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书”是明清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和文化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过程中, “才子书”被视为“第一流的”中国小说, 不仅最早被译成西文, 亦对西方的文学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海内外学者对“才子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或重在梳理“才子书”的由来, 如邓加荣的《“十大才子书”的由来》、李蔚的《文学史序列中的“十大才子书”》;或试图厘清“才子书”的概念, 如赵景瑜的《关于“奇书”和“才子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或强调“才子书”的文人性, 如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浦安迪 (Andrew H.Plaks) 的《中国叙事学》、谭帆的《“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向芃的《才子书与才情论———清初通俗小说评点以“才”为中心的理论提升》;或探讨“才子书”早期西译的西传模式, 如曾文雄、曹诚鹰的《“十大才子书”早期英译的西传模式》,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本文在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将“才子书”置于“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学文化的双向交流中, 探究“才子书”在西方的译介、研究和接受, 并通过“才子书”的历时性研究, 辨析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的互动, 进而在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的耦合关系中重新审视和研究“才子书”。
    一“才子书”概念的由来及其西传
    最早提出“才子书”这一说法的, 大抵是明末清初的小说戏剧评论家金圣叹。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中曰:“依世人之所谓才, 则是文成于易者, 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 则必文成于难者, 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 则是迅疾挥扫, 神奇扬扬者, 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 则必心绝气尽, 面犹死人者, 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 是皆所谓心绝气尽, 面犹死人, 然后其才前后缭绕, 得成一书者也。”在“古人之才”和“今人之才”的分辨中隐含着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目为“六才子书”的观念。而且, 金圣叹又将《水浒传》和《西厢记》明确标为“第五才子书”和“第六才子书”, 分别加以详致的评点。
    金圣叹“才子书”的提法及其对“才子书”批阅和评点的做法引起了文人的重视, 他们纷纷响应金圣叹, 对小说戏剧进行甄别、加以评点, 叹赏为“才子书”。如毛纶对《琵琶记》进行评点, 并在其《自序》中云:“西厢有第六才子之名, 今以琵琶为继, 其即名之以第七才子也可。”至清康熙年间, 毛宗岗在其父毛纶《三国笺注》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国演义》的评点。在毛评本《三国演义·序》中, 明确采用了“才子书”的概念, 且将《三国演义》标举为“第一才子书”:“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 又果在《三国》也。”
    经过叹赏和评点的“才子书”则声价愈重, 流传愈广, 引得坊间书商效仿学步, 竞以“才子书”自诩来抬高声价。如自毛宗岗将《三国演义》目为“第一才子书”之后, “竟将《三国演义》原名湮没不彰, 坊间俗刻, 竟刊称为《第一才子书》”。清初刊刻的《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 实为第三才子书《玉娇梨》和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的合集。钟戴苍评点之《花笺记》以《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为名付梓。菀尔堂刊刻的《平鬼传》以“第九才子书”为封面。《白圭志》、《驻春园》、《三合剑》和《金锁鸳鸯珊瑚扇》皆曾以“第十才子书”之名刊行。实际上, 明清期间, 有“才子书”之称的书多达20余种。在坊间书商竞以“才子书”冠名的做法成为循例的基础上, 又逐渐形成了“十大才子书”的说法, 以指称明清书籍市场上最为流行的优秀作品。约定俗成的“十大才子书”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第二才子书《好逑传》、第三才子书《玉娇梨》、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第八才子书《花笺记》、第九才子书《捉鬼传》 (又名《平鬼传》《钟馗捉鬼传》) 、第十才子书《驻春园》 (又名《双美缘》) 。
    “才子书”在明清书籍市场的畅销无疑促进了其向西方的流布和传播, 从而拉开了“才子书”西游的帷幕。首先, 西人对“才子书”的认识大抵肇端于中国书籍的西传。早在18世纪, 旅居江西的法国在华耶稣会士殷弘绪 (Père d’Entrecolles) 曾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一批中国书籍, 其中包含《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好逑传》《玉娇梨》等“才子书”, 殷弘绪还将《玉娇梨》推荐给雷慕莎 (Abel-Rémusat) 等人, 间接促成了雷慕莎《玉娇梨》的法译。而傅尔蒙 (étienne Fourmont) 在其编纂的《国王图书馆中文书目》 (Sinicorum regiae bibliothecae librorum catalogus) 中亦著录有《好逑传》《琵琶记》《平山冷燕四才子》《三国志》《三才子》《西厢记》《第五才子书》等“才子书”。雷慕莎在傅尔蒙书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国王图书馆中文藏书和新目录规划》 (Mémoire sur l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既沿袭了傅尔蒙对“才子书”的著录, 而且继承了其对“才子书”的看法, 指出《玉娇梨》也被称为三才子, 即三位诗人。这种称谓由三位有才德之人得来, 他们不是小说的作者, 而是《玉娇梨》的主人公, 即苏友白及他的两位妻子白红玉和卢梦梨。《平山冷燕四才子》则指平如蘅、山黛、冷绛雪和燕白颔四位诗人。
