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篇访谈当中，刘慈欣谈到：“我写的这种以创意为核心的科幻……对我来说最大的瓶颈就是获得创意的过程，之后的故事和人物是凭借努力就能完成的，但是创意部分凭努力完成不了，可没有这个核心的创意不行。”当被问到如果某个激动人心的科幻内核与现实中的科学技术有矛盾，将如何取舍时，他回答说：“得看这个科幻内核的故事资源如何，如果这个内核有许多故事资源，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我就不会放弃它……只能在科学上尽量加以修改，尽量符合，尽量不要有太大的漏洞。”[1]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尽管有着“硬科幻”之名，但还是以“文学”为根本，是一种以某个创意观念为中心的微型思想试验，故事和人物都是为了铺陈、展示、烘托、凸显、阐明这个内核而来。这属于“概念先行”，却是科幻文类的传统——它总是倾向于讨论一些宏大的观念性命题，不惜为意造文，因而在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史中往往美学评价不高，处于纯文学话语等级制中的低端。
    在晚清、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的几波短暂热潮之后，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新世纪以降的当下再次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2]这背后当然有着科技迭代更新与受众群教育水平提升等因素的综合效应，但它能够形成新兴的文学现象和学术研究关注的话题，显然有着科幻自身所具备的思想试验这种总体性思维的素质作为基础。刘慈欣内在于这个潮流之中，而其特异之处在于，即便在科幻文学群体的内部，刘慈欣也是一个孤峰独起的存在。这当然不仅指他获得了某些国际性奖项——那当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吸引眼球、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此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经受了堪称苛刻的市场的检验，在普通读者那里获得了广泛认可。更主要的原因是，刘慈欣有能力进行思想试验，而不光是设置某个新奇别致的核心观念后敷衍成文，而是让各类观念集束式出现并繁衍生长，形成了某种世界观。他的思想试验关乎和平、战争、生存的基本母题，进而延展为道德、契约、博弈、集体的普遍性话题，使得某个灵光乍现的“点子”（这种创意式“点子”在各种哪怕是平庸的科幻作品中也并不少见）跃升为了思想命题。这些思想命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不是纯粹的卖弄机智、思维训练与智力游戏，而是将某些基于现实的回应转化为全新的文学论辩。
    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学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面对高度技术化、符号化与碎片化的语境时，如今的现实既不是史诗时代那种浑然未分的和谐，也不再是小说时代的二元分离，而是在新媒体语境中，现实已经融入到心灵之中。当变化了的“现实”无法被既有文学书写方式全面把握的时候，“现实感”就成为文学的基本内容。这种变化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如同卢卡奇在一战期间欧洲启蒙现代性进程遭受巨大挫折时所说，那种“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功、生活和本质，就是同一概念”的“史诗时代”已经完结，世界处于“先验的无家可归”的状态[3]，当古典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4]终结之后，小说应运而生，只不过它不像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而是“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5]。从现代性祛魅的“神的死亡”到由于科技与消费带来的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出现了“存在的被遗忘”状态，“过去，笛卡尔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与占有者’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他预先早已被黯淡，被遗忘。”[6]
    与这种在哲学本体和认识论上的转型映照，“传统小说”在经历20世纪以来一系列的题材内转和精神空间收缩过程之后，诸种文学形态与手法都失去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似乎已经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纯文学时代。后纯文学时代的文学往往体现为总体性的失落，“现实在当下文学的书写当中的不同变体呈现出的既值得珍视又有待改进的面貌：它们或者竭力平视等同于现实，这是对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现实主义经典律令的转移，却有可能在技术性的精确中放逐了目的和伦理旨归，从而使得价值判断远离，而让文学成为一种平面的反映之镜；或者低于现实，而刻意谋求某种巨细无遗的‘真实’，但是在追影摹踪上，书写永远跟不上外在世界的流动嬗变，尤其是当摄影、电视、网络已经全面侵占到原先许多属于文学的领地的时候，文字的技术无法匹敌声光影像的立体式呈现。如此种种，会带来片段化的现实书写。”[7]科幻小说反倒在想象性思想构拟与文本操演中将自身的对象设置为现实感，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的总体性思考，并且难得地摆脱了“资本—权力”这一新时代总体性逻辑的掌控。
