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维持我们生存的必须。不同的是,吃饭、睡觉,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而读书,则是满足精神的需要。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是肉体生命鲜活,而精神生命萎缩。这是因为,他们只顾得吃饭、睡觉,保养身体;却没有好好读书、学习,培养精神。 书籍,为我们的精神生命提供养分;阅读,则会让我们的精神生命无比健硕。宋代文豪苏轼曾经说出读书的妙用,它可以使困窘贫寒的人变得高贵优雅,因为其美质内在,闪烁光华:“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人在谈到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与文学修养时,常常会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又云:字吐珠玑,文铺锦绣。我们想想看,这难道还不是精神生活上的锦衣华食、宝马香车吗?! 古人还说过这样的话:“赠人以言,重于珠玉”。倘若不读书,又怎么会有“赠人以言”的能力呢。孔子云:“不读诗,无以言”。这也是在强调饱读诗书对人的言谈举止的影响。 是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时候,人类是什么样子。或许,学会了语言文字表达,是我们人类文明真正诞生的标志。而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情况大致相同,学会了读和写,我们才基本算是一个文明人,不辱智能生命的名分。好了,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读书,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况且,在金钱至上的观念和行为甚嚣尘上的时候,你还能告诉我有比安安静静、心无旁骛的读书更美好的事情吗? 恐怕没有。 然而,带有狭隘自私目的的读书却并不美好,甚至有害。才学用于反社会、反人类的时候就会变成其主人的帮凶。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一旦假公济私、谋取私利、贪赃枉法、陷害他人时,其手段会更加高明,其做法也会更加有效。因此,倘若我们在孩提时代没有确立端正的读书观念,就很有可能在成年时成为有知识、有学问的庸俗市侩、卑鄙小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惨痛的事实。 为了虚荣的读书,得到的不是知识,不过是带有知识的虚荣;为了名利的读书,获取的不是学问,不过是学问装点的名利。 古往今来的世界上,从来都不乏读书人,缺少的是正直、高尚的读书人,缺少的是实现自我的同时造福群体、功成名就的同时完善社会的读书人。 那么,所有念书的人、教书的人、写书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读书为谁,读书为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读书来说,“利其器”就是端正态度,所谓正心诚意。 有人———为做人而读书; 有人———为做事而读书。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却很少听到前一种读书观念,而常常听到后一种读书观念。 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理性的体现,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强调的是人格修养;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露,表达的是物质诉求,重视的是实用效果。 我们在此有必要说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提法,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最先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学术术语,在今天被广泛使用,却有多重解释。简言之,价值理性注重“人本”,而工具理性强调“物本”。 我们可以用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作为例子。 梁启超儿时读书,注意力维持不久,青灯黄卷,不免犯困。见此情景,父亲梁宝瑛就对儿子厉声说:“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注意,父亲梁宝瑛并没有说,不好好读书,将来你能做什么事情呢……而是说:“汝自视如常儿乎?!”深知读书要义的梁父,在此特别提醒的是———做人! 难怪,在这样的“做人为先”的教导下,梁启超4岁读《诗经》,7岁诵“四书”,9岁撰古文,17岁中举……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散文《少年中国说》,至今被学龄孩子们朗声诵读……再举一个例子。 大学问家梁漱溟在中学(顺天中学堂)毕业后,自学成才。他在年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他的读书志向,可谓远大、伟岸。他虽一介书生,但目睹民生困厄,就立下宏愿:“此心如饮苦药……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 且看,作为读书人的梁漱溟,并没有为自己的衣食生计想得太具体,而是心怀天下。子曰(见《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古人心目中的“君子”,乃为学而成德之人。朱子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同。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今天的梁漱溟和古时的孔子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都认为,读书应以做人为要务,而不该成为器物。 以上例举的两位文坛大家———梁启超、梁漱溟,都是最著名的读书人,他们的读书心愿,可谓纯洁端正,美丽动人,足为楷模,堪称师表。 然而,谈到一代又一代人到底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申明,不能要求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去做梁启超和梁漱溟,非要拿此标准去丈量众人,反倒表明我们自己患了道德理想化的强迫症。 那么,还是孔学先师的观点正确:“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于大众阅读而言,我们知道,高标准当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读书。那样最好,不能再好。但是,更实际、更可行一点儿,还是让大多数孩子先为自己修身、修为,先为报答自己父母的抚养、劬劳而读书,来得更加恳切,也更加务实。 实话说,为什么读书的答案,应该有这样一个较为合理的次序:第一,为自己;第二,为父母;第三,为国家;第四,为世界。 我以为,以上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自己大多都是从小学开始读书,一路走来,不会不记得自己最初的读书心理。