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始于1938年1月1日，止于1946年7月14日，包括西南联大从创建到复员的全过程，期间郑先生更于1940年初起兼任联大总务长。这部日记不仅是有关西南联大的珍贵史料，也是一部微观的私人抗战史。西南联大解散至今已72年，郑天挺先生逝世也已37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何现在才出版？它是如何保存的？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介绍了有关情况。
    俞国林告诉记者，由于日记毕竟是个人化的一份记录，而且郑天挺先生写日记时并没有打算出版，其中的内容，牵涉的人事关系又多且复杂。再者，70多年过去了，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亦不可能相同。所以，郑先生家属对于公布日记多少还是有些顾虑。当然，其子郑克晟也是历史学家，他深知这部日记对于西南联大及抗战历史的重要性，因此趁着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这一契机，同意将此日记出版。俞国林说，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并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
    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
    郑天挺身为西南联大总务长，不仅是这段历史的观察者、记录者，也是亲历者。比如蒋梦麟1945年辞去北大校长，专职“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事，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蒋梦麟1919年暂代蔡元培掌印北大，1930年正式出任北大校长，迄今为止仍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但他却在1945年6月26日，抗战胜利前夕，突然接受宋子文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消息传来，遭到绝大部分北大教授一致反对，要求其辞去校长。其实，这中间有很深层次的原因，当时教授们的讨论和意见，只是最终的爆发而已。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南开张伯苓长居重庆，事务皆交由他人代理。蒋梦麟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凡遇到与清华争利处，总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顶住压力，选择退让，北大教授对其多有不满。且蒋太太（陶曾穀）的作为亦不满于众人。郑天挺夹在校长与教授们之间，左右为难。
    今天许多人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当年的辉煌，但不知道当时三校之间、北大内部也是摩擦不断，暗流汹涌。抗战后期，北大教授对于当时北大之学风多有不满。傅斯年、杨振声等人亦有“倒蒋举胡”之意。对这一段历史，郑先生在日记中多有记载。
    郑天挺的北大情结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学生自治会代表全体同学赠给郑天挺“北大舵手”锦旗，足可说明郑先生与北大的关系，他本人亦视北大为家，对北大十分留念，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这对他无疑是一件很郁闷的事。
    俞国林认为，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郑天挺调离北大一事。他说，郑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及其国学门研究生，1924年当过北大助教，后来1927年、1928年北洋政府发不出钱，他和很多人一样到南方去，在广州中山大学教过书，后又应浙江民政厅长马叙伦之邀在该厅当过秘书。后又应蒋梦麟之邀任浙江大学秘书、文理学院讲师（校长蒋梦麟转任教育部长，校务由秘书长刘大白负责）。又应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刘大白之邀，当过教育部简任秘书。蒋梦麟1930年辞去教育部长，转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又把郑先生给带过去了，任校长室秘书。郑先生1952年6月2日在一份简历交代材料上写道：“1930年到北大，即未离校，直至今天。”不曾想，9月即被派遣到南开大学去了。
    不过俞国林说，换言之，这次院系调整，将与北大关系如此深厚的郑先生调离，对于后来不可预测的风暴，于郑先生个人甚至这份日记手稿的命运而言，可以用“祸兮福之所倚”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