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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个人爱人类，只因为人类中有我的存在，与我相关的缘故。周先生认为墨子说兼爱的理由是因为“己亦在其中”，是最透彻的话。至于周先生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要从个人做起，讲人道，爱人类，使自己有资格去占用一个做人的位置。对于耶稣“爱邻如己”，周先生有些许的质疑，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又怎能使自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至于无我的爱，纯粹利他，那样的爱也是不可能的。人如果是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仰的主义，去做出一些献身的行为，例如割肉喂鹰，投身饿虎等等，那是超人间的道德，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周先生阐述了自己“爱的哲学”，大凡爱，必是多重矛盾，多种因素的综合。由爱所引发的种种“超人类”的行为不适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也仅仅只可能被奉为精神意义上的安慰与宁静的追求。“爱的哲学”显露了周先生对于人的不自信，人为了所信仰的主义去斗争乃至献身，在这个社会上，在人所生存的人间是很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对这样的一套体系的“无情”揭露。 对于人的文学，周先生是这样定义的。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各种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就称作为人的文学。其中人的文学的写作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的描写主要是指写理想生活，或者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正面来刻画，专写那些好的，美的，善的的事物。以及写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出现的，但却又在人的脑海存在的理想的，善的事物。侧面描写多写人的平常生活和非人的生活。这类文章分量最多，也尤为重要。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从而找寻改善的方法。在随后的阐述中周先生也说道，对于这类写非人生活的文学，世间往往都是很容易误会的，尽管他们在取材上与非人的文学大体说来是一致的，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譬如说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确实写这类事情的非人的文学。再比如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确实非人的文学。那么这两种文学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周先生指出这两种文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就怀着种种悲哀或愤怒。一个则安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有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当然，周先生对于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这样的区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在后面，周先生将《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归为非人的文学一类，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如果照周先生在文章中论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要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上述作品与周先生对于人的文学的定义是不相冲突的，岂不是自相矛盾。很显然，周先生对这类书籍的评价还是比较片面的。周先生认为那些非人的文学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平和的东西，是应该被排斥的。当然，周先生也肯定了这类文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文艺批评上所起到的作用。 虽如此，但人的文学还是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的启发。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才开始真正的向“人”转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下, 人的价值被蔑视, 人的尊严被践踏, 因此, 人的观念始终没有形成。中国人从来没经历过做人的时代, 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和“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直到新文化运动，民智才初步得到开启，在这其中，革命的作用很重要，但文学亦不可被忽视。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提出，在封建残余的颓落社会下，也可算是一股“逆流”。但就是这样的一股“逆流”却开启了文学史上乃至政治上的“人的思潮”。历史向前发展, 文学当和它同步。自从周作人提出“ 人的文学” 的命题之后, 人们一直为争取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和文学主体地位而孜孜求索, 奋斗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