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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赋的滑稽艺术(5)

http://www.newdu.com 2018-03-19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刘培 参加讨论

    四、深挚而强烈的现实关怀
    司马迁写《滑稽列传》的着眼点是因为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也就是说滑稽之言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之后,滑稽艺术忧时讽世、伤时骂世的特色得到充分发展。宋代文人士大夫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非常浓厚,普遍具有深挚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既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整饬世道人心的道德自觉。宋赋继承滑稽艺术的这种淑世情怀,并将其发扬光大。
    宋代台谏制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普遍热衷于议论政治,一些政治举措往往引起朝野上下群议纷然。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修建景灵西宫,徽宗命人采太湖石纲运京师。程俱的《采石赋》就此事而发。赋中以三老与吏争辩朝廷采石伤民结构全文。赋中欲扬先抑,首先强调当今皇上非古代那些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败德之君,明扬暗贬,欲盖弥彰。吏从五个方面为朝廷辩解,其一曰:“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骄之虏,顾蹀血之未艾,乍游魂而送死。方将不顿一戈,不驰一羽,殄丑类于烟埃,瞰幽荒于掌股,庶黄石之斯在,傥素书之可遇。”吏的狡辩偷换了概念,他把授兵书的黄石公和皇家采石故意混淆了。他指出,当今北有契丹,西有党项,天下不靖,若能得黄石公之奇书,若当年辅佐汉高祖的张良那样,岂不免黎庶于锋镝,静边尘于须臾。其二指出皇上采石是为了铸斩佞之剑,既斩边廷怀逆之酋,也斩朝中邪佞之臣,如此,则天地清明,盛世指日可待。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引经据典,指出采石是当今天子在效仿周穆王采石铸剑的圣举,而非步武魏明帝之修景福殿的败度也。其三写帝王采石是在鞭石求雨,以泽惠天下。其四写皇帝采石是为了施行嘉石列坐的古制,严明法制。其五指出采石是为了效仿大禹之巡行天下,以广视听,体察民情。全赋引申归谬,正话反说,尽显采石的荒谬。作品对今上徽宗穷奢极欲、不恤国事的讽刺力度是空前的,赋的结尾,三老的一句:“圣治盖至此乎!”更是充满了挖苦之意。
    从北宋中期以来,范仲淹、欧阳修等主张经世致用,以激励士气,挽救世道人心;理学兴起以后,更将道德人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终宋之世,道德自觉成为引导士人阶层的主流意识,宋赋中的滑稽艺术也深受此风浸染,有关蝇、蚊等的辞赋中,多与刺小人有关[1]。张咏的《骂青蝇文》是北宋早期的谴责小人之作,赋中依《诗经?小雅?青蝇》立意,责骂小人颠倒黑白,谗害忠良。其中 “窃膻而蠹,芳筵预登。当是之际,无人不憎” 一句,写苍蝇破坏宴饮雅兴,颇为得旨,为作者独创。欧阳修有感于英宗年间的“濮议”之争期间政见不同者的恶劣表现,作《憎苍蝇赋》以刺之。他列举苍蝇之为害者有此三端,其一写炎炎夏日,置身高堂华屋,本可安然酣眠,苍蝇却寻头扑面,烦扰不已。其二写宴饮之际因苍蝇的闯入而大煞风景。其三写美味佳肴因苍蝇叮咬而腐烂变质。赋作抓住苍蝇非能致毒但可厌可憎的特点,层层深入加以点化渲染,使小人的形象可会意而难以言传,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武仲的《憎蝇赋》仿拟欧阳修赋,结尾处的议论在欧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至秽之形骸,外有蚤虱,内有硗蛔,盖与生以终始,非有时而去来。舍此不思,而惟蝇是责,则我亦褊矣,何异乎援剑而逐之者哉。”比起这样让人可憎可厌的小人,那些贼害忠良、内心龌龊的恶人更令人生厌,对于苍蝇这样的小人,何如敬而远之。这段议论融入了作者宦海沉浮的真切感受。南宋以后,随着世风的败坏以及在理学推动下道德自觉的进一步加强,声讨小人的声浪更为强烈。洪适的《恶蝇赋》开篇对欧阳修赋的描写作了一番檃栝交代,然后笔锋转向“苍蝇间白黑”的描写,声讨小人谗害忠良,危害社稷,这有是对《诗经?青蝇》的踵事增华。陈淳的《祷黏蝇文》则不再刻画苍蝇的厌恶情状,而是声讨苍蝇,不要玷污了圣贤之地,对于理学中斯文败类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较之苍蝇,蚊虫利觜害人,是恶人之类。虞允文的《诛蚊赋》把官场比作是群蚊乱飞的蚊阵:“爰有黍民,出于庐霍。呼朋引俦,讶雷车之殷殷;填空蔽野,疑云阵之漠漠。利觜逾麦芒之纤,狭翅过春冰之薄。其赋形而至眇,其为害而甚博。”苍蝇只是令人可厌,而蚊虫,则是让人可怕。南宋初期,尤其是秦桧专权的时候,恶人充斥朝堂,动辄兴起事端,遥诼忠良,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这与蚊阵何其相似乃尔。攀附权贵,攻击善类是当时官场的风气,和之前的士大夫相比,高宗朝的士人更没有操守,人格更为低劣猥琐。虞允文此赋,是一篇声讨当时官场的檄文。之后,王迈的《蚊赋》、姚勉的《嫉蚊赋》等都是按着这个思路来声讨恶人的作品。
