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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人类学》:巨变时代的人类学话语

http://www.newdu.com 2018-03-19 中国民族报 卯丹 参加讨论


    
    作 者:赵旭东
    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无疑,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之前对这个巨变时代社会文化特征的思考,更多被称为“社会转型”,且似乎是社会学家们的专属话语。社会文化一体两面中,较难把握的文化转型特征,被学科化的壁垒生生割开,而人类学家的声音较为微弱。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秉承乃师费孝通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转型”思想脉络,基于人类学的学科自觉与文化思考,提出了“文化转型人类学”概念。而《文化转型人类学》一书,正是“文化转型人类学”作为一种“新新人类学”,对当下社会文化转型特征的集中表达。
    《文化转型人类学》一书可视为赵旭东早期力作《文化的表达》的续集,是他近十年间发表的文化转型人类学文章的结集。在导论里,他集中探讨了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主题,以及他对一种能够表达巨变时代的“新新人类学”的期待,尤其是“在一起”的哲学人类学思考,集中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及文明关系的深切关怀。在后面的正文中,他对巨变时代里诸社会文化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该书涉及内容极为繁复,思维深邃细密,实难简单概述。下面,笔者就该书中最感兴趣的4个关切点进行简单的评论,即“文化转型人类学”、“在一起”的哲学人类学思考与诸文明“圆融共通”的互动模式、“线索民族志”的提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期待。
    “文化转型”一词源于费孝通对巨变时代特征的文化思考,但费孝通只破了题,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论述。作为费孝通的授业弟子,赵旭东很好地继承了费孝通的理论血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词,以此作为自己解释和思考巨变时代特征的学术武器,开辟出了新的理论“疆土”。
    “在一起”可谓是近年赵旭东对文化转型哲学人类学思考的最佳总结。“在一起”,是对各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支配形式的反思、拒绝与消解,是解决人类共同体在巨变时代如何共处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思考升华到人类诸文明体系的共处方式中。他认为,当下多元世界的现实及其背后,存在着一种作为整体的文化人类学。人类学需要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方式,探索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即文明之间不应该只是对立排斥,还应有互补交流和圆融共通的互动形式,而圆融共通是人类诸文明“在一起”的最佳状态。他对人类社会及文明共存命运“在一起”的哲学思考,清晰可见乃是承继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字真言的一种新时代表达。无论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还是赵旭东的“在一起”理论,都潜含着对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冲突”这一文明共存预设的批判与对话,并给出了人类诸文明共存的新反思和新方式。
    “线索民族志”的提出,是赵旭东对人类学民族志类型的新贡献和新突破。代表人类学早期兴趣取向的简单社会研究,特别是村落研究及其田野工作模式,一直是人类学方法论的学科基础和人类学理论的最重要来源。但村落及简单社会并不是人类学的唯一关注点。事实上,人类学自身也在迅速转变其关注的视野,特别是费孝通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上世纪30年代各自对中国和墨西哥开展的文明社会的田野工作,开启了人类学对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传统。当下的巨变时代,人类学已经对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的诸生活面向,如信息、金融、场所、科学实验等等领域开展田野工作,并撰写了相关民族志。但正如赵旭东所言,这些民族志的关注点多聚焦于场所,所撰写的民族志也多是“场所民族志”。任何学术研究者都知道,学术除了客观的分析与论述的思辨之外,还需要学术的“想象力”。而场所民族志所缺乏的就是一种学术的“民族志想象力”。
    针对此种状况,赵旭东提出了“线索民族志”的思考方式,以补充场所民族志所缺乏的“想象力”之“钙”。线索民族志聚焦于线索追溯法,不拘泥于点上的静态观察,而是把人和物放置到某个自然或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之中,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追朔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基于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赵旭东把这种线索追溯方式归纳为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及可改变性。它摆脱了传统的场所民族志束缚,获得了一种理论的新视野和田野工作的新介入方式。线索民族志对各种拥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尤其中国这样保存巨量历史文献资料的文明体而言,如同一把打开文明密室的“钥匙”,开启了各类文明研究主题的极佳门径。对历史人类学而言,线索民族志更是提供了追溯历史文化动态过程的“强力武器”。
    “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表述,应当理解为赵旭东等对中国人类学及中国人类学家们“在一起”努力结果的一种期待。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经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取得的成就高度称赞,认为那是一个“人类学的中国时代”。赵旭东认为,当下中国的人类学存在着一种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它能够成为新一轮“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主基调,再塑往昔之学术辉煌。也许“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达成“道阻且艰”,但今日中国诸多人类学家们“在一起”的学术能量正在凝聚和爆发,势不可挡。《文化转型人类学》一书,就是这诸多能量爆发中的“强势一击”。
    总而言之,作为一部更偏重于理论探讨的人类学著作,《文化转型人类学》一书无疑是一部杰作。特别是“在一起”的哲学人类学思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共处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人类学家献给世界人类学界的一份特别“礼物”。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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