    总体性的理论基础无疑得益于卢卡奇的阐发，他在19世纪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了某种“新世界”的可能性，进而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的核心位置：“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8]也就是反对单纯考察社会的某一方面，主张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总体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现出来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应当将一切局部的东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这种关于历史延续性与关联性的认知方式无疑有着强烈的主体建构意味。但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也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现实融化、主体退隐、现实感成为对象的语境。在这种情形之中，如果想要摆脱片面与片段的困扰，必须重启炉灶，找到一种适应于时代的总体性赋形方式，就文学的范式转型而言，刘慈欣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个案。他的走红不仅仅是某种类型文学的胜出，而毋宁说是无意中满足了阅读受众对于一种新文学的渴望。这是一种后纯文学时代的自然选择，它不满于数十年来“纯文学”话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个人、内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现与象征，显示了文学作为以超越性为内在支撑的艺术的回归。
    二
    政治与人本身关乎思想试验的根本，是刘慈欣科幻世界中始终围绕着的宏大议题。
    纯文学观念“去政治化”书写中，政治被偏狭地理解为需要对抗的党派政治或者是政治行为，文学被视作需要对此做出叛逆或疏离的姿态以保持自身的审美纯正性与观念独立性。在这种思路之下，“批判”本身的路向被预先设置好了，转化成了立场与价值观，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延续了二元对立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它一开始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合法性，此后当外部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则日益变成无所用心者刻舟求剑般的路径依赖。刘慈欣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重新将政治讨论“理想类型”化，而不是像一个在观念派别菜市场中的家庭妇女一样对日常的行为选择锱铢必较。就政治观念而言，刘慈欣在小说中常用的手法是去日常化、设置极端情境和“例外状态”，在应对与处理紧急状态中突出主权者的合法性。他常被评论者认为是古典主义的原因正是来自于其政治与社会认知上的古典政治思想，即带有功利主义理性色彩的阶级与社会判断，而一改当下流行的微观政治话语（比如纠结于身份认同或者性别取向的政治正确而忽略了现实中更为迫切的压迫与阶层差别），赋予共同体以更广阔的维度，进而实现集体性对个人主义的超克，重新在广袤的时间与空间中建立一种新的现实感性。而这一点，对于普遍琐碎化和犬儒化的当代文学思想格局而言，无疑是一种革新。
    《超新星纪元》（1991）中的故事就可以视作一个微型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模型。由于死星爆发造成的高能射线辐射到地球，全世界十三岁以上的人将在不久的未来全部死去，在这之前儿童需要迅速成长、承担起国家主宰者的责任。这便是一种远超出平常与日常的例外状态。超新星纪元将至带来的存亡绝续危机，使得人类重新回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意义上人人各自为战的“自然状态”中，社会退缩、政府独大，强势国家成为“活的上帝”——主权者。人们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都是从主权者那里来：“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成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9]。为了避免只有孩子的世界分崩离析，各国首脑采取了紧急措施，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面对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未来国家领导人的质疑，总理的回答是：“成人世界随时都可能丧失工作能力，在这人类最危难的时刻，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国家处于没有大脑的状态——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所以，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这种非常特殊的选拔方式。”[10]这个“非常特殊的选拔方式”就是政府（主权者）无视既有法律和制度程序，直接任命新一代领导人。“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11]用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术语来说，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举措就是主权者基于法的“委任独裁”，而新一代的主权者则可以接过超越于法的“主权独裁”的接力棒。