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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文化生产美学 最早提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转向问题的是佩里·安德森。他曾提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研究上层建筑了”(17)。在佩里·安德森看来，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生理论转向的原因，一是西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二是当代学术气候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政治形势的改变，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陷入低谷，“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18)。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随之发生了转移，“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19)。在被称作“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中，虽然研究的焦点是上层建筑，但真正在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更多地是文化、美学和艺术研究，这种理论形态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更多地融合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在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丹尼斯·德沃金总结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20)雷蒙·威廉斯则直接将文化的整体性范畴嵌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逻辑，坚持以经济基础、文化、上层建筑的三元关系代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21)。 “文化马克思主义”突出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以来的理论变化，也是20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内部形成的重要的理论思潮，其影响至今仍鲜明可见。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憾非常明显，它倚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表意功能，往往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现实实践的把握能力。特纳曾指出：“文化研究为了处理文化问题，以及完成文化研究的批判与政治目标，其所遭遇的理论问题，通常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综合性。”(22)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相遇与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理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局面开始出现。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域中的商品生产与文化资本的凝结机制及展现形式空前复杂，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融合了社会生产与文化经济的要素，从而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文化生产问题再度变得重要，在西方文化研究逐渐显露理论落潮之际，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开始展现新的理论生机与活力，推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 文化生产美学的理论转向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重要的理论发展，主要以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朗西埃的“感知的再分配”理论和奥利维耶·阿苏利、彼特·墨菲、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等人的审美资本主义理论为代表，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文化语境与理论情势而展现出的新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 布尔迪厄的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产转向的重要代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具有文化社会学的广泛意义，而文化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有紧密的关系，二者的紧密结合促使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生产美学的理论意蕴。在其代表性著作《区隔》中，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的文化区隔理论，融合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强调美学研究在摆脱了经济主义之后重新置入文化趣味、文化需要、审美配置与社会属性而产生的新的理论状貌。他认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实证，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23)布尔迪厄考察了当代社会不同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审美偏好，包括他们的社会身份、教育程度、艺术修养及审美偏好，这些考察对象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国营部门管理者、社会医疗服务人员、办公室职员、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在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及文化资本占用与分配的详细考察中，布尔迪厄提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等级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24)布尔迪厄强化了新型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资本、习性与社会生产的复杂关系，不但在一个崭新的理论维度上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概念，而且融入了非常深刻的美学与社会批判精神，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重要的理论典范。 雅克·朗西埃也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他是当代法国“后阿尔都塞学派”的重要人物，相比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和文化区隔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场域对审美、判断力的区隔与支配功能研究，朗西埃更强调社会文化生产语境中感知分配的主体功能及其对个体政治、审美属性的影响。朗西埃提出了一种基于民主、平等、感性、治理等哲学概念的“美学政治学”，在他看来，社会文化生产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化、经济、政治、美学等各个要素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分离的领域，“哲学的独特对象，正是政治、艺术、科学及任何其他思想活动交会的思想环节”(25)。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是核心概念，但朗西埃所说的“政治”是一个“复合概念”，他赋予了这个概念多方面的意义连接，包括语言、感知、伦理习性、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审美趣味以及规范等，是一种稳定而同质的共同体所依循的共识结构。这个共识结构充满歧义，同时各种话语理性又对社会秩序共识形成某种允诺与干预，“理性似乎被赋予了感性的材料(la matiére sensible)，而这些材料既是对理性的体验，也是对理性的证实”(26)。正是由于社会政治共同体中的歧义与各种干预机制的存在，所以通过语言表达获得感知的区分与共享变得必要。朗西埃由此提出了他的“感知的再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概念。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商品生产所缔造的日常生活凸显了一种感知的再分配原则，这种原则以经验形式的再度分割重构了我们的生活，席勒意义上的以“审美”作为特殊经验创造纯粹艺术世界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具有感性实践和审美态度、个体认知模式和综合感知形式等新的体验方式及其表达形式，所以，他说：“‘审美’作为特殊经验的这种思想能生产出纯粹艺术世界的观念，同时也能生产出生活艺术中的自我压抑的观念，既能生产出先锋激进主义的传统，同时也能生产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是如何可能的呢？”(27)朗西埃不看好这种传统的审美化机制，在他看来，文化与资本、政治和美学不存在一道不容逾越的界线，先锋派对艺术自治性的坚持也面临着“再审美化”的转换，在这种“再审美化”中，新的感知机制应被独立出来，“处处都有‘可感的异质性’。日常生活的散文变成了鸿篇巨制的神奇诗篇。任何物品都可以越界重居于审美经验的领域”(28)。以这种新的感知模式及其“感知的再分配”原则，朗西埃打破了审美经验自洽性的论断，特别是将审美感知放到当代艺术生产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强调审美的革命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应，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新的方向。 “审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产转向中的重要概念。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有两位学者出版的美学理论著作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审美资本主义”的书名，分别是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的《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和澳大利亚学者彼特·墨菲、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编的《审美资本主义》。这两部著作不但书名一致，而且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均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系统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变迁与审美经验变革中的文化现状问题，广泛涉及了社会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时尚与文化经济、审美品位与审美价值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美学问题。彼特·墨菲等人指出，随着21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在改变，再次发生改变”，“后工业时代已成往事，而知识产业的魅力也逐渐消失。我们所面临的是大规模的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各种高科技的经济含量远不如它们所说的那么高。高科技以及信息科技最终被证实是一种假象，掩盖不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是由低利率所推动的事实”(29)。而在奥利维耶·阿苏利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一直推崇的科技进步以及信息社会来临所造成的各种文化工业发展的奇迹，其实是一种新的文化谎言，现代资本主义建基于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前提，已经将生产问题赋予了新的特性，“随着象征符号和神圣标识的生产，它具有了宗教性；随着自由交换是幸福的万能之源这种思想的出现，它有了思想性；因市场营销的调节能力取代国家调控能力，它有了政治性；因为消费价值和公民规则的互补性，它又具有了社会性”(30)。在这种新的语境中，科技和信息不再是社会商品生产壮大与增值的主要基础，商品生产平均值的作用已经包含了审美的要素，“平均值的功效在于让品味成为差异品味总值的催化剂”(31)，而“审美，绝不再仅仅是若干艺术爱好者投机倒把的活动，也不只是触动消费者的那种无形的说服力，品味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32)。因此，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必须维持趣味性，“资本主义的审美导向是更为悠久也更为结构性的”(33)，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生产周期性地从有趣走向乏味，这就凸显了商品生产领域中审美创造的引领作用，审美创造的文化风格及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将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审美品位与社会生产高度融合的时刻，这也让审美资本主义的问题再度成为当代文化与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可以说，围绕当代语境中审美与生产的转换机制及其表达形式，从经典语境中的资本与生产的研究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的研究，再到审美与生产高度聚焦融合的审美经济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理层面上再度完成了一种理论上的转向。说是理论的转向，其实也是更深层面的理论回归。无论是布尔迪厄、朗西埃，还是当代审美资本主义研究，关注的问题都没有脱离当代美学的现实发展及其理论走向，都是在当代语境中文化与美学生产的层面上展开理论思考的，只不过这种理论发展与飞跃引起的思考更加深入当代社会的审美文化与现实处境，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实践价值。当代美学研究如何进一步从生产视角出发，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走向，对当代社会中的审美生产与文化生活作出有效的理论阐释，既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在当代语境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化与资本、文化与经济、审美与生产的结合已是不可阻挡的洪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复杂的阐释间隔和思想裂隙，理论层面上的言说如何进一步融入现实，正是我们需要批判反思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