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电影春节档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无疑是《红海行动》的票房高企。这部以中国海军也门撤侨为故事原型，讲述蛟龙突击队执行撤侨和解救同胞任务的影片，最初并不被普遍看好，然而上映后反超其他几部喜剧片，最终票房口碑双双登顶。
    《红海行动》中突击队的7名硬汉，连同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机枪手形象，在洋溢着合家欢气氛的春节假期，战胜了看似更为应景的呆萌胡巴、“唐探”组合以及西游四人组，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袭。再联想去年暑期档《战狼2》中的超级战士冷锋，以及《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空天猎》等片中的诸多硬汉形象，不禁让人思考，这些走红的银幕硬汉是否映射着某种审美趋向和时代文化的变迁？
    几十年来，从正气凛然的“国字脸”英雄到“奶油小生”，从20世纪80年代高仓健、施瓦辛格、史泰龙等外来硬汉，到90年代香港英雄片中的阳刚美学和兄弟情义，电影中的男性审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受日韩流行文化影响，大众文化中的男性审美越来越趋向中性化甚至女性化，阴柔之风盛行，颇受争议的所谓“小鲜肉”式审美大体上仍属于这一范畴。
    然而，从《战狼》系列到《红海行动》，在备受欢迎的军事题材影片中，银幕硬汉的阳刚美学、热血燃爆的观影效果、拳拳到肉的致命对决、战火硝烟中的舍生忘死，连同不断刷新的票房纪录，以及广泛热议的话题，或许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流行性的性别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而在其背后，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形成。
    这些被归于“新主流电影”的军事题材作品，都得到了国家和军队的大力支持，片中的军旅硬汉英雄执行的都是反恐、撤侨、解救同胞、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的使命，他们是中国军人乃至中国的形象而非个体形象，是大我的化身而非小我的呈现，是国家形象的想象而非个体欲望的镜像。由于这些影片都属于全民电影而非受众狭窄的粉丝电影，它们受到普遍欢迎，足以彰显整体性的时代文化心理：观众对这些银幕硬汉形象的认同，在根本意义上是对一个强大国家的形象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银幕硬汉形象当中，开始被赋予了一些不同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文化的新特质：对独立个性气质的彰显，对个体情感的表达，对个人行为动机的理解，乃至对某种犯禁性的宽容，等等。个体特质与群体价值、微观诉求与宏大叙事之间，不再是一种选择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未必以前者的牺牲来肯定后者的合法性，二者可以共存兼顾。正是这些新的特质，使这些银幕硬汉的形象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和亲近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是时代文化更加自信的一种表现。
    （作者：詹庆生，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