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是文学批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是正如魏晋时期喜好“清谈”的文人所言：“谈何容易”；据王僧虔《戒子书》所述，“谈何容易”这句话是西汉最擅长辩难的著名文人东方朔说的，可见“文学自由谈”这个“谈”是很难的。
    要谈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问题，必要建构成一门文学地理学学科来谈，才能圆融自洽，才是科学的；而什么是文学地理学的背后，有一个元理论的问题。韦勒克评论法国阿尔贝·蒂博岱的文学批评，说他热衷于“文学地理”研究，态度似乎颇为漠然；然而蒂博岱在其《小说随想集》中也曾批评著有《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的泰纳（或译为丹纳）“怀有一种伪科学的想象力”，矛头也是针对其有关地理批评的内容。因此这里就想扼要地从文学地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到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三个方面谈谈上述的这个“元理论”的问题，以便能够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一点“理论的反思”。
    我们先从常识开始，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从常识开始的，又同时是对常识的思考与批判。譬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语，似乎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常识，但是我们要想论证这句话的成立，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弄清楚其内涵，并加以科学的分析论证，才能令人信服。任何文学理论都是围绕文学作品的诠释展开的。文学与地理的辩证关系、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都是基于文学作品的“文学地理”这个中心、这个对象、这个涉及到各种相关层面的知识体系与理论问题展开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展开的中心，是否是从作家出发的呢？稍加深思，就知道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因为其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宽广，难有边际，也使研究的对象难以确定。但如果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地理”、地域性特点等出发，来讨论作家在特定的时地（时空）中之所以表现出他的这种“文学地理”特点的原因，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就明晰起来，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开来；而读者与研究者从这样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去讨论作家作品就是文学地理批评，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当然这种研究逻辑上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研究，一是特定地域的文学与地理的特定地域关系的研究。
    明乎此理，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贴上文学地理学研究或文学地域性研究标签的论著，并非名副其实。例如国家也是一个区域概念，各国的文学（史）研究并不一定就是文学地理学研究；同理，中国各省区域的文学（史）研究，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区域的划分研究，如果不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出发予以讨论，也还不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可以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知识基础。换句话说：从“文学地理”出发，从作品的内部形象世界、作品的地域性特点以及相关问题出发，就必然涉及到文学区域与作家的地理分布以及流派的产生地域等等方面的探讨。
    文学地理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的“诗性地理”，是作家主体的情境与所表现的物境的有机统一。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经过心灵化的作品中具体风景或说“景观”、社会生活图景都是文学地理的内容，都可以视为“文学景观”；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本土的还是异国他乡的文学景观，都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文学地理”的研究，不等于文学理论著作中所说的“环境”描写、背景描写问题。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包括两种类别：一是实际地理，一是想象地理。而且在具体作品中，这两种“地理”常常可以是浑融一体的，共同构成作品的审美境界、审美意象、形象世界。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卒于隋初），祖籍山东琅琊临沂而生长于建康（今南京），他先在梁朝而后又入北齐、北周为官，故对南北方文学的地域差异感受很深，在其《颜氏家训》中有多方面的论述，如其《音辞》篇中说，南北方人的声辞音韵不同，与“南方水土和柔”而“北方山川深厚”有关。在其《文章》篇提出“文章地理”的概念，他说的文章就是指文学，但他这个“文章地理”的意思，是指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实际地理，他举例批评梁简文帝萧纲《雁门太守行》和梁代诗人萧子晖《陇头水》两首诗歌中的地理书写是不准确的，是错误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中就认为文学作品这样描写地理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是艺术的想象和夸张，批评颜之推不懂文学的特点。《诗经》作品尤其是十五《国风》所表现的“文学地理”，是比较“征实”的，尽管其仍然是诗性地理。是故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将《国风》与各邦国的“风土”联系起来予以分析，试图以诗证史，同时也是以史证诗，这就是一种文学地理批评与研究，对其后中国的文学地理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楚辞》与《诗经》的“文学地理”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具有完全是神话的记载与书写。
    文学地理是一种文学空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只要去读一读新近很流行的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就能明白。《北京折叠》描写了北京被建设成可以折叠的三个空间，小说主人公老刀所经历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他所生活的第三空间，大体是高、中、低三个社会阶层人们的生活图景，其实是现实社会的深刻表现。文学地理也包括三个空间，首先是自然的地理空间，其次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空间中活动的社会空间，再次是主体建构起来的精神境界的空间。《北京折叠》所说的三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涉及到上述的文学地理的三个空间内涵。
    上文谈了文学作品的“文学地理”的问题，实际上就包含了作品中“文学与地理”的问题，而基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就是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所说的人地关系问题，就是作家与地理的辨证关系问题。由于不同地理的自然条件对人们的精神气质与心灵陶冶是不同的，而不同自然条件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是不同的，因而“水土之风气”（《汉书·地理志》）就自然不同，文化风俗与传统就不同。作家生长在或者因为流动迁移到特定地理环境中，这种地理环境就会对作家的创作个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首次评论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论，之所以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就是因为揭示了上述的道理；值得强调的是，“江山之助”的“助”字，是措词严谨而准确的，是值得我们反复体味的。
    在上述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笔者1998年发表《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集中地探讨了文学与地理的辩证关系，对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体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探讨；数年前又通过对现有研究现状的清理，撰成《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对相关问题加以补充论证。这两篇长文所谈，也基本上已经为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所吸纳。在这两篇论文中，分析说明了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要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明确说过：“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文学地理学虽然也要探讨文学与文化地域的关系”，“但它的对象是文学而不是其它”，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研究属于文学本体研究，而不是其它。因发现或有误解或片面地引用拙文，故在此很无趣地加以一些辨析，例如，或以为笔者是主张文学地理学仅仅是文化地理学的分支等等。在此略加辨析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由此促进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因为此前我国学界并没有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论著，所以论文中采取的是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先通过分析认为，文学地理学既可以视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也可以视为文学社会学的分支，最终演绎出的结论就是：文学地理学主要就是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社会学交叉的“边缘学科”——用今天流行的话语说，边缘学科就是跨学科；不仅仅限于这二者的交叉。大体可以作如下示意：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因为在笔者看来，文学社会学（或称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面，还可以上升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在论文中笔者曾反复强调说：对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研究要具有学科意识，要建构成一种“学”（学科），系统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样才能避免任意解释的弊端。这里讲的学科，是指对文学地理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而不是现在学界中讲的学科建设、学科设置的学科意义，尽管二者之间是具有密切联系的。
    总之，在上述笔者两篇论文中，已经说明作家的静态与动态的地理分布、文学区域、文学作品的文学地理与空间诠释、文学景观等，是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并且简要地做了论析；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了初步的“学科”性建构。而建构的元理论思考，就是围绕作品的“文学地理”这一中心和由此展开的“文学与地理”的辩证关系为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文学地理学是发展的、开放的，涉及的理论批评问题是丰富的；其理论批评体系将在学界共同努力下，不断地得以完善；将在具体的文学地理批评实践基础上，不断地得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