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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娅曼 发表 《汉语史研究集刊》（十一），巴蜀书社，2008年 [摘要] 《说文》《尔雅》对“是”的训释，在上古文献中並非没有印证，秦汉出土文献中的“是是”句均出现于《日书》绝非偶然。实际上，最初出现的“是”与《说文》“从日”之训吻合，而《尔雅》“是，则也”与“从日”之说衔接。“日”为“则”即“时”为远古先民行农事之准则，此即“是”的原初义，这一原初义为“是”的神圣义素、判断义素、肯定义的源头。上古“是”的各义素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对上古文献中的“是”，我们之所以只能识辨出指代义，是因为今天的语言观制约着我们思维模式的缘故。 [关键词] 是日则浑沌分化 在系詞“是”的来源与成因问题上，有一个重大问题被回避了：无论是“代词说”和“形容词说”均与《说文》《尔雅》的训释无关。这说明在“代词说”、“形容词说”与系詞“是”的关系问题，以及“是是”句“是”的性质问题等难题外，还有一个重大疑团：《说文》《尔雅》之训释与上古文献中的“是”的语义语法的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当这一重大疑团与其他疑团都能被解开，并且相互贯通，“是”的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鉴于这一问题非常重要，而在大半个世纪的论争中却从未被提出，笔者也未就此进行过集中讨论，本文将就此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国最早的文字之书《说文解字》认为“是”“从日正”，最早的训诂之书《尔雅》曰：“是，则也”，可是，此二古训竟然在上古文献中找不到印证！以至于《汉语大字典》只列出《说文》《尔雅》的训释和段玉裁、郭璞注，而未举一例。[1]这一处理方式，意味着“是”的“从日正”和“则也”是早已消亡而不可考的意义了。可是，“是”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并非早就产生以至于其本义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甲骨文字，只要能辨识，其字义尚且可考，而况西周金文中还极为罕见、刚刚出现的“是”。《说文》《尔雅》的成书去古未远，其意见应该受到重视，即或《说文》之说不可靠，《尔雅》以当时之语释古语，其训释应当可靠。一般认为《尔雅》由汉初学者缀缉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保存着先秦词语的历史状态，可知“是”先秦必与“从日正”“则也”之义相关。那么，为何上古文献中会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例证？此二古训究竟为何意？ 无独有偶，近年来有学者在讨论出土文献中的“…是是…”句时，注意到一个未曾被人注意的问题：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地的出土文献上的全部18个“是是”句，无一例外均出现于《日书》。[2]然而，“是是”句为什么均出于《日书》这一新疑点，恰好与《说文》所训“是”“从日正”为什么没有文献印证这一重大历史疑团，在“日”上联系了起来。 一 如果仅在某一文献出现了个别甚至多例“是是”句，我们都可能怀疑它的偶然性。可是，三个不同地点出土的秦汉文献都出现了“是是”句，而且出土文献篇目很多，可全部18个“是是”句却只出现于《日书》，这就很难让人怀疑其偶然性。对“是是”句第二个“是”的性质存有很大争议，但第一个“是”却无人质疑，因为它的指代词性质非常清楚。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上的五个“是是”句为例：“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是是苦彗”、“是是苦发彗”，五句的第一个“是”分别指代“帚彗”“竹彗”“蒿彗”“苦彗”“苦发彗”。因此，学者们放过了这第一个“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第二个“是”上。可是，正是这看似简单明了的第一个“是”隐藏着寻找“是”问题所有疑团的线索。 上古“此”和“是”被认为是性质完全相同的近指代词，它们都可作主语，如果“是”变为系詞或副词，正如梁文所指出的那样，“此是……”形式比“是是……”更利于“避开交际上的模糊”，[3]事实上先秦文献已有“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例子。可是《日书》中，却不见“此是”句，只见“是是”句。如果可用“此是”句，甚至该用“此是”句，却只见“是是”句，这的确令人费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三地出土文献无一例外均用“是是”不是偶然，古人用“是是”必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那么，这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古处于句首位置的“是”“此”都可直接构成判断句。根据我们对上古17部传世文献的调查，有上千例“是”处于这一位置，“此”也有几百例，[①][4] 这说明上述18例不用“此是”的原因不在语法。语言有经济规律，上古不会同时出现两个毫无区别的近指代词，“是”“此”能共存，必定有区别。如果区别不在语法上，就只能在语义上。