我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在每个周末,给班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发一面蜡纸裁剪的小红旗。我第一次得到这种奖励,因为给老师鞠躬时鞠得太深,还把前额重重地磕在讲桌上,磕了一个大包。但老师欣赏的表情、班里同学们的掌声,还是让我获得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从那一刻起,我小小的心灵就懂得什么叫荣誉,什么叫尊重,这也正与我争强好胜的天性相吻合。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那时,我就认识到这么多,也屡屡赢得胜利。看到父母常常因为我期末考试得了语文、数学的双百分而高兴,我自己既骄傲又自豪。 因此,推己及人,我想,对一个学龄期间的小孩子谈读书,如果一上来就讲大道理,小孩子是听不懂的,囫囵吞枣不管用。 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启发式教育。我父母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教我背诵王之涣所做《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说,小孩子懂得“更上一层楼”的深刻寓意吗?我想,我那时是懂的。我知道,“更上一层楼”,不是指在和爸爸妈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时多上一层楼;而是在说,人要往高处走,才能看得远。 显然,为自己读书,也就是让自己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广大。 读书立志的第一个层次,即为自己读书,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自爱、自强的意思。 读书志向的第二个层次,是为父母读书。这绝不是说光宗耀祖,而是在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做儿女的,不知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绝不会成为一个对群体、对社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 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三份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如今,城市中大多数父母都是职场中人,他们有工资,有养老金,不需要子女赡养,而子女能做的,恰恰是学有所成,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让自己的父母为他们的付出而感到安慰和骄傲。假使,社会和学校能够强化这种观念给学生,那将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伦理道德层面的训导。人,总是先接受家庭伦理的熏陶,后接受社会伦理的教育。 读书志向的第三个层次,是为国家和民族读书。 读书的境界与做人的境界成正比。正像一个人总是先懂得爱自己、爱父母之后,才会懂得爱民族、爱国家。这个次序同样不能倒置。因为道理太简单,一个人总是先有自我意识,而后才有群体和国家意识;一个人总是先和父母产生感情,而后才与民族和国家产生感情。当我们读书读到一定年龄,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情感成熟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便知道,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群体社会中生存,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文化,而我们每个人的荣辱与民族、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 一百年前,即20世纪初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有志青年不在少数。在那个中国长期积弱、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病入膏肓的时代,同样是捧读书本,有的年轻人是想着工业救国,有的想科技救国,有的想教育救国,有的想军事救国……总之,为了民族复兴、祖国强盛而读书的莘莘学子,奉献了他们各自的生命激情与才华,倾注热血、汗水,甚至付出宝贵生命,为我们21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那么,我们今天难道不该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寒窗苦读、悬梁刺骨吗?难道不该为一个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而忘我投身吗?! 然而,一个有趣的逻辑关系在此出现了,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当一个人能达到读书的第四个层次和境界,即懂得为世界、为人类、为真理和正义读书时,他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第三个读书志向和目的———即为民族、为国家…… 我们为什么读书?当大家都想清楚了,剩下的是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们呼吁,或许不算是迟到的呼吁,而是恰逢其时的呼吁,今天的中国人变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那就是———每人一个书柜、每家一个书房。一人一书柜;一家一书房。 这是一个期盼,也是一个梦想。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梦想,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非常文雅、优雅、风雅,我们所见的人一定个个知书达理且高级有趣…… 在以上愿望实现的过程中,我们还希望,在城市的街道或广场上,竖立起我们国家历史上伟大的读书人、文化人的雕像;在最庄严、神圣的公共墓地和纪念殿堂里,安葬我们国家伟大的读书人、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的骨灰…… 我们既然提倡全民阅读,终身阅读,那么,就应该对伟大的读书人和知识渊博的人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尊崇。就像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郑重地把他们的学者的头像印在钞票和硬币上一样;就像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虔诚地将国之重器一般的领地———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先贤祠留给国王,也留给科学家牛顿和艺术家雨果一样…… 我们为什么读书呢? 一句话,为了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彭俐:北京日报社高级记者、诗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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