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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一些见解与主张，至今看来仍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文学艺术，属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要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功能与思想倾向。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论及其剧本《济金根》时，就曾由此角度指出，《济金根》这个剧本的根本缺点就是没有在更高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恩格斯亦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在推翻封建宗教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恩格斯曾高度称许德国画家许布纳尔表现德国纺织工的一幅画，即因其“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也曾将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称之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原因亦是海涅这首诗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当时普鲁士保皇党人“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由以上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 其次，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文艺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抽象化、概念化、只顾内容不顾形式的非艺术化倾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缺点时，就曾指出，作者以思辨的结构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没有艺术化地展现出生活图景。在那封谈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不满意其思想内容之外，亦从艺术角度，批评拉萨尔笔下的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告诫拉萨尔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即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再现现实生活。与马克思相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亦不满于其剧本《济金根》中那些缺乏艺术性的“理论性的辩论”，希望能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并认为这“正是戏剧的未来”。从这些论述与主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同时亦强调要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角度着眼，特别论及过“文学语言”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批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文字雕琢，炫耀辞藻，矫揉造作；恩格斯也多次批评过某些作者的语言“死板”“毫无生气”“文体古怪”。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德国诗人海涅，除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之外，亦因在他们心目中，海涅的作品是“精致的文学”，并指出这“精致的文学”的使命就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 与之相关，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一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美学观点就是要看其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历史观点就是要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如何，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高度推崇巴尔扎克的创作，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最高标准，即不仅能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诗情画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中叶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就，也是因为，那些作家达到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即能够“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再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正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文艺价值的看法，又是开放的，多元的。 具体表现在，马恩不仅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之类的社会功能，以及“莎士比亚化”的艺术价值，亦曾深入探讨过文艺作品使人挣脱异化的人性解放功能，具体论述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等等。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看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挣脱自我异化状态，实现向自身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样一个人性走向完全解放的漫长过程中，文学艺术无疑是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正是由人性解放功能着眼，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又这样指出：“作家应如实地写出富有自然人性的玛丽花形象，以抗拒宗教对人性的异化。”恩格斯也曾由此着眼，赞扬“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的超过海涅之处，这就是，能够在诗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论及德国民间故事的价值时，有过这样一段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的精彩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这样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艺功能观，自然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最后，要注重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在致哈可奈斯的信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意思是说，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首先要写出真实可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还要如同马克思曾指出的，要认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注意通过对其社会关系即典型环境的描写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实质。也就是说，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相互依存的，一旦割裂，就不可能写出既有生动个性又富有社会内涵的人物形象了。恩格斯认为，哈可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缺点正在于，在人物消极被动的描绘方面足够典型，但因“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不够典型，因而也就还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在恩格斯看来，与哈可奈斯的《城市姑娘》相比，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作者虽“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即顾及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让其笔下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因作者片面注重了社会环境，却忽视了对人物的个性刻画，因而也就仍然未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由中外许多文学实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关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符合以写实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实际。举凡《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哈姆雷特》《红与黑》《高老头》《复活》这些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作，莫不是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得以成功的。 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另如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矫正世界观方面的局限，艺术生产特征，以及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见解，亦仍具现实意义，有待于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