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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童年”到“中国童年精神”——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取向

http://www.newdu.com 2018-03-12 文艺报 李学斌 参加讨论

    “中国式童年”并非指涉当下现实的单向度中国童年生活图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时代、环境等要素,并携带着中华文化丰富信息,鲜明印记的全方位、整体性、复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童年”理应成为原创儿童文学未来发展所倚重的丰饶精神资源。
    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应该承继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以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参照,调动一切文学手段,通过塑造新世纪“中国式童年”典型形象,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中国童年的命运。
    “中国式童年”现实语境与审美内涵
    “中国式童年”概念的提出与西方“新童年社会学”之“社会建构论”不无关系。在埃里森·詹姆士、艾伦·普劳特、克里斯·詹克斯等西方童年“社会建构论”学者看来,童年和儿童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会、政治、历史和道德等所共同塑造。在此背景下,童年不仅表现出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内含着民族差异性。换句话说,不同地域背景下的童年之所以形态各异,就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都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童年,不存在普遍性、永恒性童年。上述童年“社会建构论”观念尽管存在着否认童年本质的相对主义局限,但其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儿童——成人”二元对立思维局限,还原了儿童生活的现实,使童年的真实性与多样性得以表达。与此同时,“童年建构论”还力求在恢复儿童主体性基础上,重构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关系,重建童年的社会地位。
    以此为参照,“中国式童年”概念既源自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所衍生出的复杂多样的童年生存状况,也与中国孩子斑驳、苍凉的历史存在与丰沛、昂扬的未来趋向息息相关。这一点,可从“中国式童年”空间与时间两个不同纬度来理解。
    首先,空间维度显示了童年的伸展性和广延性。它所体现的是童年的地域文化形态、特征。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说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为特殊的地域生活背景、地缘历史文化、地区社会生态,其童年形态会烙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印痕。在此基础上,当童年的空间存在感诉诸于文学、艺术作品时,它所呈现、反思并建构的是“童年形态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关系”。这一文体面貌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早有佐证。如马克·吐温在少年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借小主人公天真活泼、率性磊落、真诚勇敢、乐观自信的生命形态映衬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上流社会虚伪庸俗、刻板陈腐、冷酷自私的灰暗现实;金斯莱在童话《水孩子》里,通过孤儿汤姆的不幸遭遇和艰辛游历,折射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与时代精神异体同构、相反相成的社会状况;盖达尔在儿童小说《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中,以少先队员铁木尔和伙伴们支援前线红军的行动,呈现了战争年代童年与成年的复杂关联……此可谓童年空间意义之于儿童文学的典型表达。如果考虑到儿童文学中童年空间存在的具体性,其审美形态则大体呈示出乡土童年、城市童年、边缘童年三种不同样貌。
    这其中,乡土童年是指以乡村为具体生活空间而展开的童年生活现实。对“中国式童年”来说,它不仅涵盖了约1.6亿当代中国农村孩子的生活现实,而且也包括超过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实;城市童年则是指当下以城市、城镇为生活空间而绵延开来的童年生活图景。现阶段“中国式童年”的“城市层面”包括了城市不同阶层家庭孩子的生存状况,其核心则是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为主体而涵容广泛的城市童年生态。和上述两种童年形态毗邻,边缘童年是指处于不断流动、变迁中的童年生活境遇。现阶段,超过3500万中国城乡流动儿童构成了“中国式童年”中边缘童年的主体。上述童年状况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式童年”的空间内涵。
    与空间维度不同,时间维度是指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生活赋予童年不同的形貌特征和文化内涵,它显示了童年的顺序性和阶段性,体现着童年的认知心理特点和精神文化形态。这一点诉诸于文学、艺术作品,其所体示、反思、建构的是“童年生命形态自我追寻、自我确认、自我超越”的审美图景。其具体表现形式大体可分为历史童年、现实童年和未来(想象)童年三种不同样态。如果单就时间意义而言,历史童年可以理解为“理应珍惜的过去”;现实童年可以理解为“自在、自为的现在”;未来(想象)童年可以理解为“倾力追索的将来”。而具体到“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意义,其时间维度童年表达往往通过三种类型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示出来:以不同时代生活为原型的童年记忆叙事往往从个体角度呈现出历史童年的真实面貌,如《吉祥时光》《童年河》《阿莲》等;立足于现实童年生态和儿童精神发展的文学书写呼应着现实童年的各种境遇、不同诉求,如《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因为爸爸》《九月的冰河》等;依托幻想展开而指向内在真实的虚拟性童年叙事,则寄寓着对现代文明所遗失的诸多美好价值元素的珍视与追寻,如《大熊的女儿》《水妖喀喀莎》《大漠寻星人》等。上述儿童文学童年建构从不同时间维度恢复了童年真实、生动的现场感、纵深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以往那种将童年和社会生活相剥离,或者将“儿童”与“成人”对立起来的平面化、永恒化审美倾向。
    至于说到“中国式童年”的社会根源,则不能忽略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式童年”既立足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集体无意识文化信息、文化原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植根于中国不同时代社会生活语境,体示其丰饶、鲜活、前瞻、昂扬的多元样貌,甚而,在未来的延长线上,“中国式童年”还代表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不断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和童年愿景。
    综上所述,“中国式童年”并非指涉当下现实的单向度中国童年生活图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时代、环境等要素,并携带着中华文化丰富信息、鲜明印记的全方位、整体性、复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童年”理应成为原创儿童文学未来发展所倚重的丰饶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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