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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以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传播，以其敏锐犀利的思想锋芒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吸引了大批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对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使用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破解理论难题、拓展思想空间的理论启示，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与隐患。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与隐患，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话语创新和健康发展，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努力的方向。 摆脱选题重复、方法封闭的桎梏 新世纪以来，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传播过程中所集聚的学术热度引起中国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人的关注，大家对各种前沿问题充满热情，却难免出现诸如选题重复、论证材料重复、结论重复等问题。例如，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理论”“后现代批判”以及詹姆逊“文学阐释学”“文化乌托邦思想”等问题的研究“年年花相似，岁岁景相同”。大量基础理论薄弱、思想固化、方法封闭的重复性和同质化研究不仅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研究的无效性，而且会以其传播数量遮蔽相关研究的诸多盲点，比如说从思想史、现实生活、研究范式等维度对代表性文本深度耕犁不够，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新问题关注度不够等。 另外，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脱离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这一宏观背景进行研究，二是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整体面貌进行研究。这两个脱离造成国内研究在文本解读或人物研究上虽然较为具体和细致，但难以清晰地展现出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在思想逻辑线索，难以对其准确定位与价值评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便新词迭出，花样流转，却缺乏对相关重要理论问题的系统整理和阐述。 近十年来，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值得重点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返马克思经典文本问题；二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文化霸权问题；三是消费文化带来的伦理困境问题；四是科技与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身份问题；五是全球格局变化与多元文化冲突问题；六是全球生态文化政治问题。因此，走出重复性研究的困境，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有创见且具现实意义的关键性问题，解读中国当代文化实践、文学实践，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跳出选择理解和被动接受的藩篱 在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过程中，国内很多研究者常常在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理论观念的思想要义、理论精髓和研究指向时，就急切地依据自己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诉求对其进行选择性阐释。这种“选择性理解”也容易造成研究的误解和误读。 例如，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出版不久，就被拿来与西方学界的“理论终结论”联系在一起，发出“后理论时代”已经到来、“后理论时代”唱响了“理论挽歌”的惊人之论。事实上，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中根本没有出现“后理论”一词，其本人也从未使用过该词。伊格尔顿一再重申不主张理论终结，他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为陷入困境的西方文化理论研究寻找发展的可能趋向。“后理论时代”这个基于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异术语，很大程度上是对《理论之后》一书断章取义的误读和误解，该词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理解和应用非常含糊。这种现象不仅暴露出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命题在移植、接受、改造过程中选择性理解造成的偏误，也透露出中国学人渴望与国际学术理论接轨的不安和彷徨。在借助西方文论思想形态与思维观念的过程中，这种选择性理解不仅违背理论的原义和主旨，更容易造成范畴术语的使用混乱和理论的畸形生长。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对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理论成果的追踪研究。这十分必要和重要，但如果绕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趋势的研究和把握，仅仅满足于新作和新人的引进，将跟踪研究当成新概念、新名词的堆砌和游戏，那么这种被动“接受式”解读看似光鲜热闹，实际上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理论成果。“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当跳出“选择性理解”与被动“接受式”解读的藩篱，以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为目的，借鉴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及其所具有的“时代容涵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思想开放性”的品格，对接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实，站在时代和实践的前沿，不断提升回应解决文艺领域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效力。 打破中西传播的不平衡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40年来，理论影响力有增无减，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外影响力，无论是思想理念还是理论特色，都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传播逆差”。传播的不平衡状态既折射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世界舞台上暂未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也显示出包括英美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界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地域局限。 当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打破西方的单向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学界非常注重在对话和理论交往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世界影响力，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立场出发，积极回应当代中国与国际上的前沿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在国际论坛上频频发声，为纠正西方对中国理论和现实的误读与偏见发挥出很大作用。因此，抓住时代的机遇，以开放、比较的视野，立足于中国问题，从世界与本土双重视域找准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问题域，及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立足本土文艺实践、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所形成的哲学智慧，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文艺现实经验皆具有解释有效性的原创文论话语在国际论坛上进行传播，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一个努力方向。 近年来，文艺创作、文艺消费等领域出现的种种突破底线的反道德反伦理现象不仅在西方社会四处蔓延，而且在中国也屡见不鲜。文学伦理问题成为中西方文论界回应现实所共同面对的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多部新著中都致力于伦理问题研究。文学伦理学思想研究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伦理学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则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伦理学思想。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契合点，激活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在现时代的生命力，实现二者的理论对接和融通，构建既适应中国的文艺发展需求又发挥对各种文艺思潮价值引领作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伦理观，不仅会丰富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场域，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作用，向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有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的中国原创性理论资源和思想武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学伦理学思想研究”（14BZW003）、山东社科规划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形态建构研究”（13DWXJ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