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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近日首次访华，网络上流传已久的她的外号“梅姨”被一些国内媒体用在比较非正式的一些报道评论中，央视记者水均益在采访梅首相时就用这个“梗”作为开头： 水均益先是问特雷莎·梅：“那么你在武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中国外号？”So, when you were in Wuhan, did you realise that you’ve got a Chinese nickname? 在梅姨回答“没发现”之后，水均益又继续追问：“很多中国人会亲切地叫你‘梅姨’。你成了大家庭的一员，你喜欢这个称号吗？”A lot of Chinese people would affectionately call you, in Chinese, ‘Auntie May’. You’re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Do you like that? 梅姨的回复连说了三次“谢谢”：“哦，谢谢。真的，太谢谢了。我觉得非常荣幸，谢谢。”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I’m honoured by that, thank you.  据中国观察家网报道，许多英国媒体对这个外号进行了解读，有的还以为是这次访华刚获得这个外号。英国BBC说“这个亲切的称呼通常都是用于北京的关键盟友”，“这个称呼意味着特蕾莎·梅在中国受到极大的尊敬”：  《泰晤士报》则说这个绰号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特蕾莎·梅的喜爱：  《独立报》还在标题上写着《 特蕾莎·梅访华期间，中国人开始称她‘梅姨’》：  观察家网同时指出，英国首相还是卡梅伦的时候，特蕾莎·梅的这一称号（指“梅姨”）差不多就广为流传了。当时她是内政部长。 虽然有些中国媒体指出了英国媒体的一些夸张解读，但是并没有说明特蕾莎·梅是如何获得这一外号的。因为，在世界上，或仅仅在西方，女政治家就有很多，但是被中国民间称为“姨”或其他亲属称呼的，绝无仅有。仅从意思上推寻，确实不可思议。难怪《每日电讯报》就此用“疯了”（go crazy）来形容这一称呼的使用。 这个外号的获得和流行，也许有多重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只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原因——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难以成为外国人的姓氏或名字。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单双音节初探》（1963）一文中就注意到，在人名地名数词等方面，“单音节的活动远不及双音节自由，不但单说受限制，在句子里也受些限制”。吕先生举例说： 汉人的姓有单音的，有双音的。比如有一个人姓张，人家问他“贵姓？”他可以回答“姓张”，也可以回答“张”。要是人家问他“你姓什么？”他多半得回答“姓张”或是“我姓张”，不大能够只回答“张”一个字。可是如果这个人姓欧阳，他大概就回答“欧阳”，不必再带上个“姓”字。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小王！”“欧阳！”，不会听见“张！”“王！”，更不会听见“老欧阳！”别人在说话中间提到他们也是如此，单音的姓要在姓上加个“老”或“小”，否则就连姓带名说，可是双音的姓就可以光说姓。 用名字来称呼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双名，比如说叫“张子平”，一般都叫他“子平同志”，只有陌生人才会叫他“张子平同志”。可是如果他单名一个“平”字，人家没法儿叫他“平同志”，多熟的人也只能连姓带名叫他“张平同志”。 外国人的姓，一般译出来不止一个字，称说的时候光用姓就够了，比如“高尔基”（仿佛姓高名尔基似的）。也有译出来只一个字的，就不得不连名字一块儿说，比如“萧伯讷”（这可真是姓萧名伯讷）。要不就给他加个“氏”字，管他叫“萧氏”。 拙文（刘丹青1996）将这一问题概括为现代汉语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问题。汉语主要词类都有其明显的长度特征，典型的名词词长两到三个音节，不足两个音节的名词功能上受很多限制。动词的典型词长是一到两个音节，以单音节动词为最典型的动词。 既然单音节名词功能受限，尤其是姓和人名的单音节不便于称呼、也不便于入句，因此，汉语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就会尽量避免单音节的姓或名字，尤其是欧洲语言人名最后一段的姓氏，因为指称外国人最常用其姓氏，中国人连名带姓提及外国人的场合非常少。但是，像吕文所说的“萧伯纳”（Bernard Shaw，当年也作“萧伯讷”）那样姓名换位的连称，后来并不是常规，“萧氏”也不是正式译名，更加常见的是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尽量将单音节的姓氏延长为双音节。这对译成汉语为复韵母和鼻韵母的音节比较适用，办法就是将其韵尾单独译为一个音节，哪怕这个韵尾已经在第一个字中已经出现。