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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塔的故事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1到8记录了下边的故事：人到西内阿定居下来，说：让我们用砖石建一个城、一个塔，塔尖摩天，给我们自己一个名字，否则我们就要分散各方了。上帝看到人造的城和塔说：他们是一群人，讲的是一种语言，他们要做什么，就不会停止的。让我把他们的语言搞乱，互相不通。于是，上帝就把他们驱散到各方，他们因此必须停止建城和塔。 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就可以战胜一切，这是两河流域的人民的一个古老的梦想。 世界语 千百年来，人类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做过无数的努力，创造出了很多“世界语言”。开始，由于殖民地政治和文化时尚，拉丁文和法文相继在许多国家通行。二十世纪，英语继之而起。在东南亚，汉语曾经被很多国家和民族借用。这些都是自然语言作为国际语言的例子。 十七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创造人工的“世界语”，其中最出名、最成熟、传播最广泛的要算波兰医生扎门霍夫（Zamenhof）1887年发展出的Esperanto。Esperanto以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为基础，追求在语音、字形和句法上的简化。在Esperanto中，重音永远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它只有16条语法规则。比如，只有一个"冠词"；两个"格"："主格"和"宾格"；前置词后边永远跟主格。在字形方面，Esperanto共有15000个“字根”，10个"前缀"和27个"后缀"，以资组合使用。 比Esperanto更简单的有如"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它总共只有800个词汇，其中400个抽象名词，200个具体名词，100个副词和100个动词。所有这些人造世界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以简单和逻辑为目的，便于学习，便于使用，传达意思精确。 但是，所有这些“先进”、“简单”、“逻辑”的人造语言都没有被广泛接受，人们情愿去使用那个很不逻辑、很复杂、很混乱的英语（读一读莎士比亚，就有体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欧洲诸国的语言 刚到德国时，最大的惊奇不是先进的电器（不如咱们中国先进），豪华的汽车（德国人羞于摆阔），前挺后厥的女孩子（人家都羡慕我老婆是中国血），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生活（德国人生活实在简朴），而是：在那么小的地域中，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风俗，在或多或少地和平共处。今天，欧共体各国的边境开放了，货币也马上就要统一了，但是，语言还是各说各的。到了法国，你别期望人家跟你讲英语。虽然荷兰语跟德语极端相似，几乎所有荷兰人都懂德语，但是，他们最憎恨德语。这个状态令我非常不解。依照我们中国人今天的逻辑，通过文化和经济的竞争，通过战争，欧洲早就应该统一成一个国家，“车同轨”，“书同文”，“同律度量衡”了。他们何以安于这个“分崩离析”的悲惨状态呢？于是我想到了《圣经》，想到了上帝的意志。 语言不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我们可以说：假如欧共体的国家都讲英语，都写英文，对他们的经济肯定很有好处，欧盟或许也会更加“强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经济发展的崇拜，放弃对“富国强兵”的崇拜，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语言文字不是为经济服务的，更不是为战争服务的！我的好朋友彭小明先生总是说：战争有输赢，但文化不能割断！邹俊明女士说得更形象：一个书生被当兵的打了，从此就下决心放弃自己的学问，投笔从戎了。这是何等的荒唐啊！假如，哪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比较发展，我们就要学他们的语言文字，接受他们的文化，那我们可是真要累坏了。难怪“五四”以后我们这样举步维艰呢。 语言文字的功能远远不限于传达逻辑信息，以资经济的发展，更不是为了计算机的普及。任何一个没有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的语言文字都是死的语言，死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世界语”都不能成真正的世界语的根本原因。错不在这些语言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民族，脱离了历史，脱离文化。之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情愿用英语来交流，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对美国的文化，对他们的价值体系有很深切的认同感。“美国的”就是时尚，就是先进，就是好的，令人羡慕的，这不需要任何严密的语言逻辑！ 所以，一切以为汉语、汉字必须要简化，甚至拼音化的人，都是简化了语言文字的动能，把他们当作了经济的奴隶，这是要求“上层建筑要符合经济基础”的结果。 简化——现代哲学的重要特征 几百年来，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文化圈渐渐地丧失了对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给了我们一切，不依赖于我们的存在和意识而存在的世界的敬畏。我们习惯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神秘、非理性的世界。我们自以为对那个所谓的“理性世界”比较了解，因而也易于把握，易于统治，易于改造。这是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世界。我们很勤奋地营造这个小小世界，给我们做了衣服，盖了房子，使我们不受制于气候的变化；种了粮食，养了牲口，使我们总能填饱肚子；发明了汽车，甚至飞机，上帝虽然把我们驱赶开了，我们又可以相聚；我们还造了宇宙飞船，自以为可以飞到上帝、如来佛都够不着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很自愿地把世界这一部分看作它的全部，而陶醉于这个小绿洲中，乐不思蜀了。只有上帝常常来给我们捣乱，或者闹一闹自然灾害，或者弄出个新的不治之症来。中国古代有《周易》，有公羊派的学者（比如董仲舒），就是专门用“天人感应”的祥瑞、灾异学说来告诫人类的。 至于世界的那个神秘、非理性的部分，我们总是努力用“科学知识”来证明它的不存在。我们为什么那样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呢？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狂妄自大的心理背景常常是恐惧。的确，我们对那个不能理解、不能把握、不能改造、不能统治的世界有着深刻的恐惧！但是，我们软弱的人格不让我们承认这份恐惧！其实，我们是把自己锁进了这个小小的理性世界中，这个可以用数学、物力和化学的公式描述的世界中。说得更难听一点儿，我们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用公式构成的世界。罗素在《数理哲学导论》中解释“自然数”时说：为什么一切“自然数”都符合“自然数”的规律呢，因为我们是这样定义它们的呀！ 中国古人批评用片面的观念解释世界时说：以一贼道。现代哲学简化世界的努力就是以一贼道！ 君子之道费而隐 《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世界之于我们人类是“费而隐”的，虽然匹夫匹妇之愚蠢、之低能，也能有所知、有所作为，这就是世界的理性部分。安于对这一部分的理解和把握，固守其中，把这一部分当作它的全部，就是“下愚不移”，或者叫做“闭关自守”。勇于承认我们的恐惧，承认世界还有对我们神秘和非理性部分，把这种认知贯穿在求知和生活中，就是敬畏的精神，“礼”的精神。不这样，就要沦于“小人”了。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我们把文化的传统看作纯功利的，把语言文字看作经济的附庸，要轻率地去修改它，就是简化了文化的包蕴，简化的语言文字的功用，就是缺乏敬畏的精神，就是“不知天命”、“狎大人”、“侮圣人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