，并未因此而稍减。
    赫尔岑终其一生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者，也是批判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政治激情成就了他的文学写作。他的几乎所有形式的写作都是政治性的。政治性赋予他的作品以巨大的吸引力和意义感。他的“抗议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和超越地域的价值。因为，没有这种巨大的热情和勇敢的精神，就不仅不会产生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而且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庸俗化甚至彻底的堕落。
    2018年2月20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