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是是”句只出现于《日书》这一奇怪现象上。为什么“是是”句只出现于《日书》？ 西方功能语法学派有一个“搭配意义”（collocation）概念，认为常常搭配使用的词语之间，意义密切相关，[②][5]这启发我们从搭配的角度去研究“是”。为此，我们对“是”作定语的情况做了认真考察。我们调查了上古15部文献中“是”“此”与“日”“月”的搭配关系，[③]结果如下：“是日”“是月”搭配共93例，“此日”“此月”组合仅7例，“兹”“斯”无一例与“日”“月”组合。《论语》中“此”，“斯”共出现71次，却无一例指代或指示“日”，却有“是日”，例如：“子於是日哭”（《论语·述而》）。《礼记》中“是月”共出现61次，却无一例“兹月”“斯月”“此月”。当然，“是是”句作主语的“是”和“是日”“是月”中作定语的“是”语义并不相同，“是是”作主语的“是”代表“日”这一天体，“是日”“是月”之“是”指示的却是“时”。“日”“时”虽为不同概念，但后者源于前者却无庸质疑，[6]因而“是是”之“是”与“是日” [④]之“是”都与“日”有密切的关系。18个“是是”句说明，上古指代“日”只用“是”，93个“是日”结构说明上古“日”的代词定语须用“是”。这一统计数据说明，不仅出土文献的全部18例“是是”句透露着“是”与“日”的关系，上古大量的“是”例也表明：“是”与“日”有着特殊关系。 二 然而，上述材料并未证明“是”与《说文》所训“是”“从日”的内在联系，因为：《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说文》通过字形考释的是字的本义，根据《说文》和《段注》，用今天语言学的术语可以说，“是”的本义中含有“日”这一义素。可是，“是”的这一义素应该首先体现在最初出现的“是”例上。可现在的情况是，“是是”和“是日”例均见于春秋和其后的文献，西周春秋金文和《易经》《尚书》《诗经》200多例“是”（时）中，仅发现体现这种关系的“时日曷丧”（《尚书·汤誓》）一例。《说文》所考释的本义不是在上古早期文献的原初“是”那里得到验证，却在时代晚得多的“是”那里得到了验证。这是怎么回事？ 耐人寻味的是，最初出现的“是”虽然看不出与“日”的关系，但也不太像指代词。最早见于周昭王前后的“懿父迺（乃）是子”中的“是”，至今无人认定此例“是”就是指代词（指纯粹指代词）。[7]不仅西周金文中此例“是”不太像指代词，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中的“是”也不太像指代词。总之，时代越早的“是”越不像指代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最早的同义词词典《尔雅》在《释言》中说“是，则也”，在《释诂》说：“茲、斯、咨、呰、已，此也”。根据《尔雅》，“是”“此”不是同义词，“是”“则”才是同义词。《尔雅·释诂上》：“则，法也”；“则，常也”，而“法”和“常”意即“法典”“规律”“法则”一类意思，[8]可知“是”为准则之意。可是，如同找不到体现“日”的“是”一样，上古早期文献中也找不到“是”作“则也”讲的例子。一方面《尔雅》言之凿凿，另一方面，文献上看到的原初“是”既不类“则”又不类“日”，虽说有几分像指代词，可又不十分像。那么，这些最初的“是”到底与“日”有无关系？通过对最古老的“是”的仔细研究，我们发现最初的“是”与“日”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只不过是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笔者已经发表了对沈子簋“懿父迺（乃）是子”一句“是”的研究结论。[9]我们认为，此例“是”不能按今天要么是形容词，要么是指代词二者必居其一的思路来认识，它是一个语义语法浑沌未分的语言单位，它既包含指代义素，又包含美德一类义素（“正确”义素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起形容词作用，又起指代词作用。它之所以看上去似像非像指代词或形容词，是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词类模式去看待它的缘故。 所有最古老的“是”都具有这种浑沌性。通过对西周春秋金文、《诗经》的《雅》《颂》（大致也是西周、春秋早期作品）的研究，[10]我们发现：西周春秋金文基本为敬神颂德的正面之辞，《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殷周金文集錄》中共发现27例“是”，无一例指代否定者；但在罕见的反面告戒铭文中，就有“之”指代否定对象。这就是说，西周春秋金文中，“之”可指代非者，“是”只指代是者。《诗经》的《颂》、《大雅》中共有“是”68例，仅一例指代否定者（但为帝王、天子，详下），而《颂》中仅3例“此”就有一例指代否定者，即：“顺彼长道，屈此群丑。”（《诗经·鲁颂·泮水》） 西周春秋金文及《尚书》《诗经》的《颂》《大雅》中，作主语、宾语的“是”都指代神明、祖先或正面事物，作状语的都修饰神圣正义的行为活动，作定语的“是”也大多指示令人崇敬的神灵、祖先或事情；即使个别作定语的“是”指示否定性对象，这一对象也仍然是与神有关的君王，这与其他指代词迥然不同。比较“是”与其他指代词指代的否定对象： 天降滔德，女兴是力。（《诗经·大雅·荡》）[⑤]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 勿有不義訅之於不啻。（者氵刀鍾）[⑥]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尚书·大禹谟》）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诗·大雅·桑柔》） 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大雅·桑柔》） 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大雅·瞻卬》）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大雅·抑》） “天降滔德，女兴是力”的“天”，《诗经》毛传：“天，君。”