    其次, 西人对“才子书”的认知在中国小说特别是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的译介中逐渐清晰。目前所知最早将《三国演义》译成西文的是英人汤姆斯 (P.P.Thoms) , 他将《三国演义》中与董卓相关的情节译成英文, 题为: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u, 即《著名丞相董卓之死》, 于1820年至1821年在《亚洲丛刊》 (Asiatic Journal) 连载。汤姆斯在正文之前介绍道:“本文译自《三国志》, 《三国志》是中国最有名的历史演义。中国人十分推崇《三国志》, 不仅出于其文学价值, 而且, 他们认为《三国志》是对三国时期所发生的战争和灾难真实而详致的书写。下文是《三国志》序言的摘译, 读者可以由此了解中国士大夫对《三国志》的评价。此序为金人瑞所作, 他活跃于清顺治年间, 距今大约150年。”由此可见, 汤姆斯英译文所据中文底本应为毛评本《三国演义》, 而且汤姆斯恰将序言中与“才子书”相关的内容都翻译了出来, 即“余尝集才子书者六, 其目曰《庄》也, 《骚》也, 马之《史记》也, 杜之律诗也, 《水浒》也, 《西厢》也。已谬加评订, 海内君子皆评余以为知言。近又取《三国志》读之, 见其据实指陈, 非属臆造, 堪与经史相表里。……而今而后, 知‘第一才子书’之目, 又果在《三国》也”。经由毛评本《三国演义·序》的翻译, 汤姆斯将“才子书”的概念介绍给西方读者。之后, 郭实腊 (Karl Gützlaff) 在《三国演义》的译介中亦提及“才子书”:“《三国志》是一部杰作, 在编年体文学中无可匹敌, 因此被置于‘十才子书’之首。”郭实腊进而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专节概述中国小说作品, 他具体论及的中国小说有《平南传》《周传》《狄青后传》《说岳全传》和“十大才子书”等, 并明确指出“十大才子书”由十位才子苦心孤诣结撰而成, 是优秀中国小说的辑集。
    再次, 西人对“才子书”的认知在西人关于中国小说的书目著录中渐次成型。《柏林汉籍书目》虽然只著录了四种才子书, 即第一才子书《三国志》、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和第八才子书《花笺记》, 但是却将“才子”作为子目进行著录, 并认为“才子”指有天赋、有才华的人所创作的小说杰作。之后, 巴赞 (A.P.L.Bazin) 的《才子书述略》对“才子书”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他将“才子书”分为“古才子”和“今才子”, 其中“今才子”即“十大才子书”, 分别为《三国志》《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记》《平鬼传》和《白圭志》。巴赞之后, 高第 (Henri Cordier) 编纂的《西人论华书目》, 在西方流传十分广泛, 高第在“文学类”首先著录的即为“才子书”, 他承袭巴赞的做法, 仍将“才子书”分为“古才子”和“今才子”, 但重点移至“今才子”, 即“十大才子书”。但是高第著录的“十大才子书”与巴赞的著录稍有出入, 他将第十才子书从巴赞著录的《白圭志》改为《三合剑》。而丁义华 (E.W.Thwing) 撰写的《中国小说》一文, 旨在对中国书店经营之小说做出简单描述并编写提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中国小说之营业书目。在丁义华著录的20种中国小说或丛书中, 第一种即为“十才子”。他指出“十才子”顾名思义由十种小说组成, 这十种小说均为杰作, 几乎每个书店都在出售。丁义华著录的“十才子”分别为《三国志》《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平鬼传》《白圭志》。由此可见, 虽然稍有出入, 但经由西人关于中国书籍的书目类著作, “才子书”特别是“十大才子书”的说法渐次成型, 并随之在西方流传开来。
    西人在中国小说的西传、译介和书目著录中逐渐了解和熟悉“才子书”, 而当“才子书”的概念为西人接受之后, “才子书”又成为引导西人选择翻译中国小说的标准, 如吉亚尔·达西 (Guillard D’Arcy) 在其法译本《好逑传·序》中言:“中国人将《好逑传》称为‘才子书’, 因此它应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儒莲 (Stanislas Julien) 在《平山冷燕》法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才子书”直接指导了欧洲人对翻译中国小说的选择。“十大才子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小说辑集, 是西人最早译介, 也是早期小说译介用力最多的地方。
    早在18世纪初, 《玉娇梨》前三回已由黄嘉略 (Arcade Houange) 翻译成法文, 这是最早译成西文的“才子书”, 也是目前所知最早被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帕西英译本紧随其后, 并迅速被转译成法、德、荷兰等文, 《好逑传》成为18世纪欧洲声名最著的中国小说。而且, “十才子”至迟于1853年已经全部被译介成西文。从译文数量来讲, 据笔者统计, 1714年至1919年之间, 《三国演义》的西译文本最多, 不少于24种, 其余依次为《好逑传》 (20种) 《玉娇梨》 (16种) 《琵琶记》 (12种) 《西厢记》 (8种) 《水浒传》 (6种) 《花笺记》 (6种) 《平山冷燕》 (4种) 《平鬼传》 (2种) 《白圭志》 (1种) 。从翻译的完整性来看, 《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西厢记》《琵琶记》《花笺记》均较早就出现了全译本, 而其余“才子书”的西译文本则多为节译, 如《三国演义》的早期译文多集中为与董卓或诸葛亮相关情节的翻译。从翻译语言来看, 则以法译文本最多。从译者来看, 帕西 (Thomas Percy) 、雷慕莎、儒莲、巴赞、汤姆斯、德庇时 (J.F.Davis) 、晁德莅 (Angelo Zottoli) 等人贡献突出, 通过译者们的不懈努力, “十才子”经由翻译游走于异域, 不仅为西方带来了新奇斑斓的中国风尚, 而且渐次融入西方的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领域, 既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建立, 又为西方文学注入了浪漫的东方色彩。
    二“才子书”在西方流行的原因
    “才子书”被视为“第一流的”中国小说, 不仅最早被译成西文, 亦是最受西人重视的小说文本。而“才子书”在西方的流行又与其在中国国内的流行及其在西方的藏书状况与西人对“才子书”的认知密不可分。
    首先, “才子书”在中国国内的流行无疑是推动其西传的重要助力。正如帕西在《好逑传》英译本序言中所言:“有理由断定中国人将其视为杰作, 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在本国享有盛誉的书, 才会被拿给外国人看, 才会引起外国人翻译的兴趣。”近半个世纪后, 斯当东 (G.L.Staunton)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 他发现18世纪风靡英国的悲剧《赵氏孤儿》和翻译小说《好逑传》在中国本土也很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佐证了帕西的推论, 即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作品, 往往比较容易引起西人的兴趣, 是促进这些作品西传的重要原因。如最早翻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玉娇梨》不仅受到殷弘绪和雷慕莎的推崇, 而且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国小说之一, 在中国本土极为流行。
