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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文学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从自己的传统血脉、本土文化中寻找根源。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凸显本土的价值和特质?4月7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廓清文学“本土化”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少作家和研究者都走进了西方理论的实验场,“魔幻写作”“先锋小说”等多种类型的文学形式一度带来了创作和研究上的繁盛景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表示,如今,很多当时追逐世界潮流的作品都因脱离了中国文化土壤和现实语境,模糊了自己的面貌,最终被时代淘汰。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本土化发展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它为此后的本土化带来许多经验和启示,也预示着本土化探索有进一步变化和发展的可能。 “‘本土化’在当下不断被强调,显示出它在阐释中国文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韩传喜表示,在学术层面,如何使“本土化”这一理论话语避免陷入充满普遍主义的概念陷阱,成为中国当下文学一种自洽而又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形式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本土化”,这个问题既涉及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及其表述,又涉及当下文学现实情境的分析和判断。韩传喜认为,就百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而言,“本土化”实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因为语境的更迭,它会不断衍化出新的命题。辨识语境的更迭和差异,有助于廓清文学“本土化”的内涵和本质,有助于梳理和评价既往的新文学成就,也有助于审视和引导当下的文学创作。 继承传统文学之“道”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玉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不是提出何种主张,而是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国文论只能是在实践中延伸、发展和建设。 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学,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优秀营养,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如何真正有效地认识和继承传统,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关注的就是“道”和“器”的关系。他认为,“五四”文学成功地对传统文学的“器”进行了转型,但对“道”的理解和批判则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只有‘道’才能真正体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器’则更容易随时代而变。在今天回归传统文学的潮流中,特别需要深入探寻和继承‘道’的精神,而不是片面借鉴形式和技巧。”他说。 就当代中国文学来说,虽然并不一定要以得到西方认可为创作目标,但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无论从自身价值还是从对外传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贺仲明看来,对传统文学“道”的重新认识和借鉴是最根本的。“当前中国文学匮乏的是思想、精神,也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深刻的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没有在与西方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而是跟在西方文学后面邯郸学步。而这种独特精神个性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道’。”他认为,“道”的内涵接续中国深广博大的传统文化,丰富而有张力,更有超越时空的力量和价值。 彰显本土精神 与会学者表示,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文学现象,尚未摸索出有效的阐释范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表示,学界或者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并化解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 在张光芒看来,“本土化”建构切忌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更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其理论意识更多地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 “本土”与“文学”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描述关系,而是包含着多重不平衡的复杂形态,如何真正实现文学的“本土化”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刘勇表示,超越本土,绝不能把文学外在形式作为超越的尺度,要从文学的内在切入,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人格构成、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 与会学者表示,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的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 记者 李永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