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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Ａ为Ｂ”句式是指下面这类句子： 吾以汝为死也。［（１）］ 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２）］ 这类结构在上古汉语中常见，其产生期不应晚于春秋初年，秦汉时使用率较高，南北朝以后少见［（３） ］，现代书面语中还有，但口语中不再使用。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句式比较固定，其实它较灵活，有许多变换结构。 所谓句型变换是指句子格式间的有规则变化，它利用删除、移位、替代或添加等手法，改变句子的成分或语序，丰富语言的句型，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下面我们先举例说明“以Ａ为Ｂ”句式的各种变换结构，然后分析变换结构的成因及其有关问题。 一 “以Ａ为Ｂ”结构中的Ａ、Ｂ两成分可以删除移位和替代，从而形成删除变换、移位变换和替代变换三类变换形式，其间又有不同的变换情况。 （一）删除变换 用删除手法形成的变换结构有“以Ｂ为”和“以Ａ为”两种。 １．“以Ｂ为”，删Ａ。如： （１）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诗·鹑之奔奔）“以”下删“人之无良”之“人”。 ２．“以Ａ为”，删Ｂ。如： （２）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说苑·君道）“以人言为“等于说“以人言为所为”，“所为”承上文删。 （二）移位变换 “以Ａ为Ｂ”中，Ａ或Ｂ可以前移，Ａ还可以后移，从而形成四种变换结构。 ３．“Ａ以为Ｂ”，Ａ移“以”前。如： （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氓） （４）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僖公四年） 例（３）中的“秋”，例（４）中的“方城”，“汉水”都是Ａ成分，从“以”后移到了“以”前。 ４．“ＡＳ以为Ｂ”，Ａ移句首，Ｓ代表原句主语。如： （５）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论语·季氏）“夫颛臾”是Ａ成分，从句子中“以”后移至句首，形成变换结构。 ５．“以为ＡＢ”，Ａ移“为”后。如： （６）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韩非子·内储说上）比较：吏乃悚惧其所，以君为神明。（同前） “以为ＡＢ”结构产生于战国时代，之前只作“以Ａ为Ｂ”。这表明“以为ＡＢ”是“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而且“以Ａ为Ｂ”有表行为活动和表意念活动之分。上述变换只限于表意念活动的“以Ａ为Ｂ”，表行为活动的不能这样变换［（４）］。 ６．“Ｂ以Ａ为”，Ｂ移句首。如： （７）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离娄上）“恭俭”原是“为”的宾语，现移至句首作主语，形成变换。 在四种移位变换中，“Ａ以为Ｂ”较多，“ＡＳ以为Ｂ”、“Ｂ以Ａ为”较少，“以为ＡＢ”秦汉时逐渐多起来。 （三）替代变换 “以Ａ为Ｂ”的Ａ、Ｂ和“以为Ｂ”的Ｂ，都可以用其它词替代。常用的替代词是“何、奚、无、有”等。用“何”替代形成三种变换结构。 ７．“何以为Ｂ”，“何”代Ａ。如： （８）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吴子·治兵）“何以为胜”犹云“以何为胜”，“何”代Ａ。其答语为“以治为胜”，“何”与“治”语法地位相同，其代Ａ变换之迹甚明。 ８．“何以Ａ为”，“何”代Ｂ。如： （９）仁者爱人，义者循礼。然则又何以兵为？（荀子·议兵）“何以兵为”即“以兵为何”，“何”代Ｂ。这种句式和下面的“何以为”句式，曾引起争论，实际上它们是“何”代Ｂ的变换结构。 ９．“何以为”，“何”代“以为Ｂ”之Ｂ。如： （１０）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史记·伍子胥列传） “何以为”即“以为何”，这可从答语“以杀子西”得到证实。 用“何”或“奚”替代变换，实为二重变换［（５）］，先用“何”代Ａ或Ｂ，然后把“何”移到“以”前面。即： 以Ａ为Ｂ→以何为Ｂ→何以为Ｂ 以Ａ为Ｂ→以Ａ为何→何以Ａ为 以为Ｂ→以为何→何以为 “何”在变换结构中是疑问代词宾语，疑问代词作宾语在先秦要前置，因而形成上述变换。“何以Ａ为”和“何以为”之“何”本是“为”的宾语，但也要置于“以”字之前，这是因为原式“以Ａ为Ｂ”中“以Ａ”和“以Ｂ”之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包括前移而来的“何”。这样，“以”字前面便是“何”字的最好位置，从而形成了“何以Ａ为”、“何以为”两种特殊变换结构。 “无”字替代也形成三种结构。 １０．“无以为Ｂ”，“无”代“何以为Ｂ”之“何”。 （１１）上无以存身，下无以为人。（庄子·盗跖） 比较：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谷梁传·僖公二年）“无以为人”与“何以为人”句式平行对应，“无”与“何”语法位置相同，“无”代“何”。从句意看，这两种句子都表否定，只是或用反诘语气，或用否定词“无”，否定方式不同。 １１．“无以Ａ为”，“无”代“何以Ａ为”之“何”。如： （１２）赵亡，何以生为？（宋史·米立传）比较：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五章） “何以生为”与“无以生为”句式平行，意思相同，“无”、“何”对应。 １２．“无以为”，“无”代“何以为”之“何”。如： （１３）孔子曰：“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大戴礼记·五帝德）比较：公曰：“请问民征”。子曰：“无以为也，难行”。（大戴礼记·四代） “何以为”和“无以为”都表示否定意思，句式整齐，“何”、“无”对应，“无”代“何”。 在“无”字替代变换中，“无”本是动词，“何”本是代词，它们之所以能形成替代，是由于这类变换包含三重变换。以“何以为Ｂ”为例，即： 第一重：何以为Ｂ→所以为Ｂ（所代何） 第二重：所以为Ｂ→无所以为Ｂ（增无） 第三重：无所以为Ｂ→无以为Ｂ（删所） “有”字替代形成两种变换结构。 １３．“有以为Ｂ”，“有”“代“无以为Ｂ”之“无”。如： （１４）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墨子·尚贤）“有”与“无”意思相反，“有以为Ｂ”实即“无以为Ｂ”的相反说法。 １４．“有以为”，“有”代“无以为”之“无”。如： （１５）义者谊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韩非子·解老） “有以为”是“无以为”的相反说法。“无以为”实为“无以Ａ为”省Ａ，因而“有以为”即“有以Ａ为”省Ａ。 替代变换形成上述几种结构，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些变换最初是有先后层次的：首先是“何”代Ａ或Ｂ，然后是“无”代“何”，然后是“有”代“无”。但是，变换一旦形成，它们又具有共时性，可以互相替代，形成共时变换。 有些语法学者把古汉语中与“Ａ以为Ｂ”结构相同的“志以发言”［（６）］和“政以治民”［（７）］ 等句式严格与“以志发言”、“以政治民”区别开来，说前者是主题句，“以”是宾语空语类介词［（８）］ ，或是连词［（９）］。从句型变换引起语法变化来看，把前者解为主题句是对的，但还应看到和后者的变换关系。就句式来源看，前者是后者的变换形式，与“Ａ以为Ｂ”是“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一样，所谓主题句乃是变换带来的语法变化而已。 二 “以Ａ为Ｂ”结构中“以”和“为”是什么词性，一直是语法学界争议的问题。关键是“为”是什么词性。王引之认为是语助（即语气词）［（１０）］，马建忠既认为是语气词，又认为是动词，看法不定［（１１）］。王力先生认为“以”、“为”最早是动词，后来虚化为介词，而且虚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已经完成［（１２）］。杨伯峻、何乐士先生认为“为”既有一般动词的作用，又有系词“是”的作用，可理解为“是”、“当成是”、“看成是”、“作为是”［（１３）］。向熹先生认为“为”当是动词［（１４）］。易孟醇先生认为“以”和“为”均是介词［（１５）］。我们觉得这种句式中的“以”和“为”都应是动词，Ａ是“以”的宾语又是“为”的主语，“以Ａ为Ｂ”是兼语结构。如“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设为也”。 “为”与“当”并举，是动词。“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以事治也”，“为”与“识”、“治”并举，情形与之相同。其它如“奚以名为”、“何以兵为”、“何以为”等，从语句对比证实也是“以名为奚”、“以兵为何”、“以为何”，“以”、“为”也都是动词［（１６）］。 三 变换结构的成因很多，归结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表示强调，并使句子简洁灵活。 强调是语言表达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以Ａ为Ｂ”的有些变换结构，目的正在于此。如“Ａ以为Ｂ”、“ＡＳ以为Ｂ”强调Ａ，“Ｂ以Ａ为”强调Ｂ。“秋以为期”，“楚国方城以为城”，这些句子如还原成“以秋为期”，“楚国以方城为城”，句意基本未变，但对“秋”、“方城”的强调则减轻或削弱甚至消失，足见变换的强调作用。另外，古人行文尚简，只要不影响文意，经常在行文中删除或省去句中的某些成分，这样就形成了删除变换。本文讨论的“以Ｂ为”、“以Ａ为”就是这样变换来的。 （二）这种简洁、灵活的句式，是古人思维特点和心态的反映。 作为语言结构规则和方式的语法是人类长期抽象思维的成果，它在反映思维成果时也必然反映和体现着某个民族的思维特征和文化背景及其心态。 对人类早期的语言，恩格斯曾说：“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基本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１７）］。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说话人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对方听得懂，说话时总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压缩。这种精炼简洁的特征，一直保留在古今汉语中。 