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撰写的《见证十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十卷本）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7年年底，朱永新的《我在政协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出版。之后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并担任了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五年之后，他把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间的参政议政成果,又集结成《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位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历程》。
    此次是他参政记录的第三次结集出版。
    （一）
    两会，用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的话说，是“中国人的政治春节”。每年两会，朱永新在紧张参政的同时，都以自己的参政见闻、体验记录为主体写就“春天的故事”，对他而言，“参政也是向人民履约的过程”。从全国政协常委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再到全国政协常委，15年之后，他先后有多套“春天的故事”结集出版。
    记者：怎么想到要出这样的书？你个人认为意义何在？
    朱永新：前几年到哈佛考察，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我看到自己写的《我在政协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一书。于是问管理人员，为什么采购这样的书？管理员回答说：“我们更关注个案，通过一个人的窗口，可以看到一个世界。”
    记者：你觉得他们通过你的参政议政的记录可能会发现什么？
    朱永新：我国虽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近6000名，但是这样深入细致地参与并记录两会的并不多见。个人的手记与媒体的新闻具有不同特点，有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而且素材具有连续性，可以做现场的比较。如他们会研究中国人如何开两会？两会程序、内容有什么特点？代表委员最关心哪些问题等。
    记者：外界常常质疑，中国的人大和政协究竟能否发挥实质的作用。你的实际体验呢？从政协到人大再到政协，你已经有15年的参政历程，15年来，在教育方面，你的参政成就体现在哪里？
    朱永新：这样的说法曾经很流行，包括“人大代表举举手，政协委员拍拍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等等。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为例，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在200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应免费”。2005年我也在全国政协提交了“全面推进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落实义务教育经费的财政分担机制”的提案。当然，同时很多代表和委员也都强力呼吁。当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就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还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2006年，我所在的苏州市率先实行了区域内义务教育全免费。20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布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2008年，我又提出建立起一套分类指导的城市免费义务教育机制的政协提案，2008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类政策出台，完全归功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与提案，但是，我们的呼吁至少对于推进政策的出台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朱永新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大的会议，不是秀场，更不是商场，而应该是战场。在这里，是民生之战。这里的一行字、几句话，或许就会左右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记者：你说人大会（我想也包括政协）不是秀场而应是战场，事实上是吗？你亲历了怎样的代表或者委员围绕着教育问题的激战？
    朱永新：在许多问题上代表、委员有不同的看法，也常常会辩论，而这样的辩论结果就可能影响某个政策的决策和走向。所以，我说，人大、政协会议是围绕着民生也有可能影响着中国百姓每个个体命运的战场。我在书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2017年两会上，民进组讨论时对于学前教育就有不同的观点。胡卫委员在发言中提出，现在的学前教育对硬件非常重视，对软件重视不够。过度追求入园率，“圈养”不见得比“散养”要好。来自云南的罗黎辉委员也是教育学研究者出身，他马上反驳：那么，就把你自己的孩子和上海的学生送到我们云南的山里“散养”，把我们云南农村的孩子送到上海“圈养”吧？会场笑声一片。我解释说，其实教育有三种情况，正确的教育、错误的教育、没有教育。错误的教育不如没有教育，但是正确的教育比没有教育当然要好。胡卫说的“圈养”，其实就是说的低水平的、错误的教育而已。我们想表达的是，学前教育要普及更要质量。
    记者：有一年两会上你写过一篇文章，“你不称职，意味着67万人缺席。”你觉得你称职吗？你的履职心得？
    朱永新：作为人大代表，作为政协委员，我称职吗？我也常常问自己。根据当时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计算来看，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我呼吁代表、委员多一点角色意识，真正用心参会。
    或许，作为代表、委员，只有从心灵上永葆初心的称职，没有从能力上游刃有余的称职。面对未来，我们都是探索者。所有探索，都意味着既需要如履薄冰的谨慎，也需要勇猛精进的顽强。
    我曾经总结了自己当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三条经验：一是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统一起来，不能不顾国情，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误国误民。三是立足社会民生，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整合起来，只有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才能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这三条经验其实就是一条，用做学问的专业、严谨、认真，来做好代表和委员。
    记者：15年参政岁月，跨越了一个大的时代，十八大以来，对参政者有无新的要求和挑战？你最突出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朱永新：要求更高了，舞台更大了，领域更广了，也更加制度化了。2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并共迎新春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在过去的5年中，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地位与作用，同时把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任务交给民主党派，对参政党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