[12]而在这之前，山谷世界中已经按照成人世界的政治逻辑通过游戏对孩子们进行了国际政治的模拟训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种挥之不去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感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这依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时刻面临的是地缘政治、资源争夺、联盟与竞争等问题。主权者的决断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尤为关键，因为只有它才有能力阻止可能出现丛林竞争般的无政府状态，让国家凝聚为一体，高效率地应对危机。在危机爆发的转型时期，新旧权力尚未交接成功的悬空时代，出现了全球混乱，这个时候充当主权者的是数字国土和量子计算机。但是主权者必须唯一，一旦孩子们接手权力就必须要独占权力。刘慈欣在小说中设置了“全国大会”的情节，因为“数字国土”上出现的虚拟社区使得在现实国家之上叠加了一个虚拟国家。虚拟公民就是集体人格的代言者，在准全民大会的虚拟民主之中，绝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一个非理智、非逻辑的“好玩儿的世界”，而不是有着理性自觉规划的世界。刘慈欣借助这个情节嘲笑了民主的群氓天性，因为最终还是精英主权者具有理性的决断能力，如同施密特一再强调的。有意味的是在小说里几乎没有人对主权决断产生任何异议，显示了一种潜在的国家主义倾向——个人在其中无关紧要，他们要服从绝对的集体和国家利益。刘慈欣的现实感如果说还是无意识的，那么对于集体信仰的人格化却是确定无疑的。
    在这部早期尚带有“儿童文学”色彩作品中，刘慈欣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重新在孩子国家间演绎了一部当代政治史，可以说是出于对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切实感受，折射出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核威慑逻辑。《球状闪电》（2001）里中外战争也正是因为宏聚变而可能造成的全球衰退而不得不停止。这一“威慑与平衡”的思路凸显的是几乎伴随人类历史进程始终的“囚徒困境”，后来被刘慈欣在“三体”系列小说（2006-2010）中发展为更精细的“黑暗森林”法则。如果注意到该作的写作时间正是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及至苏联社会主义联盟瓦解的那段时间，这部小说可谓意味深长。虽然就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冷战体系的结束或者所谓多极化世界的兴起，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而甚至可能更为严重，只不过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营造的幻觉中变得隐蔽了，刘慈欣用科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回应。
    对自然丛林状态的不满与对人性本能的不信任，使得在刘慈欣看来，科技才是文明的关键，宇宙的正义（法的观念，法与是否邪恶没有关系）由更高一级的文明者界定。在他架构的世界观之中，技术实际上充当了神的角色。循着这种逻辑，必然会悖论性地导致“黑暗森林”法则的诞生：因为宇宙本身不可穷尽，技术与文明也就没有尽头、无法预知（神不可知），因而导致终裁权的丧失，事实上宇宙中是无法确定终极主权者的，这是宇宙秩序堕落为混乱的自然社会的根源。在《三体II：黑暗森林》的结尾罗辑与史强的对话中，罗辑说道：“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13] 宇宙图式似乎成为一种“他人即地狱”般的场景，这里显示出存在主义式的自由、选择与责任的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刘慈欣在处理叶文洁与罗辑的不同选择时对于个人主义式自由的超越。
    因为“自然”（野蛮）与“道德”（文明）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自然状态中人与人（或外星人）彼此为敌，但这并非正义与否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将这种宇宙秩序搬到地球上来，具体到《三体·1》中背负文革创伤记忆的叶文洁身上，关于正义与邪恶的痛苦思索就是失去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绝望：“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14]她没有反求诸己，从人类自身寻找根源，而是将裁夺权交给外来者，试图让“三体”文明来取代地球文明。计划让具有更高技术的外来者统治地球，这是精英主义者的自以为是和主体性丧失。当她诉求“人类之外的力量”之时就是另寻一个主权者，不仅仅是针对自身所在政府的主权者，而且针对整个地球，这让她必然陷入文明悖论的境地，使她成为邪恶的肇始者。
    叶文洁的选择就是放弃了责任，而将权力移交给他者（三体外星人）。按照萨特的说法，存在先于本质，“通过人的自由选择的行动，人才成为他那样的好人或者恶人”[15]，人只有通过自我选择才能决定自我存在，获取真正的自由。放弃主体自我的叶文洁因而也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叶文洁形成对比的无疑是执剑人罗辑，他的强大的主体性足以承担起地球主权者的角色，与三体的威胁相抗衡。罗辑对三体人采取同归于尽的威慑斗争，不惜以全部人类的命运做赌注。这让他背负了无情暴君的罪名，但这却是自然状态中不得不行之的博弈。“黑暗森林”建构的宇宙图示很容易使人将其与霍布斯联系起来，而威慑斗争则更是在现实中似曾相识。“霍布斯认为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主权是一切人看得比什么都要紧的东西。因此，一个主权者率尔任其主权承受胜负的战争风险，未免愚蠢。在一个什么都说不定的世界里，明慎的主权者当然会备战，但真正开战是另一回事。”[16]罗辑肩负黑暗的闸门，承担了在彼此威慑中处于平衡状态的责任，实际上即是与外来他者强行达成了一个契约。他代表的就是终极意义上的理性之“法”和“道德”，而不是浅薄的小市民般的人道主义温情。
