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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史家笔法、经世致用的理想及域外视角的有效参与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文体类型的报告文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在新时期达到了继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随后，嬗变中的报告文学在时代语境、读者选择、传媒变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规训与导引下，与时俱进地调整叙事策略，以适应社会与文化持续不断的发展转型。 叙事距离从及时转入沉淀 报告文学的叙事距离包括了叙事题材选择的时间长短、叙述姿态的外显或内隐等多重维度，权衡好报告文学的“报告性”与“文学性”，首先要处理好叙事题材的距离问题。新时期伊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引领了一股人物题材报告文学写作潮流，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轻骑兵”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时间广受追捧。此外，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等也都依托报告文学得到了准确而及时的反映。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既紧凑地应和着现实步伐，也融入了足够的思考与沉淀，并被逐步经典化。 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的标高性存在，报告文学在步入90年代后，发展渐显疲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奔涌和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助推下，一部分作者转向80年代后期渐起的历史题材书写。这些历史演义作品除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与阅读快感之外，和本体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相去甚远。但在这一时期，另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则继续坚守文体叙述本色，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很好地平衡了题材的时效性与时间的沉淀性，真正使报告文学既富于时代感，也饱含感染力。 进入21世纪，何建明的《国家行动》《那山，那水》、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孙侃的《中国快递》等报告文学作品紧跟历史更替，积极呼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扎实全面的历史真实与生动形象的文学叙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的丰富多彩境况，也强化了报告文学文体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感。但应引起重视的是，“伪报告文学”扎堆到历史“觅食”的不健康倾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无度的想象、虚构甚至胡编乱造，毫无时代主题的冗长历史叙事，严重破坏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时效性的文体要求，也背离了文体初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