    南宋官场上因循苟且之风盛行,中期以后,王朝更是如燕巢危幕般迁延度日,当时辞赋有感而发,出现了几篇描写猫的滑稽之作。李纲的《蓄猫说》借猫喻人,希望朝臣尽职尽责、戮力王室。洪适从李纲赋的反面立意,作《弃猫文》,以讥刺庸官。作者感慨道:“汝岂不见国家之设官乎?宠以高位,畀以厚禄,相图治于朝端,将折击于边服。……凡厥庶僚,各厥其局。一有旷瘝,旋跬屏逐。人尚如此,况于微畜。”两赋相反相成,对官员的尸位素飡深感忧虑。刘克庄的《诘猫赋》与上两赋相类而更有故事性。赋写因鼠害而储猫,结果又遭来猫灾。文中写猫在捕了几只鼠后就依功自恃,贪图享受:“俄伤饱而恋暖兮,复嗜寝而达晨。信半质之难矫兮,况驴技之已陈。彼瞷尔兮柔且仁,汝视彼兮狎不嗔。”赋作对猫鼠狎昵的描写绘声绘色,暗示邪臣嬖女的祸国行径。当然,宋赋的滑稽描写对现实的关注是多方面的,虞允文的的《信乌赋》鞭挞世俗的浅陋见识,曾丰的《蠹书鱼赋》、刘克庄的《谴蠹鱼赋》对道学人士假托圣人、破碎经籍的行径表示了忧虑和愤慨,胡次焱的《嗟乎赋》对汲汲于科名的世风强烈谴责,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宋赋的诙谐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作品,以道德卫士自居的赋家,从恪守道德戒律出发,激于义愤,言论偏执,对不入眼的物事横加指责,以迂腐冬烘消解风趣幽默,给人焚琴煮鹤、点金成铁之感,作品不期然而至的喜剧感来源于作者自身。竹夫人又叫青奴,是一种柱形的竹制品。宋人喜竹席卧身,拥之以消暑。辞赋中喜以“夫人”“奴”戏称之,以取得媟亵噱笑的效果,如谢薖的《竹夫人赋》、洪适的《竹奴文》,就是这种幽默风趣的作品。其中谢薖的《竹夫人赋》于低俗中寓清新,尤为动人。但是金盈之的《竹奴文》则是另一幅面孔:“非有《鹊巢》之德,《采苹》之职,曷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称汝,既以重诬,汝辄披襟,于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鉴,而袭彻侯之爵;毛颖以翰墨之勋,而掇中书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与二君子为徒。今黜汝之僭号,而谓汝为竹奴。盍安名而谨分,顺主人之所驱。无沮怍以觖望,遂衔冤归憾于吾。”作者对小小的竹夫人也要辨名分,别尊卑,示等威,如果这也是幽默,那么这种幽默实在是太沉重笨拙了。赋中折射出的卫道热情和浩然正气,使得这一题材蕴含的谐趣荡然无存。目前所见的宋代近二十余篇关于梅花的赋,大多把梅花与神女、美女相比附,以摹状其高洁俊逸之姿。唯独姚勉的《梅花赋》把梅花写成君子,写成一位男性,一位恪守道德的男性:“桃李华而近浮,松柏质而少文。未若斯梅之为物,类于君子之为人。今夫异离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温而且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竹篱茅舍,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为梅花,在人为君子。皎茵璧之连接,莹壸冰其表里。既物我之通称,又焉得舍此而取彼。”从为人、禀赋、仪容、节操、坚守等几个方面把梅花和君子道德相比附,梅花在文学创作中凝固而成的摇曳多姿的美丽形象顿时消失。当然,君子也可以是女性,但是在文学世界里,君子的男性品格是早已定型了的。姚勉此赋显然不是以调笑诙谐为目的,但是其不期然而至的喜剧性令人绝倒。
    宋赋的滑稽艺术,是建立在融会贯通前人作品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以才运学,它立足诙谐幽默而契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好尚,它追求情理相谐的理趣而具有摇曳生姿之美韵,它包含着深沉的淑世精神,忧时讽世。这些特点,是宋赋对滑稽艺术的一次品质提升,使它远离俗文学窠臼而登堂入室,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学靠拢、融合,这是宋赋的滑稽艺术在辞赋发展史上的最显著的表征。
    参考文献:
    [1] 《史记·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全陈文》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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