    “十大才子书”作为最优秀作品的辑集, 正是明清间最流行的著作, 被不断刊刻流传, 版本甚夥。清代咸丰年间, 曾有人说, 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 便非读书人。儒莲亦在《平山冷燕》法译本序言中指出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本好看的小说《平山冷燕》。梅辉立 (W.F.Mayers) 实地考证出《三国演义》在中国南部和北部流通的版本不同。南方的《三国演义》版本为二十卷二十开本, 售价为75美分;北方的版本为八卷或十二卷八开本, 售价3至6美元不等。丁义华则目睹了“十大才子书”在中国书店的流行, 他在《中国小说》中指出几乎每个书店都在出售“十大才子书”。另外, 据何谷理 (Robert Hegel) 《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统计, 明清间刊刻的《三国演义》版本有33种, 《好逑传》53种, 《平山冷燕》46种, 《水浒传》27种等。包筠雅 (Cynthia J.Brokaw) 在《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中指出作为清代至民国时期重要的书籍刊刻地和集散地的四堡, 其刊刻书目中亦出现有“才子书”系列。由此可见, “十大才子书”作为最优秀的中国作品辑集, 在中国本土享有盛誉, 又是明清书籍市场上最流行的丛书。这无疑促进了“十大才子书”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
    其次, “才子书”作为明清书籍市场上最流行的丛书, 又为西方人搜集和购置“十才子书”提供了便利, 成为西方汉籍收藏的重要内容。这些西方人在中国搜集和购置的中国书籍经由各种方式被运回欧洲, 不仅构成中西书籍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为西方人翻译中国小说提供了可供依据的中文原本。现以法国国王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马礼逊藏书、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东印度公司图书馆等为中心, 将西方主要汉籍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才子书”之收藏状况以图表描述如下:
    由上表可见, “十大才子书”在西方藏书比较广泛。西方汉籍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收藏之“十大才子书”客观上为西方人翻译中国小说提供了小说文本保障。如雷慕莎的《玉娇梨》法译本即是根据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金阊拥万堂梓《玉娇梨》重镌绣像圈点秘本翻译而成, 儒莲的法译本《平山冷燕》根据巴黎国家所藏《平山冷燕》的版本翻译而成。他在《平山冷燕·序》中讲:“我手上曾有两种《平山冷燕》版本, 第一种藏于阿森纳图书馆, 是最美最正确的版本。第二种《平山冷燕》藏于国家图书馆 (编号187) , 字体为优雅的行书。两者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同。因此, 我采用了我认为较好的版本, 并对两者进行了对校。”而汤姆斯《花笺记》英译本则是根据马礼逊藏书之福文堂藏版《静净斋第八才子书花笺记》翻译而成。汤姆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工和马礼逊的合作者, 不仅可以使用马礼逊的中文藏书, 而且较早掌握了汉字印刷技术, 他在其《花笺记》英译本中即附有中文, 并在书后附有《百美图咏》, 体式均与马礼逊所藏之中文书籍样式相似。
    再次, 西方人极其重视“才子书”的认知功能, 认为如实摹写中国及中国人的境况是“才子书”的共性, 从而将“才子书”视作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最有效的途径和媒介, 它具有传教士著述和旅行者游记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第一, “才子书”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正如帕西在《好逑传》序言中所言:“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东西最能说明该民族的风俗人情, 而且, 正如一幅静止的画像与具体情境下活动着的人的区别, 一个民族自身生动的叙事比一般意义上的记录更能说明本民族的特性。”当西方人主要凭借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相关著述或来华旅行者的游记来认知中国之际, 帕西则以中国小说为新的瞭望中国的窗口, 认为《好逑传》更好地描绘出中国及中国人的特性。第二, 中国小说, 特别是“才子书”摹写了传教士和旅行者所无法触及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中国女子的日常生活。雷慕莎在《玉娇梨》法译本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小说比旅行者的游记更为准确宜人;谁又能比其自身更能胜任摹写自己呢?旅行家如何能与小说家抗衡?虽然传教士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和观察中国人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但他们却没法窥见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何况, 如果不了解构成社会一半的女性, 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中国女子的日常生活几乎是无从接触, 不易了解的。”而《玉娇梨》等“才子书”则如实描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小说中频频出现居室和游廊等场景, 并巨细无遗地叙写了诸如迎来送往的礼节、家人间的对话、与外界的交往等日常家庭琐事, 包括居于庭院深处的女子的窃窃私语和闺房趣事, 从而弥补了传教士著述和旅行者游记在这方面的缺憾。第三, “才子书”精于细节描写。雷慕莎认为中国小说家在细节描写上出类拔萃, 堪比理查德森 (Richardson) 。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生动而自然, 仿佛就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 可以知晓其行为动机, 听闻他们自言自语, 甚至窥探他们的举止和对话等种种细节, 从而得以更好地了解和认知中国及中国人。因此, 在帕西、雷慕莎、儒莲、巴赞等人的共同提倡下, 通过“才子书”来认识和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成为西方的一种共识, 这无疑又促进了“才子书”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
    
    表一：西方汉籍藏书中“才子书”之收藏状况
