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刘琼多年了。在某一次论坛活动中间休息的场合，看到她和多位来自天南海北的与会者聊天，轻松随意，言笑晏晏，忽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她如果早出生若干年，譬如在革命时期的军队中，应该是一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女政委，至少也该是指导员一类角色。秀气中蕴涵英气，柔婉里透着爽朗，细致却又旷达，善感而不多愁，让接触到她的人不由得会产生一种亲近感。
    然而她是70后一代，供职于报界，于是那一种性情和才分，便投射和体现在她所主持的版面上。号称中国第一报的文艺评论专刊，责任之重大毋庸多言。同时面对庙堂和士林，既要传达意识形态声音，又要突出学术理论含量，既要顺应新闻纸属性而强调话题的当下性，又要追求能够传之久远的文章品格，诸种关系要应对得当，要拿捏好尺度，让谁都认可都买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身为报人，从事内容相似的营生，推己及人，我知道个中的甘苦滋味。而因为她所置身的处所更重要，影响力和责任成正比，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但她显然做到了左右逢源游走自如，也因此被上级看重，不久前获得擢升，去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这点且不去说了。
    编辑行当中，每每有人喜欢以“为人作嫁”自况，语气中不免透着一股怨艾和自怜，仿佛一腔才华全都耽误在侍奉别人上了。但也完全可以不如此呵。譬如刘琼，就在同样的境遇中，把自己变成了一名评论家，兼有了一重她的服务对象的身份。她哪里只是给别人作嫁衣，也时常为自己精心裁制一件，漂漂亮亮地穿在身上。而且这个身份产生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走在了她的职业的前面。
    说到这一点了，话题就不能不由人入文，不然就说不清楚。她是正规科班出身，从本科到博士，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受到了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于是你会在她的时常上万字的洋洋洒洒的文章中，读到定义清晰的概念术语，看到逻辑推衍、思辨展开的整个过程，如何从一部作品或一个理念开始，经过一步步扩展伸延，归拢相关的材料作为论据，构建出一种足以自洽的论点。读这样的文章，能够感觉到背后一种冷静有力的理性的操控和导引。仿佛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辩驳，某些地方在做出明确结论时，以守为攻，语气中也安排了一些犹疑和弹性，承认例外的存在，期待善意的讨论，显示了她的某种狡黠和缜密。当然，更应该是来自一种对于事物的整体性及复杂性的认知。
    更为难得的是，在表达这些东西时，她有属于自己的语调和姿态。这就让她与一些操持同一行当的人有了区别。相比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更不容易具有个性，因而也不是被特别强调。但她却是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已然形成了某些辨识性。
    游说无根，举例为证。青年女作家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写了时代剧变对当下精神风俗的影响，于不动声色中揭示了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如何在一步步沦陷。小说发表后备受赞誉，评论也多，我读过若干篇，有的也的确见解不错，过后却记不得了，但对刘琼的那篇印象深刻，缘于其中一句话——“《陌上》是群芳谱，芳村是付秀莹的大观园和西门宅院”。因为这样的表述具备鲜明的个性。有了“大观园”和“西门宅院”这两个关联了传统文学经典的喻体，就让被评说的对象，由一变成了多，从眼前给推向了远处，获得了一种社会生活的景深，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文学本身的尺度。她准确地捕捉了小说美学呈现上的独特之处——“生活细节的质感重现，它或能最终填补历史叙述的罅隙。”她认可别的论者所言的“风俗画”特征，却清晰地指出它不是“日常”的风俗，而是风俗的“非常”和“变异”，进而揭示了作品审美指向的实质所在：“《陌上》虽然语言风格接近《红楼梦》，它对于社会现实的表现和理解，更接近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式的犀利和悲观。”借助于这样两个形象来概括这部小说的社会学和美学的价值，生动可感，宜于理解。刘琼总结道：“陌上花开，少年不在，这是付秀莹的深刻或狠心。”而从评论中我们分明也见识到了刘琼的冷静犀利。
    这篇评论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她的表达风格——有规范的学术遵循，却规避了呆板枯燥。众多的形象造就了画面感，间或出现的口语产生出灵动活泼的效果，也让字句间有了一种质感。这并不容易，但她做到了。这颗“洋葱”——在文章开初她如此比喻这部小说——她剥得认真而细致。
    具备了这些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但比较起来，还有一点更加难得，也更为重要。
    在评论中，她不忌讳把自己放进去。她不把批评看作纯粹的智力的游戏，不将作品当成完全的客体，告诫自己保持距离。你能够看到她的性情，她的尊奉和贬责。她激赏青年作家李修文十年沉寂后推出的《山河袈裟》，撰写长文鼓呼。我也很喜欢这部品质特别的作品，如刘琼所言“它建构了一个超级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异质性、陌生感”，因而看得投入，不过相比她的细致和深入却相形见绌。她欣赏作者以“人民与美”为圭臬的写作追求，指出审美取向的明确性正是其最堪称道之处。岁月沧桑中，卑微底层众生身上的善良、隐忍、怜悯和正义感，如同山河一般广阔浩荡，她感动感慨，击节叫好，毫不遮掩。你会感觉到，她正在倾情而做的事情，与其说属于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如说是确立和印证立身的姿态，指向的是更高层级的意义。此时，眼前的作品充当了她的思想展开的参照。因此，她不在意保持所谓主客体的间离感，更无视叙述的“零度”，而是灌注了饱满的感情，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呼喊的姿态。文章题为《重建写作的高度》，实质是对一种精神向度的向往，经由不加掩饰的向作者的致敬而传递出来。
    如果说从《陌上》评论中看到了刘琼的文风特点，那么这里显示出来的则是论者的精神关怀了，有一种“为人生的学问”的指向。唐人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人的格局，影响到文的气度。我倒是愿意援引更多的文章，来说明这种关系在刘琼身上的体现，只是因篇幅所限无法展开。不过，窥一斑而知全豹，庶几也适用于评价她吧。
    评论之外，她也写一些更宜于直接抒发胸臆的散文。尽管这类文章中依然也打上了知识性论辩性的鲜明印记，但女性的感性丰盈的一面，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释放。如她去苏北泗阳游历后，写下了《泗水流，静静流》一文，介绍了此地的人物风土，历史沿革，古诗词中的有关描述，它们传播过程中的情形，还对不同作品做了风格比较，并进一步述及文学存在的独特价值，它对于历史的映照，等等，可以说游刃有余地掉了一番书袋。结尾处，她感慨：“静，才会好。就像这泗水的水，任王侯将相岁月更替，任吴山削平古渡增容，都是这样不疾不徐，静静地流。”底牌在最后一刻亮了出来。此时你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卒章言志”，前面仿佛有些冗赘的介绍，正是必要的铺垫，就如同舞台戏曲中的过门，意图在于更好地引向主题意旨。可见智性的发达也并不妨碍对情感的眷顾沉浸，而“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境界，显然更普遍地受到女性的属意。
    这样的境界，适合有和暖的风吹拂着，有明亮但不炽热的阳光照耀着，一如每次见到刘琼时，感受到的一种氛围。她就是这样，随身携带了某种明亮的东西，一双眼睛含了笑意直视着你，坦诚，友好，善解人意，目光中有洞察，却愿意包容和体谅，愿意尽她所能帮你做些什么。
    刘琼年华正好，修为充足，各方面都酝酿到了最佳的火候，那么，对你有更高的期待，不也是十分自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