“女兴是力”的“是”指示的是君之“滔德”。“时日曷丧”为夏朝子民诅咒夏桀之诗，“日”喻夏桀，“时”指示的也是君。“是”“时”同“之”“兹”“此”“斯”虽然都指代否定对象，但“是”（时）指代的是地位极高的尊贵者或其德行，而其他指代词却指代卑贱、愚蠢、丑陋者。 至此，原初指代“是”与《说文》“从日”之说的关系，只差一层纸即可捅破，这层关系就是：日——神——祖先——君。 华夏先民进入农耕时代时，没有什么比收获更重要的事，它关系着部落邦国的生死存亡。正如钱宗武先生指出的：“太阳运行的规律性极强，是古人行（农）事的依据”，“以天事决定民事，依天行事就是‘是’。”[11]即在我们先民的观念中，能否收获体现天意（“日”），而顺时（“日”）行事、不违农时（“日”）即为“是”。也就是，据“日”行事就是“是”，反之则是“非”。因此，据“日”行事应该为“是”产生之初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农耕时代的“日”崇拜在远古人的观念发展为更具一般性的神，“日”就是神，神就是“日”。祖先能开创基业皆因天佑，而“君”为天子，代行天命，“时日曷丧”即直接称君（夏桀）为“时日”。因此，原初“是”体现出的敬神颂祖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尊天崇日。从语法角度看，“是”处于主语位置时，表示神、合神意者；处于定语位置时，表示神的、合神意的；处于状语位置时，则表示合神意地、神圣地。这就是说，无论认定“是”处于定语、主语、状语位置，所有这些古老的“是”都包含“日”义素，《说文》说“是”的本义为“从日”在上古所有刚刚出现的“是”那里都得到了验证。 三 原初“是”与“日”的内在关系清楚了，那么，隐含“日”内涵的“是”与《尔雅》所说“则也”又是什么关系？ 先分析“日”“则”的内在关系。《尔雅·释诂》有两处对“则”的训释：“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周代的“则”为“常”和“法”之意，“常”“法”即规律、准则，而“日”因其运行极有规律从而成为远古人的准则。正如前述，对古人来说，收获关系部落邦国的生死存亡，而收获须据“日”而行，“日”成为“生民之道”[12]的唯一准则，因此“日”就是“则”。联系人类早期认识的发展历程，不难知道，最初具有神性的“日”后来抽象为普遍的原则，不具有神性的“则”成为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从孳乳关系讲，“日”是源，“则”是流。概言之：“日”是日崇拜时代的唯一“则”，而“则”是日崇拜时代之后的“日”，一个具有神性，一个褪去了神性。 无论是否具有神性，原初指代“是”都具有肯定性。“是”的神性包含肯定性，“是”的原则性也包含肯定。准确地说，“是”的肯定性为具有“日”性或“则”性的肯定性。肯定性和具有“日”“则”性的肯定性不同，“好恶”之“好”与“是非”之“是”都具有肯定性，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必定是就是非善恶这样的价值问题（“价值”是一个哲学概念）所作的肯定。 “是”从产生起就不仅作为肯定性指代词与其他指代词对立，而且也作为判断的肯定结论与否定结论“非”形成对立，“是”一产生就与判断密不可分。《说文》云：“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左传》云：“闰以正时，时以作事”[13]。“正”即根据标准校准之意，而根据标准来校准即为一个完整判断过程，这一完整的判定过程包含判断对象（“是”指代的具有神性或肯定的对象）、判断标准（“是”即“以日为正”）、判断标记（“是”就意味着判断、确认）、判断结论（“是”、正确）。因此，原初“是”不仅包含指代性，并且还隐含神性、肯定性，更重要的是隐含判断性。用今天语义学术语表述，原初“是”包含指代义素、神性义素、肯定义素和判断义素。[⑦]需要强调的是，它们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判断对象义素是显性的，判断结果也可以是显性的，但判断本身（即判断标准和判断标记）则是隐性的。将原初“是”浑然一体的语义分解简示如下：  说明：阴影部分表示隐性义或底层语义。 以今天语法学的眼光看，原初“是”既可以处于代名词（作主语、定语、宾）位置，也可处于代副词位置，但无论处于什么位置它都包含以上全部义素，并且统一于判断。按今天对判断句语义结构关系的分析，判断句由三种关系构成：判断对象＋判断标记＋判断结果。从语法角度分析，这三种语义关系体现为：主语＋述语＋宾语。 比较上面二式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能辨识的判断标记在上古还是隐而不显的，而上古显性的判断对象即“是”的指代性今天已经消失，“是”的指代性先被“此”，而后被“这”取代了。 学者们最感兴趣的系詞“是”的成因问题，关键在于“是”自身的判断性，而非外在的位置可以解释。我们反复强调，原初“是”语义丰富且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并且没有今天的词类分别。我们也已经指出，如果非要从语法角度来分析，那么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4]中的“是知也”的语法位置应该是这样的：[15] 当然，这个“是”像上古所有处于“是”判断句句首的“是”一样，已经看不出与“日”“则”的关系，因为“是”判断句之“是”已经不是原初“是”了，“是”的神性消退，但它的肯定性和判断性还与指代性浑然一体。