    三“才子书”在西方的接受
    随着“才子书”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 “才子书”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西方人构建“中国形象”的主要依据, 次第构建起“道德理性之乡”和“中国情调”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而西人对“才子书”的接受又渗入西方的文学创作、汉语语言学习、汉学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
    1.西方文学创作中之“才子书”
    “才子书”大抵经由三种途径渐次融入西方的文学创作领域。首先, “才子书”的译文直接被选入西方的小说选集。如《世界小说文库》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 即选录了《好逑传》的法译文, “才子书”乘着小说选集文本化和经典化的进程, 扩大其在西方的流通和影响。
    其次, 翻译并改写“才子书”, 使之适合西方的审美旨趣和精神诉求, 从而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其中, 最典型的代表为H.S.的《中国巨人历险记》 (The Adventures of a Chinese Giant) 和亚历山大 (G.G.Alexander) 的《貂蝉》 (The Story of Teaou-shin) , 分别为五才子《水浒传》和一才子《三国演义》的翻译改写。
    H.S.的《中国巨人历险记》为《水浒传》中鲁智深故事的节译, 译文以鲁智深为中心人物, 截取《水浒传》第三回至第七回中与鲁智深相关的情节, 并通过添加开头和杜撰结局, 将译文重组改写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 译者不仅在译文中添加了鲁智深的结局, 使故事情节完满, 而且, 译文中鲁智深的结局和原著有很大的差别。如:
    原文:鲁智深看了, 从此心中忽然大悟, 拍掌笑道:“俺师父智真长老, 曾嘱付与洒家四句偈言, 道是‘逢夏而擒’, 俺在万松林里厮杀, 活捉了个夏侯成;‘遇腊而执’, 俺生擒方腊;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 见信而寂’, 俺想既逢潮信, 合当圆寂。众和尚, 俺家问你, 如何唤做圆寂?”寺内众僧答道:“你是出家人, 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 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 洒家沐浴。”寺内众僧, 都只道他说耍, 又见他这般性格, 不敢不依他, 只得唤道人烧汤来, 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 便叫部下军校:“去报宋公明先锋哥哥, 来看洒家。”又问寺内众僧处, 讨纸笔写了一篇颂子, 去法堂上捉把禅椅, 当中坐了。焚起一炉好香, 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 自叠起两只脚, 左脚搭在右脚, 自然天性腾空。比及宋公明见报, 急引众头领来看时, 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
    译文:虽然许多同伴都毫不迟疑地抢掠, 智深却不愿参与其中。鞑靼人占领朝廷后, 他本可以谋得高官厚禄, 但智深却未选择出仕, 虽然他更像是鞑靼人, 而非汉人。事实上, 智深开始向往安宁的生活, 他返回桃花村和刘太公叙交, 并娶刘小姐为妻。勿需再伪装成和尚, 也从未喜欢过那个身份, 智深将和尚、提辖等一切抛开, 却赢得了贤淑的妻子。为刘太公送终后, 智深成为鲁太公。令人惊奇的是, 鲁太公竟在邻里间获得了沉稳平和的好名声。他曾向人谈起其中缘由:“在此地安居不久, ”他说, “我往邻市办事, 如往常般, 和相识在酒家喝得烂醉……我随身携带不少银两, 若非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相识将银两送还我的妻子, 银两定会失窃, 他还告知妻子我的处境。虽然天色已晚, 我亲爱的妻子仍独自走了几公里的夜路, 赶到酒家照顾我。虽然烂醉如泥, 我听得到妻子温柔的声音, 她象看顾婴儿一般等我慢慢转醒, 然后牵着我回家。一路上她只是温柔地和我谈话, 毫无苛责。从那时至今日, ”鲁达炫耀地说:“我再没喝醉过。虽然二十年过去了, 她再未见过我醉酒。我不相信佛祖, 但我相信爱情。在遇到爱情之前, 我是一个莽汉, 甚至更坏, 曾是一个杀人犯———请老天饶恕我!”
    从“听潮而圆, 见信而寂”的佛家弟子的坐化到“娶妻安居, 戒酒悔过”的幸福安宁的世俗婚姻生活, 从佛教顿悟式的知命到对爱情的深沉信奉, 鲁智深的结局出现了南辕北辙般的改动。这种改动无疑是译者有意为之, 以使之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
    亚历山大的《貂蝉》则与H.S.对《水浒传》的翻译改写异曲同工, 《貂蝉》是根据《三国演义》第八、九回中“貂蝉故事”改编而成的英国戏剧。亚历山大不仅将《三国演义》的小说体式改编成一部五幕二十二出的戏剧, 而且将主题从从冷硬的宫廷斗争演绎为对忠贞爱情的颂赞;更值得注意的是, 亚历山大为剧中人物添加了对奴隶身份的自觉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如, 何景是英剧《貂蝉》新增的一位滑稽有趣的人物, 他是王允的仆人,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幻想着出人头地, 却往往弄巧成拙。但何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人物, 却作为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旁观者, 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物的遭遇和渴求, 尤其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所以, 当王允发觉何景背叛, 而以轻蔑的态度释放何景后, 何景却发出了抗议的最强声:
    “噢!阿莲, 为什么这比死亡更令人难以承受;他如此轻蔑地对待我———叛徒, 何景, 如此的轻蔑。鞭子, 镣铐, 枷锁, 蝎子, 箭或者双刃剑, 都好过如此的轻蔑。噢, 这个世界, 这个邪恶的, 邪恶的世界!……”
    这里,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并背叛过主人的何景来讲, 被人轻蔑是如此难堪, 比死亡更难以承受。何景最终在王允的蔑视中选择了流浪的生涯, 以最后的决裂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奴隶身份的自觉和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体现在何景身上, 更体现在作为剧中女主角貂蝉身上, 她在宴请董卓的盛筵上唱道:
    是, 我是奴隶, /但谁是自由的?/风啊, 请告诉我, /因为只有你/拥有自由。/命运的镣链/捆锁住一切, /每个杯中/都掺杂着苦汁/徒然啊, 虚空!/黄金镀制的镣链。/徒然啊, 虚空!/盛满美酒的华杯。/因为, 我是奴隶, /渴求着自由!/风啊!请告诉我, /哪里才有/真正的自由。/静穆!风答曰:/人类!唉!奴役/遍布每个气息之中。/只有一种真正的自由———/就是死亡!