    法与道德平时是以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无意识出现的，只有在被破坏时才会浮现出其真切的面容。既然技术高的文明就是天然主权者，低级文明无法与之讲道德——“毁灭你，与你何干”。罗辑明白自身主权者的责任，要超越于法之外，所以他可以杀伐决断，残酷地用整个地球的命运与外星人做生死博弈。但他的后继者程心却不明白。程心的问题在于她无法认识到正义与法之间的关系，主权者没有法可言或者说超越于法律之外，因而它本身就是正义——在它那里，不存在毁灭整个人类是否是恶这样的道德问题。作为一个地球的主权者，她是超道德的，为了维护地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反常伦理的都是合法的。在自然状态的“黑暗森林”中，她的最大道德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任何手段来进行保护人类，就如同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所说“我们不能设想任何先于保存自我的努力的德性”[17]，“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18]。当自我保存都无法做到的时候，何谈道德？她认识不到这一点，存有妇人之仁，反倒毁灭了地球。很多读者会在程心“圣母式”形象中看到刘慈欣“直男”的一面，其实这倒并非是刘慈欣的性别歧视，而是冰冷理性对于小资式温情的嘲讽。如果将小说中的地球置换成中国，“三体”置换成其他国家，其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三体”系列中的地球始终处于危机的例外状态之中，如果类比霍布斯写《利维坦》时代的英国内战，则“三体”世界是一种宇宙内战的局面。基于对紧急危机、特殊状况、例外状态的暂时性举措如果常态化，很可能导致一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的极权状态，就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谓的：“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透过例外状态的手段对于一个合法内战的建制。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被整合进入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从此以后，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即便在技术意义上可能并未宣告），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面对着被称为‘世界内战’的无法停止的进展，例外状态愈来愈称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这个从暂时与例外手段到治理技术的转型，极可能根本地改变了（事实上，已经明显地改变了），传统上在不同的宪政形式间所做出之区分的结构与意义。确实，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外状态就像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一道无法确定的门槛。”[19] 在阿甘本看来，这是一种法的悬置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法和道德是零度状态，或者说它是形式有效而适用无效，这意味着开启了另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可能性：建立新的法、道德和人。刘慈欣在对例外状态的描写中显示了他高度的现实感。
    现实感不等于现实，或者是一种主观现实，因而它的对象是非表象和非具象的，这里体现出我们时代认识方式的一种转型，即不再是哲学式的囊括所有——那是康德及康德前时代的方式；也不再是理论式的究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是体系化思考破产后的权宜之计；而是德勒兹所谓的情动状态（affective）。德勒兹从斯宾诺莎的再解读中发展出这种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转型：“观念的形式现实……自身就是某物[20]”，即通过非表象性的思想样式，人们就确定了一种观念性现实，而并使得这种观念性现实成为客观现实的一种。这在21世纪以来的“后事实/后真相”[21]时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不安全感始终笼罩在人类社会的上空，从而导致了情动的“例外状态”成为全球政治的常态。不安全感的来源一方面是风险社会的来临，各种不可控因素增多，比如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分配不平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极权主义、种族歧视、核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人们由此也对风险有了一种认识，“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社会，而在于未来”[22]；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认知能力打开了更多的未知领域，从而打开了更多恐惑的空间。未来与未知产生了一种玛苏米（Brian Massumi)）所谓的威胁的政治本体：“面对未来的威胁，恐惧就是此刻预想的现实，是作为非存在的感受现实，是事物若隐若现的情动现实”[23]。它不是真实和事实，而是极度真实和情动的事实。依据情动而定事实的逻辑带有假定性，也就为先发制人的逻辑提供了合法性，比如美国的预防性的反恐措施，是“预先确保安全依靠的是预先防御行动带来的不安全”[24]，而这种逻辑事实上从美国蔓延到了整个世界，比如中国在各地加强的反恐预警和维稳措施。我们看到，无论是《超新星纪元》，还是《三体》，从临时政府到叶文洁及罗辑，尽管动机不同，都是面对来自未来和外太空无穷威胁的无限恐惧中的情动反应——科幻小说简直是对现实的直接反应，其中的人物处理的并非真实事件而是“符号——事件”，当下的行动是未来可能性的往回投射的结果。
