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曾在寄给女友的明信片上这样说。除自称是中国人之外，透过“回家”一词，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中国的向往与归属感。卡夫卡曾创作过几篇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也译作《中国长城修建时》）正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篇。
    多部作品为卡夫卡提供灵感
    通过分析《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某些语句，卡夫卡研究界普遍认为欧洲人尤利乌斯·迪特玛（Julius Dittmar）的游记《在新中国》（也译作《新中国》，1912）为卡夫卡建构其有关中国的文本提供了灵感。例如，在《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一文中，中国学者梁展分析了《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创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匈帝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联，并展示了《在新中国》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互文性。
    实际上，卡夫卡对中国的了解，并非单单来自某一本或者某几本书。许多作品都影响了他的中国题材小说，其中既包括《道德经》等被译为德文的中国经典，也包括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汉学家的著作。通过分析《中国长城建造时》的主题，以及文中对中国建筑、服饰等的描写，不难发现，欧洲在华传教士们有关清军入关史等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观点，对卡夫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1654）记述了他在中国时所了解到的明清易代历史，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之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开篇即简要描述了古代鞑靼人与中国历朝之间的争端与战争，介绍了长城的位置、长度与作用。书中描绘了明朝末期的内忧外患，政治制度上的腐朽导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而鞑靼人（满族人）这个外部威胁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这些内容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这两篇中国题材小说的主题十分接近。此外，《鞑靼战纪》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后世欧洲人了解近代中国，尤其是了解鞑靼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长城建造时》一文的主人公——“我”，一个“比较民族史”学者研究的课题。《鞑靼战纪》出版之后，天主教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鲁日满（Francisco de Rogemont，1624—1676）的《鞑靼中国史》（1668）和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觔es，1609—1677）的《中国新史》（亦称《中国的十二特点》《中国新志》，1688）相继出版，这两本书描绘了清军入关后的统治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物产、建筑等方面。这些描写的影响，同样体现在了卡夫卡的中国题材小说中。
    对建筑的描写重合度高
    《卡夫卡谈话录》（也译作《卡夫卡口述》）一书中曾表示，卡夫卡对城市中的建筑物具有广博的知识，热爱他生长于斯的城市的古老胡同、宫殿、庭院和教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卡夫卡对建筑的关注，《中国长城建造时》才得以成篇。首先，整个故事就是围绕长城的建造展开的。同时，小说中还探讨了长城与巴别塔（又称巴比伦塔）之间的关系。此外，文中对于皇宫等其他各式建筑的描绘同样引人关注。这些描写，与17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建筑的介绍十分接近。例如，《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描写了传达谕旨的使者似乎耗费千年也走不出重重宫阙，“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新史》中对中国的王公大臣以及富人居室的描写，“一座接一座，同在一平地上。每一所房屋都有大庭院并与另一所房屋分开，你由庭院登上六七级台阶，进入厅堂和卧室”。
    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卡夫卡小说《往事一页》中，叙述人“我”是鞋匠店的店主，“我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开了一个鞋匠店。黎明时分，我刚推开店门，就看到武装的士兵占领了所有通向广场的胡同口”。然而，明清两代，既不可能有通往皇宫前的广场的胡同，广场上也不可能有鞋匠店。从元代起，宫廷广场就已经从不封闭走向了封闭。明清时期，从正阳门（前门）往北，经过大明门（大清门），就是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天街”），广场东端是长安左门，西端为长安右门，广场北端中央的就是承天门（天安门）。地理学家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对明清时期的宫廷广场进行介绍表示，宫廷广场作为宫城与大城之间的过渡地带，不仅具有建筑布局上的烘托和缓和作用，同时在实用价值上也有它独特的功能。广场两侧的宫墙之外，集中布置了大量衙署作为封建王朝各机构的办公地点，而宫墙内侧，建有存放文书档案的千步廊。这等所在，自然不可能有店铺。卡夫卡之所以如此描写，应当是受到17世纪在华传教士所撰书籍中对北京长安街的描写之影响。例如，《中国新史》中曾这样描述长安街，“它从东到西，北接皇宫城墙，南面有几座衙门及贵胄的府宅。它很广阔……临街只能看见大门，大门两侧的房屋供他们的仆人或商人和手工艺人居住”。这恐怕正是卡夫卡描写皇宫广场前开设鞋匠店的灵感来源。
    卡夫卡对于中国建筑的描绘，也有一些出自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想象。例如，《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这明显是对华表的误读。天安门前后（外内）各有一对华表，其上有名为犼的蹲兽。在卡夫卡的笔下，华表被移到了遥远南方的一个村口，有守望习惯的犼变成了西方式的喷火龙，它所代表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这说明卡夫卡仍然是在以西方的文化精神理解中国建筑。而这种理解方式，正是受到了17世纪在华传教士所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有关作品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长城建造时》对中国内忧外患状况的描绘，与《鞑靼战纪》相近；另一方面，卡夫卡对中国建筑等的描写，与《中国新史》中的介绍颇为一致，这些都说明了传教士们对明清易代时期历史的记述，对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介绍，以及文中所表达出来的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看法等，都对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等中国题材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生从未到过中国的卡夫卡，主要是通过各种作品、图像、他人的转述，以及传入欧洲的中国物品来了解中国的，因此他的创作难免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但卡夫卡并没有被这些话语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束缚，而是突破了他人观点的藩篱以及小说题材自身的局限性，赋予了这些作品更加普遍、深刻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