    剧中貂蝉用短促有力、叠沓往复的旋律和自问自答的方式大胆唱出对身为奴隶和身不由己的控诉及对真正自由的向往和渴求, 从而抒发出貂蝉对自己身处计谋之中, 被压抑、被控制的不满、无奈和悲苦。歌曲以“真正的自由”存于“死亡”之中为结, 表明了貂蝉为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惜与生命决裂的态度。
    英剧《貂蝉》出现这样的思想倾向并不是偶然的, 19世纪中后期, 随着西方社会写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流行, 西方文学转入对现实生活的书写, 注重人性的真实和情感的自由宣泄, 并对现实中不平等的现象给予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 英剧《貂蝉》有意识地为剧中人物增加了对自己所处社会底层的奴隶身份的自觉,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充斥着人物对奴隶身份的控述,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在一定程度是19世纪西方所提倡和呼吁的平等、自由及废除奴隶制度的思想在中国文学中的投影, 实际上是借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 表现19世纪英人的精神和主张。乔治·亚历山大的《貂蝉》在保留小说主要情节的基础上, 对“貂蝉故事”进行了再创作, 既保有中国故事的情调, 又添加了西人的精神实质和文学特性, “貂蝉故事”通过在英语世界的“投胎转世”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并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再次, “才子书”成为西方人文学创作的灵感,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学创作。如《好逑传》、《玉娇梨》等中国小说很早就引起了德国大文豪歌德极大的兴趣。法国人让·雅克·安倍 (Jean-Jacques Ampére) 1827年5月16日的信件记曰:“歌德从雷慕莎所译的小说谈到了中国人的道德, 由此又谈起了他半个世纪前读过的中国小说, 里面的情节他至今记忆犹新。”雷慕莎所译小说即为《玉娇梨》, 而歌德半个世纪前就读过的中国小说则应为《好逑传》。《玉娇梨》《好逑传》《花笺记》等中国小说的阅读经验一方面促成了歌德对中国的好感和渴慕, 歌德曾评曰:“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 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 就谈了一夜的话, 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 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 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对中国的道德礼仪推崇备至。另一方面, 正是这种对中国的渴慕和推崇又激发了歌德的文学创作, 如据雷慕莎记载, 歌德的戏曲《斯特拉》 (Stella) 曾试图模拟中国小说中才子佳人式一夫多妻的婚姻模式;而歌德亦提及其《赫曼与窦绿苔》 (Hermann und Dorothea) 与《好逑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赫曼与窦绿苔》描写善良的青年赫曼在救助逃荒灾民的过程中, 结识美丽纯洁的窦绿苔, 两人在牧师和旅店老板的帮助下结成良缘的故事。它与《好逑传》的相似点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及其内在的精神主旨上:男女主人公都具有高尚的道德, 并且都在患难中相知相爱, 却又以理性克制自己的情感, 最终皆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束。
    而歌德的十四首《中德四季晨昏合咏》则是在阅读《花笺记》后, 深受感动而创作的。正如卫礼贤所言:“总括地说一句, 歌德在写着十几首诗时是受着《花笺记》的冲动, 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到的冲动, 放在脑经里融化组合过。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鲜活的, 不是僵滞的。因为他能够鲜活地理解这些冲动, 深深地钻进它的幕后, 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或引入中国小说的情节模式, 或在中国小说所承载之中国精神的冲击下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才子书”直接或间接地、显在或潜在地成为西方人文学创作的灵感,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学创作。
    2.汉语读本中之“才子书”
    “才子书”被西人视作是对中国人日常生活, 包括日常对话在内真实而详致的叙写, 因此“才子书”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 特别是日常用语的优先选择, 很早就被编入西人学习中文的汉语读本。从只言片语入选、到截取某回某折或某出编入汉语读本, 再到以整部作品为汉语读本, “才子书”成为汉语读本的重要内容。
    以“才子书”只言片语入选的汉语读本有法国著名汉学家、耶稣会士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撰写的《汉语札记》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著的《中文会话及凡例》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和儒莲编写的《汉文指南》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等。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于18世纪早期完成。他已经开始从《好逑传》、《玉娇梨》、《水浒传》等“才子书”中摘选语句作为学习白话的范例。如重复法中所选之“如花之容, 似月之貌”、“看山玩水, 寻花问柳”, 对比法所选之“有才的未必有貌, 有貌的未必有才”、“欲言恩恩深难言, 欲言情又无情可言”等例句均出自《好逑传》。马礼逊的《中文会话及凡例》亦从“才子书”中摘选例句, 作为学习中文会话的凡例, 如对话31的首句即出自《西厢记》:文中附有中文及其英文翻译, 英文翻译为横排版, 中文原文则为竖排版;中文左边是汉语拼音, 右边则为英文, 与每个中文字词相对应, 这种体式又为之后的汉语读本所承袭。
