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音（综合材料） 杨晓阳
    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是绕不开的话题，这项工程形成于2012年， 2013年启动，经中宣部批准，由文化部主办、财政部支持、中国国家画院策划并组织实施，历时5年，并于今年1月份举行了草图终审会议。对于杨晓阳个人而言，“丝绸之路”是他画了30年的题材，“1985年我还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曾骑着自行车从西安骑到新疆去了，在这30多年中，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几乎跑遍了，只有个别的国家没去过。我的画从未离开过它。 ”杨晓阳说。
    中国当代无艺术的说法被打破了
    在与国外的艺术交流中杨晓阳有些心得体会。杨晓阳说，“跟西方国家打交道要慢慢来，通过切身地进行一种近距离的接触、谈话、交流、共同展览、共同合作，使得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慢慢地深入人心。 ”他讲，“德国人是很傲慢的，一些艺术界人士曾来过中国有过几次走访，便断言近30年中国当代无艺术，所见之处皆为西方赝品。 ”误解来源于认知的匮乏。杨晓阳在与德国艺术家的交流互动中，努力加强双方之间的了解，让德国艺术家能够更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且在中德艺术项目合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曾经邀请德国马尔卡斯滕美术家协会主席哈特曼到我这里喝茶、交谈，半个小时后他开始要求他的秘书做笔记。随后还邀请我去德国讲学，办学习班，讲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水墨，讲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邀请中国当代画家去德国办展。当他们见到真正的当代中国画时，表现出了对水墨浓厚的兴趣。 ”杨晓阳说，由此可见此前他们所见到的大部分美术作品都是流于市场的商品画，不能代表中国当代美术的主流。各种非正式渠道进入海外的画作，好的少差的多。
    令人欣喜的是，德国美术中心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家，现在纷纷要求和中国国家画院一起举办联展，展览在中国和德国两边进行。“中国当代无艺术的说法，显然是打破了。 ”杨晓阳高兴地说。他表示，中国国家画院在与俄罗斯画家的交流过程中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比如，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的负责人，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列宾美术学院的院长或者画家看到我们的画展都表示难以想象。“油画的程序很复杂，但是他们看见中国人拿一张白纸就开始画，觉得中国画很神奇，而笔墨纸砚在他们的手里完全不知如何运用。他们画的画我们能画，我们画的中国画他们却画不了。我当时就说，传统的中西绘画中，你们是加法，我们是减法；你们像小说，我们像诗词。现在分久必合。 ”
    杨晓阳认为，油画不表现中国精神最终是很难有中国特色的，“用油画来完成肖像，对于西方专业画家来说这个课题已经在两百年前就结束了，现在是在探索如何用这个材料开拓新的表现形式，呈现一种全新的、与别人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使自我的想象得以表现。 ”
    高等艺术院校该不该设“实践类”博士？
    在今年两会上，杨晓阳提出了“高等艺术类院校设立‘实践类’博士危害大”的提案。杨晓阳认为，发展中国美术，人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美术界要从“高原”迈向“高峰” ，所依赖的首当其冲是人才。
    杨晓阳呼吁，应该给美术实践类师生以及院校体系之外从事美术创作的自由艺术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好的实现艺术理想的平台，应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更符合美术创作规律的人才评价体系。
    杨晓阳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前，美术的博士培养只有南京艺术学院这样的理论实践并重的综合艺术院校有，当时叫美术史论，还不叫美术学。改革开放后，1994年中国高等院校扩招开始，艺术类院校从扩大专业到扩大规模，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西安美院，成为八大美院中设立博士点的院校。杨晓阳曾任西安美院院长，他介绍西安美院博士点能够设立，与曾任国民政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所奠定的美术考古基础有很大关系。
    “王子云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从长安到雅典》 ，包括西北各地美术考古、新疆文物美术考古、长江沿岸和南北各地的美术考古、英国伦敦参观、西欧五国美术考古等内容，对中国美术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现在画了30年的‘丝绸之路’ ，都是根据王子云这一本书的索引去创作，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 ”杨晓阳说，因为有王子云打下的基础，西安美院在美术理论、美术考古、美术批评、美术史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国高校中表现突出，但并非所有艺术院校都有承担博士点的基础。
    杨晓阳说，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申请到了博士点，但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了申请博士点一些学校把过去的硕士生导师升级成博士生导师，后又设博士后工作站。甚至实践类的专业，如油画、国画等专业也设置博士学位。这样的设置十分不科学，院校中一些实践类的名家在成为博士生导师之后，为了完成学科要求，需要写作相当数量的论文。杨晓阳认为，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不可用同一个衡量标准。艺术创作本身是个性的，需要感性思维，但艺术理论研究又是共性的，需要多学科支撑，让创作类也就是实践类的艺术家去完成一个多学科理性思维的工作本身就是强人所难，而且对其形象思维的创新性发展也会有所影响。高等艺术教育，一方面要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培育艺术创作者的创新思维，给艺术创作者提供更好的发挥个性的平台。反其道而行之，艺术院校中的名画家恐怕会越来越少，偏离美术类高等教育的办学初衷。
    但为什么一些画家会硬着头皮去完成大量的论文写作？杨晓阳谈到，画家都渴望去用毕生的艺术实践去追求和攀登艺术高峰，但如今在美术教育中，成为博士生导师、博士、博士后，被误认为是绘画修为的最高点。诚然，博士生导师、博士、博士后，或许关联的工资待遇更好，但由此导向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如，很多艺术院校内擅长绘画实践的博士不能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因为用画家感性思维写出来的论文，有感觉有特色但理论逻辑欠佳。还有一些学校博士生导师带不了理论，就把理论的内容交给人文学院的老师，自己只负责教绘画，但这都很夹生，不能融会贯通。像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这样理论也好实践也强的画家毕竟是少数。结果，艺术院校所招来的绘画创作类的学生，慢慢开始不重视画画了，而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如何写作符合现代学术体系考核标准的论文。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失衡的状态。
    “说到底艺术活动的中心是创作，而非研究。创作者不是研究者，美术家和美术学家是两种人，就好比曹雪芹和红学家的关系一样。 ”他还调侃，“我虽然是教育部评的国家名师，在评定职称上我也能评个二级教授，但我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