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离开湖南省文联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当老总，这事被好友张炜数落了好多年。他说我不仅叛离文学，而且糟践才华，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搭理我。
    正是这个时点，将我与文学的关系赫然划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15年，我是一个职业的文学人，无论教书还是做研究，都是吃着文学的饭；之后的20年，我在传媒、旅游、金融、地产多个行业挣饭吃，就是没再端文学的饭碗。
    2011年，我侥幸被推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张炜听说后，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不务正业能弄成个人物，也算没有辜负文学。几日后，他应湖南省作协之邀来长沙讲学，我们得以重聚。
    媒体得知我与张炜的友情，以及交往中的故事，觉得一个刚获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人物与一个经济人物分别20多年后聚首再谈文学，应该是件有趣的事，于是便有了那场关于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对谈。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准备的遭遇式对话，两人信马由缰，自说自话，倒也谈锋甚健。媒体将录音整理刊发，惹来不少关注和肯定。也许正是这种“鸡同鸭讲”的角色反差和视角错位，使这场对话从纯文学的视角中跨出来，获得了更开阔的社会视界、更多元的观察坐标。
    2012年的全国书市，我和余秋雨在银川进行了另一场对谈。此后每年一届的书市，我的对话成了中南传媒参展的固定节目。韩少功、残雪、王跃文、阎真、李修文等著名作家俯下身来，相继捧场，使这场几乎无以为继的对话接力得以延续。
    书业的好些朋友不断鼓动我将这些对话结集出版，甚至有人登门索稿。我把握不住这些鼓动中究竟包含了多少鼓励的成分，所以一直没有动手。熬不过友人的一再怂恿，我抽了一个长假细读这些文字，阅读中，我慢慢认同了结集出版的提议。
    就当下文坛而言，这些话题确有某种穿透性，切入的视角与解读的语码也与时下流行的文学批评相去颇远。尤其是对谈中作家的不少观点，是在现场思想碰撞中激发的，并不见诸其他文本。作为一份文学史的特殊文本，确有某种独有性。
    一方面，约请这么多著名作家对谈，绝非一件易事。且不说作家们是否给你这份面子，就是要找到彼此感兴趣而且有话可说的话题，便足以让人绞尽脑汁；另一方面，对话围绕文学又不囿于文学，聚焦视点又不重叠视角，思想碰撞又不思维崩裂，话题要进得去出得来，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于我而言，出版这些对话更重要的意义，还是纪念与这些作家的友情。他们中的好几位，都是我交往30余年的老朋友。韩少功与残雪，我在读研究生时便撰文评论过，在他们当年蜗居的老房子里，不止一次激情澎湃地谈论文学，那时节，在我们眼中文学便是世界的轴心。至于张炜，1986年秋天我们在一场关于《古船》的研讨会上相识，之后彼此惦记了30多年。王跃文和阎真，与我栖居在同一座城里，不期而遇的相聚和始终如一的守望，让我们在不同的圈子里不舍不弃。与余秋雨虽相识稍晚，然银川一席对谈，可谓一见如故。李修文与我，似乎都具有楚人那种悲天悯人的生命体察、悲壮慷慨的审美情愫，相晤几次，即成忘年兄弟……
    之所以在对话之外收入一些早年的评论，一是因为对话篇幅不够，二是希望构成某种文本对照，即文学人与经济人的话语对照，专业评论与非专业观察的视角对照。一个专业的评论家如何演变为一个非专业的观察者，一个非专业的观察者又如何与职业作家探讨专业话题，这中间的时代隔膜、角色反串和视角错位，或许正是这本集子耐人寻味的地方。
    （《一个经济学人的文学观察》 龚曙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