    这种威胁及消弭的情动举措看上去荒诞，却是无可回避而必须面对的现实。从世界政治历史进程而言，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局面尽管在现实中结束于20世纪末，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事实与想象中的对立依然在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展开。正如有论者发现的，自杀袭击式的量子化军队、集权主义式的思想钢印和同归于尽式的水星核爆……这些刘慈欣设想的科幻场景，与其说是某种新的抵抗形式或战争形式，不如说是20世纪最为清晰的灾难与创伤，如法西斯主义、人种改造与人体实验、核武器与军备竞赛等的抽象呈现，“历史这种幽灵般的在场方式隐约提醒我们，当代科幻叙事或许具有一个潜在功用，即将目光从历史转向未来、从此地转向宇宙，以超越性宏观想象逃离20世纪的灾难历史”。[25]但我倒并不认为科幻叙事是一种“想象性解决”、“令我们摆脱现实的沉重负担的‘安慰剂’”，毋宁说刘慈欣将新兴的风险社会现状所加深了的焦虑不安通过科幻呈示出来，而在一种去个人化、反人性论和集体性回归的意义上加以处理。
    刘慈欣从一开始对世界对抗的清醒乃至残酷的认知就是来自于90年代后的世界局势和现实处境，西部经济的不平衡、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下岗潮流、基础教育缺失与“劳体倒挂”等一系列情形在刘慈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中都有所映射。当然，作为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本人的生产与生活并没有受到社会大转型太多影响，但转型带来了一种情动，就像《球状闪电》中所说：“那些可怕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头上，落到你怀中婴儿娇嫩的肌肤上，而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在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前面把它造出来！”[26]林云在用球状闪电攻击反科学的恐怖分子时，面对被挟制的儿童人质丝毫没有人道主义的感伤情绪，这才是残酷的真实。刘慈欣相信“那些能让大多数人陶冶性情的美是软弱无力的，真正的美要有内在的力量来支撑，它是通过像恐惧和残酷这类更有穿透力的感觉来展现自己的”[27]，这个无疑是情动性的预防性举措，同时也是非人性的。
    刘慈欣在各种场合和文本中都透露出“后人类”与非人性的观念。在早期的一些短篇中，他就已经解构了人道主义以来关于“人”的观念，《天使时代》重写了H·G·威尔斯《时间机器》中被压迫的莫洛克人（Morlocks）的故事。非洲莫桑比克的穷人通过基因改造可以靠吃草和树叶生存，这违反了西方的人道主义观念，但在挨饿的人看来，“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28]基因改变后长起翅膀的黑人们对于西方军队而言，既像魔鬼又如同神灵，是对基督教伦理观念、西方强国碳政治的反讽。星舰地球在被三体人的“水滴”攻击之后，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蓝色空间”与“青铜时代”两艘飞往外星系的黑暗之船。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非人”了，刘慈欣忍不住给予其超越人类道德的隐喻式解释：“宇宙也曾经光明过，创世大爆炸后不久，一切物质都以光的形式存在，后来宇宙变成了燃烧后的灰烬，才在黑暗中沉淀出重元素并形成了行星和生命。所以，黑暗是生命和文明之母。”[29]。
    在《2018》里，刘慈欣直接对人本主义进行反思：“自我的概念本来就很可疑，构成自我的身体、记忆和意识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与简简分别之前的我，以犯罪的方式付款之前的我，与主任交谈之前的我，甚至在打出这个‘甚至’之前的我，都已经不是一个人了”。[30]后人类是去个人化的、非人本主义的，然而这种反人本主义却又指向最根本的人类生存，这里又显示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人的内涵与外延并非某种本质主义的界定，而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过程与目标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科幻是一种“从绝对不可知中诞生的绝对的现实主义”[31]，承接了中国科幻开端时候的政治关注。他的广受欢迎，一方面可能暗合了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同构；另一方面正因为他的绝对现实主义的当代性，结合了卢卡契的总体性与布莱希特的形式上变革，并且灌注了科学技术的幻想试验，从而体现了我们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即它走出时间是为了回到历史，想入天外的幻想建基于对科学基础理论的逻辑推理，和对贫富分化、金融贸易和国际斗争的切实判断之上，已经突破了19世纪正典化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以来内倾性的现代主义小说，而在“类型文学”中发展出一套冷峻、平面化、非人道主义式的科幻的现实感，指向的是新人与新伦理。
    四
