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年少时，语文老师常叮嘱我们写日记，当时只为多写多练，促进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些日记需要上交，也不免有些“表演”的成分。直到长大后，方才明白日记的重要意义，在一个时代的宏大主题中，透出一人一时所看到的世界。
    翻开二战时代的日记，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思考，再拿数本日记共同对比，会发现其中纷繁复杂的图景。在上层贵族看来，由德国发起欧洲战事能够重振德国的荣光；在传教士看来，这些人间的苦难已难以承受；犹太人珍妮四处躲避，在角落中瑟缩地记下全家人的遭际……
    
    《安妮日记》
    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可谓是二战日记中最有名的一本，日记中不少篇目如今也选入语文教材中。诚如主流的宣传所言，《安妮日记》中有不少内容记录纳粹所为，控诉纳粹罪行。例如安妮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不少犹太朋友正成批地被抓走。盖世太保对这些人一点情面都不讲，把他们装上牛车就拉到维斯特伯克去，那是位于德朗特的一个大型犹太集中营。维斯特伯克听起来真吓人:一百个人只能用小间洗浴室，厕所都不够用。住宿也不分开，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由于这个缘故你就总能听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好多妇女，甚至小姑娘，只要在那儿待上一阵子就肯定会怀孕的。
    逃跑是不可能的。集中营里绝大部分人只要一看他们剃平了的头和一副犹太人长相就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大时代中，犹太人遭遇的迫害在安妮笔下淋漓展现。不过让这本日记更加生动丰富的，或许是安妮对自己身边人、事、物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评价。阅读《安妮日记》，我们更像是和她结交为朋友，安妮喜欢收集王室族谱，爱好历史，每读史书时常会抄录许多段落，梳理不同历史间的脉络，她特别讨厌代数、几何和算术。才上中学的安妮也不吝分享她和男朋友之间的故事：
    常言说得好“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药”我以为我已经把彼得忘了，再也不喜欢他了可对他的记忆却如此强烈地扎根在我的潜意识里。直至今天早晨，我才明白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相反，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的爱也伴我一起成长。……他的面容还是那般清晰，现在我知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柏林记忆》
    和大多数平民日记的“受害者”形象不同，《柏林记忆》出自白俄贵族玛丽·瓦西里奇科夫之手，1940年，玛丽因其独特的语言天赋，供职于德国广播电台，后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与参与“七月密谋”的反纳粹核心人士熟识。写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也曾写作《柏林日记》，不过相较而言，夏伊勒作品中更聚焦于战事，为后人留下珍贵的一手史料。玛丽的书中，也不乏战争的残酷景象：
    汉堡现在每天都遭到轰炸，受害人数极多，满目疮痍，整座城几乎已经撤空了。听说有许多小孩子在街上乱走，哭喊着寻找父母。母亲们大概死了，父亲们在前线，所以无法识别他们的身份。人民福利会似乎已控制大局，不过情况想必仍极艰困。
    但作为上层贵族，玛丽的生活中也不免有贵族的奢享之气，更接近一份“日记”的形态，即便战时也时常记录下对于一些餐饭的点评，甚至在前线战事最为紧张的1945年3月31日，她写道：
    我们用塔蒂阿娜寄给我的最后一批粮票买来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灯上烹煮，虽然十分油腻，却极可口；并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从被炸毁的图恩-塔克西斯宫地窖内抢救出来的）冲下肚里去。
    
    《戈培尔日记1945年》
    戈培尔作为纳粹党内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希特勒和戈林），出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曾主导策划打、砸、抢犹太人商铺的“水晶之夜”。在希特勒饮弹自毙两天后，戈培尔为表示对元首的忠贞，先把自己的六个孩子毒杀，后与妻子一同自尽，了结一生。
    戈培尔生前时常记日记，后来战事吃紧时刻，他则向下属口授日记。这本书收入戈培尔从1945年2月28日至4月10日的日记，此时也正值第三帝国风雨飘摇之际，戈培尔日记中每天都对不同线路的战事情况进行点评，也时常流露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宗旨的认同，对于一路溃败的德军，他更是深陷意志决定论中：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分担他的（希特勒）忧愁和困难，可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总之，我打算尽力在我这方面不给他带来麻烦。我们现在要听从元首智慧，跟着他去战斗、去坚持。思想应是革命的，行动更应革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幻想的时刻已经到来，不彻底则不起任何作用。现在男子汉以至全国同胞统一行动的时刻来到了。虽然形势十分严峻，但经过我们的努力终究可以改变。
    
    《拉贝日记》
    安妮的活泼敏思、玛丽的高贵奢享、戈培尔的恶贯满盈让我们看到二战的不同面向。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拉贝撰写的《拉贝日记》似乎更加契合战争的主体气质：悲伤、愤怒。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身为德国人的拉贝，对德国本身有诸多认同，对日本的暴行抱持愤怒，对于德日之间的协约关系，只能选择部分忽视。
    最初，拉贝作为一位普通的德国企业工作者，中国社会中细琐的文化差异都让他感到新奇，不厌其烦地记录于最初的日记中。1937年10月，由于德国和日本共同反对苏联，中国政府高层对德国也同样报以反感，拉贝气愤控诉：
    那么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
    随着中日局势的愈加紧张，日军最终进犯南京，我们也越来越能读懂拉贝的矛盾之处。他认同自己的祖国德国，为日本士兵的暴行惊讶，又积极地保护着受难的中国人，日记中他很少将日本的暴行与德国挂钩。1937年12月17日，在沦陷的南京城内拉贝痛心写下：
    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如今，《拉贝日记》已印发多版，我们常将其视作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细读全本，或许能感受到在身份矛盾之处，亦是人之为人最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