而秦汉出土文献中“是是”句，其第一个“是”通过指代对象与“日”的关系（只能由“是”指代日月星辰、鬼神、祖先、祭器），透露出“是”与“日”的底层语义的联系，而第二个“是”则显露出“是”原先浑然一体的肯定判断性与指代性的分化（此类“是”可称为前系詞，它还与肯定性捆绑在一起，不能受否定副词“不”修饰）。正因为“是”不是如“此”一般纯粹的指代词，它的语义底层中有“日”“则”性，它才先由“日”“则”性发展出与指代性浑然一体的判断性、肯定性，并且同时占据主语和系詞的位置；然后，浑然一体的指代性和肯定判断性开始分化开来，而“是是”句正是这种分化的标志；最后，“是”的肯定性和判断性进一步分化，“是”才最终发展演化为判断词（系詞），而这最后的分化以“是”前能出现否定副词，能构成“不是”结构为标志。 《说文》《尔雅》所训释的“是”的“日”“则”义，原来隐含在最初出现的“是”所指代的对象中，“是是”连用的谜底也同时被揭开了[16]。原初“是”的浑一性，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今天的语言观不知不觉然而强有力地乾扰着我们对古汉语的认识，古今的语言和观念如此天差地别，要看到今天的文化观和语言观规定以外的东西，警惕今天的语法框架的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说“是”“处于判断句句首主语位置”而不说处于主语位置，是要避免将表面处于这一位置的“是”“此”的语法功能划等号。实际上，根据笔者的研究，只有“此”是纯粹代词，作主语；“是”不是纯粹的代词，至少同时兼繫詞功能，同时占据主语和繫詞位置。 [②]系统功能语法关于“搭配意义”的研究（collocation）认为：词语的搭配意义是根据词与篇章中共同出现的频率而定的。出现的频率高，它们之间就形成一种搭配关系。笔者认为，问题是为什么有的词能互相搭配，而有的不能？从搭配的原因上讲，什么词能和什么词搭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越是早期的语言越是如此。系统功能语法实际是将原因和结果弄颠倒了。 [③]具体调查篇目：《易经》《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礼》《左传》《榖梁传》《公羊传》《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 [④]“日”“月”仅是时量上的差异，为揭示“是”与“日”的关系，将“是日”“是月”统称为“是日”。 [⑤]《诗经·大雅·荡》郑玄笺云：“厉王施倨慢之化，女群臣又相与而力为之。” [⑥]《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注：“訅，谋也。” [⑦]“肯定”“判断”义素就是繫詞（判断词）“确认”义的根源。 参考文献 [1]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是”条，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 [2][3] 梁冬青《出土文献“是是”句新解》，《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 [4] 肖娅曼《上古“是”判断句与“此”判断句之比较》，《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3期。 [5]俞如珍金顺德编著《当代西方语法理论》第15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 [6]肖娅曼《中华民族“是”观念来源于“时”—上古汉语“是”与“时”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载《中国语文》，1979年6期。 唐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注释。中华书局，1986年。 [8]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则”条，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 [9]肖娅曼《原初“是”的浑一性——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9月。 [10]参见拙著《汉语繫詞“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第五章《“是”发展为繫詞的语义根据》，巴蜀书社，2006年7月。 [11][12] 钱宗武：肖娅曼博士论文《汉语繫詞“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评阅意见。 [13]《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与於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14]《论语·为政》。 [15]参见肖娅曼《《论语》后续判断句句首“是”的性质》，《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巴蜀书社，2001年11月。 [16]郭锡良《关于繫詞“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提到，对地下出土文献上的“是是……”句，王力认为“是是”连用“很]怪”。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