    从“才子书”中截取某回某出或某折编入汉语读本的有上海美华出版社1852年出版之《中国会话》 (Chinese Conversation)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编写的《语言自迩集》、约翰·斯蒂尔 (J.Steel) 编撰的《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The 43Chapter of the Three Kingdom Novel) 与晁德莅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 (Cursus LitteraturSinic) 等。《中国会话》分别从七才子《琵琶记》和一才子《三国演义》中选取第二十一出《糟糠自餍》、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第三十四出《寺中遗像》、第三十五出《两贤相遇》和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和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作为学习汉语的范本;并沿袭了马礼逊《中文会话及凡例》的体式, 并稍加改动, 将中文和英文分页排列, 但仍保留其基本体式, 即往往采取中文和西文对照的模式, 中文保留中国古籍从右往左的竖版版式, 译文依照西文书籍从左往右的横版版式。这种编排体式成为汉语读本的典型特征, 亦构成了汉语读本的一种固定版式。
    威妥玛编写的《语言自迩集》不仅选入六才子《西厢记》, 而且又将之改编成白话小说, 题为《秀才求婚》, 又名《践约传》。如将第一本第一折《惊艳》中张生和莺莺的初见改写为:
    张生猛然看见西边儿有个花园子, 门是半掩半开的, 里头有一位姑娘, 带著一个丫头也在那儿逛。那姑娘脸皮儿雪白, 嘴唇儿鲜红, 头发又漆黑的, 梳着个元宝, 头上插着清香的玫瑰花儿, 耳朵上带着碧绿的耳环子, 手腕子上还有一对焦黄的金镯子, 身上穿的是翠蓝布大衫。加上佩著一些珠宝玉器都是金子镶成的, 是人没他打扮的那么齐整。张生一见, 心里惊异的了不得, 连身子都不自在了。那姑娘在门里看见张生, 唇红齿白, 举止不凡, 真不是寻常人的样儿, 恰与张生心意相同。
    改写后的《西厢记》与原著风貌迥异, 其明显的变化在于:从文体上讲, 从杂剧改为小说;从语言上讲, 用白话取代文言, 而且采用的是19世纪中期通行的北京话, 如文中儿话音的大量使用等;从风格上讲, 则从花间美人般的文采斐然变得通俗流畅并京韵十足。威妥玛有意识的将《西厢记》改写成白话小说, 是西人较早进行的一次白话实验。
    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则更系统地将“才子书”编入汉语读本, 他不仅将“才子书”作为小说的子目著录, 而且从“才子书”截取了大量内容编入其《中国文化教程》。如一才子《三国演义》就有第一、三、四、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六回的情节内容入选;从二才子《好逑传》选取了第四、五回;从三才子《玉娇梨》选取了第五回;从四才子《平山冷燕》选取了第十、十三和十四回;从五才子《水浒传》选取了第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回;六才子《西厢记》入选的有第一本楔子、第一折《惊艳》与第三本第二折《白马解围》;七才子《琵琶记》入选的有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第三十九出《散发归林》、第四十出《李旺回话》、第四十一出《风木余恨》、第四十二出《一门旌奖》等等, 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将“才子书”纳入汉语读本的尝试。
    以“才子书”的整部作品为汉语读本的有鲍康宁 (F.W.Baller) 编辑的《好逑传》 (The Fortunate Union) 等。鲍康宁的《好逑传》是其寓居山东烟台时编辑而成, 他在序言中曰:“且夫华文之难明, 与英文无异也, 吾也细览华文之好逑传, 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辑为一书, 无他志也, 欲待后日之来中国者, 学习华文得以由阶而升, 不至望而却步矣。虽然犹恐字样所限, 令人难明, 故于此书中兼写华英之文字, 如画人着眉, 画龙点睛, 以示后人之阅此书者, 一目了然, 心领而神会, 虽未详陈书中之事, 却足以加添其聪明, 虽未备载书中之言, 却足以开导其学业, 不亦文愈约而事愈备, 词愈简而意愈赅乎?而且能阅此书, 则中国之风俗赖以得知, 中国之人情赖以得明, 盖在人也, 未经多而见识广, 费力少而功效多, 疑义不可得晰乎, 而在吾也, 未耳提而教得施, 未面命而诲亦传, 奇文不共欣赏乎, 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 亦将慨然有感於斯, 而吾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是为序。”不仅将《好逑传》作为学习汉语的范本, 亦藉此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并且鲍康宁将《好逑传》辑为汉语读本时, 对中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 如借鉴中国句读为中文添加标点, 并参照评点为中文做出注释, 但注释则以脚注代替了双行夹批的形式, 并采取从左往右的横版版式, 经过改编的中文或可视为一种独特的版本存在。
    总而言之, 从只言片语入选、到截取某回某折或某出编入汉语读本, 再到以整部作品编为汉语读本, “才子书”成为汉语读本的重要内容, 并参与了汉语读本之中西合璧版式的形成过程。而这种中西合璧的固定版式不仅使汉语读本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文本形态之一, 构成了中国小说西译的重要内容;而且, 汉语读本所附中文原文无疑携带着小说版本的重要信息, 并在编入汉语读本时又往往添加标点和注释, 甚至开展白话实验,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构成一种独特的版本存在。此外, 从学习对话片段、到在相对完整的情景中体味汉语, 再到把握汉语的同时亦藉此了解风俗人情, “才子书”作为汉语读本的重要内容既描绘出汉语读本逐渐成熟的历史嬗变, 也彰显了汉语读本日益丰富的多重功用。
    3.汉学研究中之“才子书”
    明清时期, “才子书”在国内的流行无疑触发了西人对“才子书”的关注和译介, “才子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小说辑集, 是西人最早译介, 也是早期小说译介用力最多的地方。西人在前汉学时期 (即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之前) 对“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19世纪初期汉学的正式成立, 又促使“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成为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传统。而西方人对“才子书”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关于才子” (on Caizi) 到“才子所作” (by Caizi) , 再到“才子为了才子所作” (by and for Caizi) 的历史演变过程。
