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势而言，在2017年，曾经被冷落了一段时间的中短篇小说文体的写作出现回暖。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集的市场热销以及在文学界的备受推崇上。曾经连续强劲了很多个年头的长篇小说，不仅出现了年产八千多部的惊人数量，而且其中也还有一些作品以其高超的思想艺术品质引发业界的高度关注。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这一年度内，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徐贵祥的《对阵》、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祥夫的《米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的《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细致地梳理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作家们在创作上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开拓。
    以文学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或许与2017年是建军90周年有关，在这一年，有一批社会身份殊异的作家，都把他们的艺术视野集中到了对于战争的关注与书写上。刘庆的《唇典》、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陶纯的《浪漫沧桑》、范稳的《重庆之眼》、徐贵祥的《对阵》等，皆属这个领域值得注意的作品。其中，尤以对现代反战思想的表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表达，最为引人注目。
    对于现代反战思想的书写与传达，在范稳的《重庆之眼》里，集中体现在那位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的梅泽一郎律师身上。他经常强调自己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到了张翎的《劳燕》中，反战思想则是借助于日记的方式而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文本之中的。借助于伊恩的日记这种形式，张翎对战争状态下人物一种特有的微妙心理状态进行了真切的揭示与记述。这一段记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伊恩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质疑战争的意义。潜藏在人物怀疑思想之后的，当然是作家的一种反战观念。到了严歌苓的《芳华》，现代反战思想却集中通过小说女主人公何小嫚所亲眼看见那种死亡惨状之后的强烈精神反应而表现出来。
    《劳燕》的题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色彩，因为作家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抗战期间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故事。这就已经突出地体现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重庆之眼》中的战后索赔这一条结构线索明显存在。时间进入21世纪，中日之间关于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索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讼。既然迄今无一例对日索赔案胜诉，那类似于范稳在《重庆之眼》中所描述的“重庆大轰炸”索赔案，恐怕就几无胜诉的可能。虽然胜诉无望，但这条结构线索却牵扯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
    强化精神透视的力度
    2017年长篇小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一些作家把自己的艺术视野集中到了对于现代人各种精神疾患的透视与表现上。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等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抢眼。
    鲁敏的《奔月》明显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奔月》艺术形式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假定性叙事形式的巧妙设定与使用。小说的核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公小六一次意外车祸后的悄然失踪。作家所渐次打开的，正是现代女性一直掩藏很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曾经的小六表面上温顺乖巧，那么这个被叙述者逐渐发掘并呈现给广大读者的，则是另一番面目。出现在他者视野中的自我，往往是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性因素强势监督的“超我”。而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更多地由本能控制支配的那个貌似“张牙舞爪”的“本我”才浮出海面。小六之外，包括小六的丈夫、情人以及老妈的精神世界，也都在鲁敏的笔下得到了相对透辟的挖掘与表现。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对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进行了真切的深层透视，可以视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新开拓。这一点，集中通过大姨妈这一被刻画得神灵活现的女性形象而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在这部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叙事时间跨度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大姨妈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乃集中通过四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而体现出来。假如说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真实再现了大姨妈一生不无曲折的精神信仰史，那么，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大姨妈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实际上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在于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写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老作家宗璞的《北归记》，作为一部以西南联大为基本原型的长篇小说，活跃于其中的无论是大学教授，抑或是青年学生，都属于知识分子行列。为读者所久违了的庄严、雅正的古典爱情书写中，这部作品既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也充分揭示出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构成。
    叙事形式上的努力探索
    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要求具备复杂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也要求具备带有明显繁复色彩的叙事形式建构。刘庆的《唇典》、张翎的《劳燕》、范稳的《重庆之眼》、严歌苓的《芳华》等，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重庆之眼》在艺术形式上的一大抢眼之处，表现在三线并置的宏阔艺术结构的精心营造。就是说作家围绕重庆轰炸这一具体事件，设定了三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第一条，当然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抗战期间，日军对于作为战时陪都的山城重庆持续不断的轰炸与袭扰，与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众志成城、坚决反抗的不屈意志。第二条，是刘云翔、蔺佩瑶、邓子儒之间堪称盘根错节的情感缠绕与纠葛。还有一条，就是21世纪中日之间关于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索赔所发生的激烈争讼。
    就《劳燕》来说，作家张翎在叙事艺术上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她对多种文体形式的适度穿插式征用。举凡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戏文，乃至于两只狗之间的对话等，全都被有效地纳入叙事进程。同时也表现在对交叉性亡灵叙事手段的精心设定。之所以要设定如此一类带有生命达观特色的亡灵叙事者，与张翎意欲完成的叙事意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某种程度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范围内，以中国战场的抗战为根本聚焦点，对非正常的战争状态所导致的人性与命运的裂变进行足够真切的透视，应该被看作是张翎《劳燕》意欲达到的高远艺术目标。亡灵叙事手段的有效征用，实际上是为了企及这一艺术目标的基本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