    在《为人民履职——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序言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写到，“他以热情开放的参与态度面向社会、面向学生、面向媒体。”
    2018年2月26日上午，记者见证了这样的“开放”：一群特殊孩子的家长为孩子不能参与正常班级的学习很焦急，托人找到朱永新，“让他们来吧，把我的电话给他们。”
    记者：严隽琪主席说“你对社会开放”。我知道每年都会有很多诉求不同的老百姓找到你，希望你写提案为他们鼓呼。面对这些纷纭的诉求，你会都帮忙代言吗？如何选择？
    朱永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本来就是代表、委员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不是所有的诉求我都会帮忙代言或能够代言，我一定是有所选择的。两个标准：一是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关乎国计民生，值得关心和呼吁；二是我本身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有些问题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关注的问题。比如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我对于特殊教育特别是聋儿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是在《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的介绍下与这个群体有了广泛深入的接触以后才写出提案的。
    记者：严隽琪主席的序言中说，你对媒体也很开放，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开放？
    朱永新：有许多代表、委员有真才实学，有精彩建议与提案，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对外交流，担心记者采访报道惹麻烦。也有政协委员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太太平平最重要。但我认为，媒体是参政议政的助力器，媒体的关注能够让提案建议更加受到关注，也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记者：记得早在2003年两会时，你和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黄藤、赵丽宏等就已经开始参与《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组织的两会代表与新浪网友互动，有人指出，这是中国两会代表与网民互动的起点。到今天，委员和网民通过互联网对话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状态，而你也一直坚持着在网络上的表达和书写。你为何一直积极地参与网络对话？
    朱永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像互联网这样，如此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不重视网络舆情和民意，就是不走群众路线的表现。所以，我愿意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民意，我提案中关注的很多问题往往就来自于对网友声音的倾听。
    记者：如何看待网络生态？就教育而言，网络上常有很多非专业观点，或者说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能被理解，以至于当事人有可能遭遇舆论暴力。而有专业研究的学者似乎又并不愿意积极发声，从而导致了舆论场很多时候的失衡。我国浙江大学出台措施承认也激励学者在微博写文，评论不一，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应该有怎样的举措鼓励学者发出更专业的声音？
    朱永新：是的。网络舆情也可以被误导、扭曲，在舆论领袖或者一些机构或群体的错误引导下，也会造成网络暴力，导致舆论失衡。所以舆论需要引导。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制度只关注论文与课题，对于影响决策的政策建议和影响群众的科学普及相对不够关心，所以，学者直面媒体也缺少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浙江大学改变评价标准的方向是正确也值得推广的。
    记者：严隽琪主席也说“你对学生开放”。近些年，从中学到大学，杀师事件、校园打砸抢等等事件不鲜见。我国教育的师生关系好像备受挑战，你觉得导致这些挑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引领和回应？
    朱永新：我一直认为，教师与学生是相对的，今天社会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有时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晚辈学习。学校里，教师不一定比学生懂得更多，社会的民主化也决定了师生关系不可能像传统的“师道尊严”，杀师事件和校园打砸事件属于犯罪，与美国的校园枪杀案件类似，与我们的教育与管理制度有关。导致挑战的原因有很多，关键还是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的心态比较焦躁不安。一方面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的内在需要和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对待学生，不能把学生作为自己附庸、廉价劳动力，而要作为平等的朋友，共同成长的伙伴。
    （四）
    民进和教育有着天然的不解情缘。民进的第一任主席马叙伦是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第三任主席叶圣陶先生是著名教育家，主持了新中国第一批教材的编写，是新中国教材的奠基人。朱永新早年学教育、研究教育，后来又成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无论是个人的经历，还是民进的界别特色，都使朱永新对教育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怀。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为自己的教育提案提供支持。
    记者：就教育方面而言，15年来，你觉得我国老百姓的诉求本身有什么变化？是参与渠道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朱永新：总的来说，我国老百姓的政策愿望和诉求是更多了，参与渠道也更多了。随着人们温饱问题的解决，对教育文化等精神层面的需要就更为强烈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什么？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确实是老百姓美好生活的第一要务。而今天老百姓的诉求已经从有没有学上，到上好学校，再到接受个性化的教育支持。
    记者：你与一线教师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你如何看待公办教师离职现象？听说你最近在写一本关于未来学校的书，未来的学校是什么样的，会否消解这个问题。
    朱永新：我曾经开玩笑说，在教育学界我不是最有学问的人，但是离一线老师最近。在社会多元化、互联网改变一切的今天，公办教师离职并不奇怪。未来教育将是一个“能者为师”的时代，时时处处可以学习的“泛在学校”将会出现，这就是我说的未来学习中心，政府购买教育服务业将成为常态。所以，应该用互联网思维重新思考教育，一个新的教育图景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