    所谓“关于才子”指的是“才子书”叙写的是关于才子的故事。早期法国汉学家傅尔蒙和雷慕莎均持此说。雷慕莎在其编纂的《国王图书馆中文藏书和新目录计划》中指出:“傅尔蒙补充说, 《玉娇梨》风格优雅, 亦被称为三才子, 即三位诗人。这种称谓由三位有才德之人得来, 他们不是小说的作者, 而是《玉娇梨》的主人公, 即苏友白及他的两位妻子白红玉和卢梦梨。”又在著录《平山冷燕》时曰:“据傅尔蒙所言, 《平山冷燕》, 四才子, 指平如蘅、山黛、冷绛雪和燕白颔四位诗人。与其说他们是有德之人, 还不如说他们是诗人。《平山冷燕》讲述了这四位诗人两两成就婚姻的故事。”傅尔蒙和雷慕莎指出“才子书”之“才子”是小说描写的对象, 而非小说的作者;并且“才子”之才更偏重于作诗的文采而非德行。
    较早提出“才子书”乃“才子所作”这一观点的是来华传教士郭实腊, 他在《开放的中国》中曰:“十才子书由十位才子苦心孤诣结撰而成, 是优秀中国小说的辑集。”自此“才子书”乃才子所作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主流观点。司高特 (Schott) 在其编纂的《柏林汉籍书目》中指出“才子”特指有天赋、有才华之人所创作的小说杰作。儒莲亦在《平山冷燕》法译本序言中说:“在中国小说中, 有十种小说的作者被称为‘才子’, 即天才作家。由此形成了一套优秀作家的丛书系列, 通常被称为第一才子书、第二才子书、第三才子 (天才作家) 书等。”“才子书”之“才子”由小说描写的对象转变为小说的作者, 即天才作家。
    直至近代, 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如陆大伟 (David Rolston) 、夏颂 (Patricia Seiber) 等人又将对“才子书”的理解拓展至“才子为了才子所作”, 即“才子书”之“才子”不仅指天才作家, 而且期待读者亦为才子, 从而将“才子书”的读者也纳入“才子”范畴, 要求读者充分调度阅读的能动性,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以窥识天才作家的锦心绣笔。
    西人围绕“才子书”的概念由来、书目著录及其文体特征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首先, 关于“才子书”的概念由来, 西人普遍认为“才子书”这一说法出自金圣叹。汤姆斯在译介《三国演义》时, 专门将序言摘译成英文, 又恰将序言中关于金圣叹“才子书”的说法一并译出。虽然《三国演义·序》乃毛宗岗托名金圣叹而作, 但“才子书”的说法实出自金圣叹。经由毛评本《三国演义·序》的翻译, 汤姆斯将“才子书”的概念及其由来介绍给西方读者。梅辉立在其《中国经典书目提要》中亦指出“‘才子书’这一说法是由著名的编辑和金圣叹提出的”。而巴赞则借鉴金圣叹的“古今才子之辨”撰写了比较详致的《古才子名录》和《今才子提要》。《古才子名录》为巴赞梳理的一份从文体和语言等诸多方面堪称为古才子或有不朽之作留世的优秀作家名单, 名单以朝代为序, 并附有古才子之生平传记。入选巴赞“古才子名录”的有左邱明、庄子、司马迁、杜甫、李太白、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许衡、吴澄、Lieou-Khi, Fang-hiao-jou, Koue6-yeou-kouang、Lǒ-thse-yun, Kouo-song-ling, T’chin-sse-lun。《今才子提要》即为十才子书《三国志》《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记》《平鬼传》《白圭志》的提要与节译。
    其次, 关于“才子书”的书目著录, 儒莲和巴赞早就注意到“才子书”未见于中国书目, 特别是钦定书目的著录。儒莲曾提及巴黎藏有一本一百二十卷八开本的书目, 著录了1736年至1795年在位的乾隆皇帝的藏书。然而“才子书”等小说、戏曲均未见著录。儒莲和巴赞指出这种著录的阙失并非出自偶然, 而是出于中国人, 特别是官方对“才子书”等说部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鄙薄观念。然而, 与受到国人轻视的待遇相反, 包括“才子书”在内的说部在西方则备受青睐, 因之, 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往往对“才子书”加以著录, 且其著录方式大抵有两种:第一, 将“才子书”分散, 或杂入其他典籍一起著录, 如雷慕莎的《国王图书馆中文藏书和新目录规划》、艾约瑟 (Joseph Edkins) 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等;或并入“小说”类加以著录, 如修德 (Samuel Kidd) 的《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书目》、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的《汉籍解题》等。第二, 将“才子书”设为子目, 单独著录。如巴赞的《才子书述略》与高第的《西人论华书目》。“才子书”在西人所编中国小说书目中的著录不仅证实了西人对“才子书”的重视和青睐, 而且当“才子书”被作为子目单独著录时, “才子书”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亚文类 (Sub-gener) , 从而引发了西人关于“才子书”文类特征的一系列讨论。
    再次, 西人关于“才子书”文类特征的讨论主要围绕“才子书”的属性、语言、起源、风格旨趣等方面展开。
    就“才子书”的属性而言, 梅辉立在其《中国经典书目提要》中曰:“中国人往往蔑视虚构文学, 将之视为‘君子弗为’之小道。而虚构文学的称呼无疑成为其蔑视态度最直接的证据。小说和幼稚的故事及庞杂的笔记糅杂在一起被统称为‘小说’。直至上个世纪, 历史演义或‘传’、英雄传奇或‘传奇’才被称为‘才子书’, 从‘小说’独立出来。‘才子书’的称谓由著名的编辑和评点家金圣叹提出。虽然金圣叹的‘才子书’最初并非仅仅指称小说, 但后来, ‘才子书’却成为小说的特称, 并特指十本著名的才子书, 即‘十大才子书’。”将“才子书”视为从小说独立出来的一种亚文类, 并点明“才子书”是小说的特称, 特指“十大才子书”。巴赞则不仅指出‘才子书’特指小说, 而且进一步对“十大才子书”进行了文体分类, 他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 (roman historique) 、《好逑传》是性格小说 (roman de caractère) 、《平山冷燕》《水浒传》《白圭志》是习俗小说 (roman de murs) 、《西厢记》《琵琶记》是会话小说 (roman dialogué) 、《花笺记》是诗体小说 (roman en vers) 、《平鬼传》是神话小说 (roman mythologique) ;而如实的描写习俗和礼仪则是“才子书”的共性。
    就“才子书”的语言而言, 巴赞指出“才子书”使用的语言乃通用的官话, 是在两个及以上的省份通用的日常用语。但书面官话与日常官话又略有不同, 这是因为书面语言往往需用多音节词, 而少用单音节词, 因此需压缩日常官话在书面语言中出现的比例。较多使用日常官话的中国小说有《金瓶梅》和《红楼梦》, 但“才子书”采用的则为书面官话。就“才子书”的起源而言, 则与中国人何时开始使用官话写作密切相关。巴赞认为使用官话进行写作始于小说和戏剧, 并具体肇端于蒙元时期的《元人百种曲》。之后, 出现了一批用官话写作, 并以作品描写女性, 甚至是妓女的独特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完善了官话或谓中国的写作艺术, 不仅拓宽了官话的使用范围, 而且突出了官话的效用和美感。“才子书”大抵起源于这个时期, 但囿于世人的偏见, “才子书”往往未署明作者。西人也因之无从知晓《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书”究竟为何人所做。