    刘慈欣的科幻现实感置入当代文学语境之中，无疑是对于长久以来占据文学主潮的人性论的反拨。事实上，科幻小说从其诞生伊始，便具有反现代性的科技恐惧症，弗兰根斯坦对于其创造者的反噬意味着人对能够控制自身发明的科学技术的惶惑。20世纪以来，因为与现实政治话语的结合，并且因为人工智能之类新技术的潜在威胁，反乌托邦式的主题成为科幻文学的主流。放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尽管最初有着“新中国未来记”这样洋溢着乐观自信的民族主义狂想，但很快科幻的形式就被挪用为用来批判政治腐败与科技异化的压抑。在于江晓原的一次对谈中，刘慈欣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所持的主张是“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科学主义，虽然科学有可能造成诸如人性的异化、道德的沦丧之类问题，但人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所以不应该拒绝和惧怕变化。“我认为那些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人本身不该被异化”。[32]。那种对于人的静止与固定的看法，缺乏长时段的历史意识，其实也折射当代文学书写之中，刘慈欣的反对正显示出他的历史感。
    通过超经验论的思想试验，刘慈欣重新解释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在《镜子》（2004）这篇颇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这个将正剧写成荒诞戏的小说中，心怀理想与责任感的纪委干部宋诚在软件工程师白冰的帮助下获得了省里官员腐败是一系列证据，并且牵涉到首长。技术狂热爱好者白冰是通过在偷来的超弦计算机上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从而能够在计算机中看到现实世界的运动演化，得知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真相。程序模型显示了历史决定论的不可避免：“物理学穿过量子迷雾之后，宇宙又显示出了因果链和决定论的本性。[33]”但在现实中却又回到了存在即合理的观念。因为镜像世界让世界袒露无疑，再也没有困惑与暗角，因而变得乏味与无聊，最终退化毁灭于单一苍白之中。也就是说，现实的意义恰在于它的杂乱混成、善恶并行与参差多样，一个已经有了注定答案的世界则令人绝望。对于人类乃至宇宙宿命论的认知，并不妨碍依然要在现实中努力、挣扎与充满希望。尽管在某些时候，刘慈欣在处理危机与生存问题时不免显得有些功利主义倾向，从思想观念上来说，他像一切通俗文学一样倾向于保守，尤其是在政治哲学上，重新演绎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和契约关系，最后似乎又回到了永恒回归式的救赎之中。
    关于政治与人的思想试验，在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是统一在一起的。政治必须摆脱空洞的说辞，而落脚于生死攸关的现实，道德具有特定社会性，科学理性在历史之中摒弃一切感伤的人道主义温情。因为在极端情境中，那些全无用处甚至会成为败事的弱点。程心作为“持剑人”时候的妇人之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丝犹豫而毁灭了整个地球。这里虽然会陷入到一种“电车难题”的伦理困境[34]，但刘慈欣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了多数人的生存可以摒弃世俗伦理牺牲个体，而之所以能够具备如此勇气，恰在于他没有将“人”仅仅视为个人，而是作为一种类、群、集体的存在，人类本身成为一种共同体，他们的命运纠结在一起，个体在其中的牺牲是为了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创造出了一种新时代的史诗，史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35]。如果从思想资源来看，这可以视作刘慈欣对社会主义早期意识形态观念中“集体性”的召唤。
    在《三体·死神永生》的最后，刘慈欣以其宏阔的笔致写到“回归运动”，因为各自为政、自谋自利的小宇宙，“宇宙的总质量减少至临界值以下，宇宙将由封闭转为开放，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死去”，“为了避免这个未来，只有把不同文明制造的大量小宇宙中的物质归还给大宇宙，但如果这样做，小宇宙将无法生存，小宇宙中的人也只能回归大宇宙，这就是回归运动”。[36]“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并不构成对立，而是相互依存，没有对“大宇宙”的回归，“小宇宙”根本就无法生存。“小宇宙”和“大宇宙”在这里构成了个人与集体的换喻，这番话清晰明了地显示出，为了共同体的利益牺牲小我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彼此共同的存在。这是一种目的论式的理想情境，用小说中的话来说：“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对于智慧文明来说，它们最后总变得和自己的思想一样大”。[37]
    让思想成为通向广阔空间的途径，最终将个体的命运融入到共同体（国家、社会、宇宙）之中，这使得刘慈欣在语言的使用中尽量透明，因而很少见纯文学作品中的含混与暧昧；而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并非其所长（他的人物更多是具有古典式高贵的单纯和坚定信念的类型人物），他的重点在于阐释环境与关系，这也是他被许多批评者诟病“文学性不足”的地方。然而狭隘的“文学性”显然并非刘慈欣的追求，他正是要通过仿科学的语言和叙事来达至对于新时代总体性思想的探索，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构成对既有文学观念的超克，这让他成为我们时代为数不多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作家。他通过描写上宏大时空的恢弘磅礴，叙述上大刀阔斧、摧枯拉朽的速度与节奏，风格上的粗粝阳刚与残酷冷硬，一反小确幸、小清新、颓靡与衰丧的主流中产阶级美学范式，呈现出一种反潮流的写作。正是这一切使得刘慈欣将自己树立为一个特例，成为后纯文学时代文学书写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