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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同时作为“神魔小说”的扛鼎之作，文学成就极高，艺术与文化影响深远。它是唐代以来“西游故事”群落的集大成者，是通俗叙事领域作家个体意识与民间文化信仰融合的典范。它不仅以“游戏笔墨”，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满腹不平和深刻批判，寄寓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也在迎合时代审美风尚和哲学思潮的“冒险故事”中，承载着广大民众的信仰、情感、愿望与要求，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后世各种艺术形态对故事的重构与再造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自百回本问世以来，包括小说、戏曲、说唱、绘画、雕塑、建筑等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从中汲取养分，及至当代，以《西游记》为蓝本或借鉴主题元素的影视、动漫、游戏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西游记》的影响力，远不止小说甚至文学艺术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已渗透到民众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在饮食起居中总能或多或少采撷到关于“西游”的文化成分。 当然，百回本《西游记》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在刊行传播后，“西游故事”相对定型但并未固化，依旧保持艺术活力，结合特定时代的审美持续地更生蜕变。在这一过程中，戏曲、说唱、图像等文本系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各自的艺术成规、审美传统、文化意涵，对故事进行重述和再现。可以说，是它们的“集体经验”造就了百回本，也是它们动态的“互文性阐释”活动，成就了故事的“前世今生”。 “西游戏”：《西游记》传播轨迹的主要角色 在“西游故事”的生成、嬗变过程以及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传播轨迹中，“西游戏”始终作为主力军存在。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许多原生的单元故事都是在戏曲文本中演化至高级形态的。如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鬼子母揭钵记》，杂剧《猛烈哪吒三变化》《灌口二郎斩健蛟》《二郎神射锁魔镜》《二郎神锁齐天大圣》《观音菩萨鱼篮记》等，这些作品着意敷演某一单元故事，完善而自足。尽管这些故事未必都被后来的百回本所吸纳、整合，成为情节链条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个别“西游人物”正是在此时期，以“舞台形象”的方式，变得丰满而卓荦起来的。同时，宋元时期也是“西游故事”的聚合期，原生单元故事一方面向彼此聚合，另一方面又先后向“取经故事”主干靠拢，并最终附着其上或融合其中。小说系统中已有《西游记平话》，但直到目前这部重要的文本坐标，主要仍旧是根据《朴通事谚解》注释引文等间接性文字，或《永乐大典》中所保存的“只鳞片爪”而拼凑起来的。戏曲文本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直接的文献证据：尽管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只残存两折，但在宋金队戏《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可以看到完整的“取经故事”流程，尤其又有《雄（熊）精盗宝》《鬼子母揭钵》《文殊菩萨降狮子》等单独的表演部分，更直观地反映了这一“聚合”过程。 明代是“西游故事”的定型期，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场上经典”。从中可以看到，“闹天宫故事”、“江流故事”已与“取经故事”实现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情节链条。其实在明代，以“西游”为题的传奇剧数量不在少数，只不过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后百回本时代的戏曲舞台上，尽管不少作品都难以逃脱百回本的“金箍儿”，绕不开其高品位的案头经验，但戏曲文本重构故事的活动始终没有消歇。《昇平宝筏》这样的舞台巨制，尽管不免被扣上“以小说为蓝本”的帽子，但更为直接的艺术经验，来源于明末清初民间或宫廷的大量“西游戏”，而反过来，这部在清中期搬演频繁的宫廷连台本，又深刻影响着民间单齣戏的形态。花部戏崛起以后，“西游戏”的搬演活动更是走向极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