    就“才子书”的风格旨趣而言, 巴赞指出其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且风格优美的文学作品。《西厢记》的语言热烈、明智而充满感情, 《花笺记》的语言简单、天真而优雅, 《平鬼传》里的一些描写堪与但丁比肩。每一部才子书的精神内蕴、语言风格和行为方式都是独特鲜明、不遑多让的。“才子书”中的理性思索远远优于那些模仿古文的作品, “才子书”是最优秀的中国小说。这也正是巴赞极力向西人推荐“才子书”的原因所在, 进一步推进了“才子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
    总而言之, 西人就“才子书”的概念由来、书目著录及其文体特征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并在研究中形成了重视小说序跋和强调“才子书”的文人性等传统。对小说序跋的重视体现为对“才子书”序跋的翻译和介绍。对“才子书”文人性的强调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强调“才子书”为极具天赋、极有才华的才子所作;其二, 强调“才子书”的语言风格极具感情、极其优美;其三, 强调“才子书”的精神内蕴、理性思索极具特色, 极其明智。西人对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构成了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现代的西方汉学研究继承了早期汉学“才子书”的研究传统, 不仅将对小说序跋的重视拓展至对包括小说序跋、评点、插图在内的小说复合文本的重视;如陆大伟的《中国古代小说与评点》、何谷理《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等著作将小说的评点、插图等纳入小说研究领域。而且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才子书”的文人性, 特别是聚焦于“才子书”的文法, 就其叙事模式展开细致而深入的探究。如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等。而现代的汉学研究对“才子书”文人性的凸显, 又与中国国内对“才子书”通俗性的强调迥异其趣。现代国内的小说研究, 在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特定历史语境中, 往往将“才子书”视为通俗文学, 更重视“才子书”以俗语描写俗事的特征。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现代汉学研究对“才子书”文人性的凸显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小说研究的动向, 促使当代国内小说研究从对“才子书”通俗性的重视转向对其文人性的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 “才子书”的西游和东洄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耦合关系, 共同促进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首先, 明清时期“才子书”在国内的流行无疑触发了西人对“才子书”关注和译介, “才子书”是最早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 亦是早期小说译介用力最多的地方。其次, 西人在前汉学时期对“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19世纪初汉学的正式成立, 而且促使“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成为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再次, 19世纪西人对“才子书”的译介、研究和接受在汉学促力下不断推进和深入, 不仅译介的“才子书”种类和译本增多;而且就“才子书”的概念由来、书目著录及其文体特征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且西人对“才子书”的接受又逐步渗入西方的文学创作、汉语学习及汉学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最后, 现代的汉学研究不仅继承了早期汉学“才子书”的研究传统, 在对小说评点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才子书”的文人性;而且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小说研究的动向, 促使国内小说研究从对“才子书”通俗性的重视转向对其文人性的深入探究。
    而在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的耦合关系中, “才子书”又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的文学概念。其动态性主要体现为历时性, 即“才子书”的概念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如西人关于“才子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关于才子”到“才子所作”, 再到“才子为了才子所作”的历史演变过程。“才子书”概念的复合性主要体现为空间性和多元性。所谓空间性指“才子书”跨越空间界限传播时, 其概念亦随之有所变动。多元性则指通过“才子书”这一提法将小说的作者、评点者和读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不仅“才子书”的作者需为才子, 而且要求其评点者和读者也应是才子;即近代汉学研究者所提出的“才子为了才子所作” (by and for Caizi) 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恰与“才子书”的提出者金圣叹的主张相切合,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说:“旧时《水浒传》, 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 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 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 方解说道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改变了小说的阅读方式, 要求读者 (评点者亦可视为特殊的读者) 充分调动阅读能动性,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以窥识作者的锦绣心肠。不仅“才子书”的文人性藉此彰显无疑, 而且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关于“才子书”的探讨又在原典的重读中达到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