汉语的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语义关系来表达，各种句法结构因为缺乏形式标志往往界限模糊不清。这些特点是汉民族悟性思维的产物。汉人“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朴素整体观念导致汉人对悟性思维这一具象思维的偏重。这种思维依靠直觉上的联想、类比，是一种经验性的辩证思维形式。由于悟性思维常常不注重对思维对象进行分析、抽象，必然带来形式的缺乏。汉人实用人生观、“万物皆备于我”的认知态度，又为这种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语语法关系的确定、句子意义的理解，常要通过语境去分析、去揣摸，正所谓“读书百遍，其意自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给汉语语法抹上了缺少形态特征、尚意合、简约凝炼的色彩，而且也是汉语语法灵活性的重要基础［（１８）］。 与西方哲学史相比，中国的先哲们大多擅长从阴阳对立、交感变易、动态过程和有机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一切。中国古代辩证法是直觉、综合地从总体上把握世界，虽然正确描绘了现象世界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细节，尚未对整个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解剖、分析［（１９）］。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依存联系而不重个体区别独立的思想倾向。上古汉语中“以Ａ为Ｂ”句式的灵活性，正是这种思维特征和心态的反映。 运用句型变换研究相关句式的变化情况，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应引起重视的问题。本文非常粗疏地考察了“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及其成因，给句型研究和句法分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１）《论语·先进》。 （２）《战国策·赵策》。 （３）《太平御览·兵部占侯类》。 （４）谭世勋《试论“以Ａ为Ｂ”结构的发展，《华南师大学报》１９８５．４． （５）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四章，北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７）《左传·隐公十一年》。 （８）申小龙《〈左传〉主题句研究》，《中国语文》１９８６．２又《中国句型文化》第三章，东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９）何东士《〈左传〉的“政以治民”和“以政治民”句式》，《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１９８８年。 （１０）王引之《经传释词》Ｐ４９、５０，岳鹿书社，１９８４年。 （１１）马建忠《马氏文通》Ｐ７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１２）王力《汉语语法史》Ｐ１４９，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 （１３）杨伯峻、何东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Ｐ６０１，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４）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Ｐ１２７，高教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１５）《先秦语法》Ｐ３６９－３７２，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６）方有国《论“有以”、“无以”的形成和结构关系》，《西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０．３．又《上古汉语“以Ａ为Ｂ”的变换结构》，《西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３．１． （１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Ｐ１９，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１８）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９）《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Ｐ６５－６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２０）萧振国《汉语法特点和汉民族心态》，《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８９．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