例如，有一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Paul Kay，在网络词典“有道”中就是用“语言学家凯伊”作为条目来介绍他的。很多认知语言学的中文论文也都用“凯伊”称呼他。从音节对应来说，Kay译为“凯”kai已经是非常对应了，原来的复元音后音素i也已出现在“凯”kai这个音节中了。但是，译者又将此姓最后一个音素i独立成字，表示为“伊”，组成双音节姓氏“凯伊”（此例也见于石汝杰、刘丹青1993，改写本见本公众号刘丹青、石汝杰《 “川普”还是“特朗普”——从专名翻译规范化的两大课题谈起》一文）。在现代汉语中，“凯伊”比“凯”更便于称呼，也具有更加自由的句法功能。再如美国有个短跑名将叫Tyson Gay，他的通用中文译名就叫作“泰森·盖伊”。“盖伊”和“凯伊”的后字“伊”来历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双音化而将复元音韵尾i重复提取得到的。鼻音尾的例子如Sam，一般译为“山姆”而不是单纯的“山”。同样的am出现在“威廉”（William） “鹿特丹”（Rotterdam） “波茨坦”（Potsdam）等双音节三音节的人名地名中，就没有从中再抽取一个m构成“姆”。“山姆”是为了避免单音节的特别处理。 第二，尽量连名带姓一起称呼，避免单用一个单音节的姓。常见于不适合译为双音节姓氏的外国姓氏。如在上世纪英国撒切尔首相时代当过副首相和外交大臣的Jeffrey Howe，中文名为“杰弗里·豪”。提到他的中文新闻总是称为“杰弗里·豪”，几乎看不到有单独称“豪”的。同样，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从来没有单称“金”的。但是撒切尔首相的继任者John Major首相，一般中文报道却只称梅杰，不会每次都说“约翰·梅杰”。就因为“豪”是单音节，“梅杰”是双音节。 回到当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从一开始，姓氏“梅”在中文正式文体中就按照对音规则被翻译成了单音节的“梅”，没有被特殊处理为双音节姓氏，这可能跟“梅”正好是一个中国姓氏有关。于是，正式报道中一般就用第二种方式来避免单音节姓氏，即连名带姓一起称呼。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1日一篇报道她访问的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第二天 偕丈夫参观故宫》，除了标题外，文中共出现9次“特蕾莎·梅”，但是没有出现一次单独的“梅”。同样的内容如果用于姓氏超过一个音节的外国首脑，就不会出现每次都姓名全称的现象。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11日刊出一篇新华社的《通向中美关系更好未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纪实》，正文出现了22次“特朗普”，却没有出现一次带名字的“唐纳德·特朗普”。可见，“特蕾莎·梅”的叫法完全是为了避免单说单音节的“梅”而采用的。 但是，民间不太愿意每次都说“特蕾莎·梅”，这种分两段的叫法不太符合中国人口语称呼外国人的习惯。因此，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排斥第一种方法的采用，即将复元音音节分解成两个音节。May和上文提到的Kay、Gay属于同类音节，都是以i元音结尾的复元音，甚至音值也完全相同——[ei]。既然Kay倾向于译为“凯伊”，Gay倾向于译为“盖伊”，那么“梅”译为“梅伊”就呼之欲出了。由于梅首相人届中年，正是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称呼阿姨的年龄，“梅姨”之称也就应运而生了。根据网络资料，“梅姨”的称呼早在她担任内政大臣时就已被广大在英中国留学生在网上用开了（当时在中国国内的人绝大部分还没有注意到这位政治人物），当时她制定了一些对外国留学生较为严厉的政策，因而受到在英留学生的高度关注和经常性的评论。她的年龄，也正好是留学生这一年龄层网民的阿姨的辈分。考虑到当时她的严厉政策（这些政策在她出任首相后有所调整），“梅姨”的称呼更多还是在汉语译名常例主导下的一种谐音叫法。假如没有“梅”的单音节限制，是不会形成这个外号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语是一种对音节数目高度敏感的语言。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可以看到，“梅姨”称呼的来历，最重要的是汉语对单音节姓氏译名的用法限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变单音为双音的规则。而这个外号从国外传到国内得到广泛流传，也首先是因为它高度符合单音节姓氏译名双音化的常例，跟Kay凯伊，Gay盖伊等高度一致。而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背景下，这个名字进一步被赋予一些亲切、尊敬的意味，也非常自然。 参考文献 刘丹青 1996 《词类与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 刘丹青、石汝杰 1993 《专名翻译规范化的两大课题──统一与保真度》，《语言文字应用》1第4期。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