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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的”看语言模因的生存与演变

http://www.newdu.com 2018-02-26 《山东外语教学》 常新萍 参加讨论
从“打的”看语言模因的生存与演变
常新萍
(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

    [摘要] 作为一种有机文化信息传递单位,“模因”具有独特的生存机制和传播机理。本文通过对模因表 征之一的语言模因实例" 打的" 一词的分析,重点探讨了模因生命周期中的生存策略及其与模因传播过程中 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模因的生命发生、发展和再生过程除其它因素外还包含着下列重要的策略 选择,即: 具象化策略、制度化策略和高频化策略。它们与环境因素、宿主因素以及模因固有的模仿机制共同 协作,贯穿模因的整个生命周期。文章最后提出了模因生命周期框架示意图,以帮助理顺参与模因传播的相 关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对语言模因的深入研究和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    模因; 模因论; 语言模因; 生存策略; 模因生命周期示意图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 2014) 02-0014-06
    A Meme’s Surviving and Evolving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dǎ dī”
    CHANG Xin-p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As an organic cultural transmission unit,meme has its particular surviving law and evolving mechanism. This thesis aims to abstract the possible survival strategies involved in a meme’s life circle by analyzing a Chinese linguistic meme “dǎ dī”( taking a taxi)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strategies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Three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i. e. instanti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high frequency. A tenta- tive framework is proposed at the end to tease out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a meme’s life circle.
    Key words:  Meme;  Memetics;  linguistic meme;  survival strategies;  meme’s life circle chart
    1. 0 引言
    “模因”( meme)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由英国牛 津大 学 著 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 Richard Dawkins( 1976,chap 11) 在他的《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一书结尾中提出,并由后来的学者如 Dennett( 1991,1995 )  、Deacon ( 1997 )  以及  Blackmore ( 1999 ) 等 发 展 起 来。 20 多 年 后 的 1999 年,当 Dawkins 为 Blackmore 的《模因机器》( The Meme Ma- chine) 一书作序时吃惊地发现,他 发明的这个词在 互联网上已经被提及了一百万次。在写此文时,我 们也在 Google  上面输入  meme  一词,结果发现被提及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两亿九千九百万次。可见, “模因”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语言模因,从另 一方面证明了 Dawkins 对模因现象的描述。
    模因论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借助自然科 学的达尔文理论以及通过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类比 方式提出了对人类文化大课题进行解读的新方法, 其研究内容涉及到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其 中,语言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者和文化活动的 典型信息记录者更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尽管模因 概念的具体定义以及模因论本身作为一种方法和理 论仍存在着很大争议,但是,模因作为一种文化信息 传递单位的概念却被广泛使用着。那么,模因是如何传递文化信息的? 作为有机体的模因具有什么样 的生存策略? 这些生存策略又是如何在模因生命周 期中发挥作用? 模因研究的意义何在? 本研究将通 过对汉语“打的”一词的分析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 对理解语言模因发展规律及其应用提供启示。
    2. 0  模因、模因论与语言模因
    到底什么是模因? Dawkins( 1976: 192 ) 给出的 解释是: 模因是一 种“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 在模因库中自我繁殖”的文化传递单位。按照英国 心理学家 Blackmore( 1999: 8 ) 的说法,《牛津英语词 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是 最 早 收 入 meme 一词的词典,并给出以下解释: 模因是“一 种 可以被非基因方式,特别是‘模仿’的方式传播的某 一文化的一个成份。”Blackmore 经过对模因传播过 程中的模仿机制的论证( 1999 ) ,认为《牛津英 语词 典》给出的定义才是学界应该遵循的定义。目前国 内引用较广泛的定义来自 Blackmore( 1999: 66 ) ,即 “任何一 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 为‘模 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因 此,如果被模仿的是一种思想,模因就是那个思想; 如果被模仿的是一个曲调,那 么,模因就是那个曲 调。模因就是“孙悟空”、“孙行者”和“行者孙”,具 有各种变化能力和表现能力。
    由此我们得出,如果我们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 种不断发展成长的有机体,那么,模因实际上就是这 种有机体进化中的复制因子( replicator) ,它的特性 既与基因相似,也有所不同。模因的传播不像基因 那样由父母传给孩子的垂直传递,而是既可以垂直 传递、并行传 递,也可以有形散而神不散的变异传 递。换言之,模因具有多模态特性。其表现方式可 能千变万化,但传递的却是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的信 息构念( construct) ,一种在大脑中的信息表征系统。 这种系统有时候可能以一种简单的符号出现,比如, 网络词语“给力”,也可能以一种复杂的构念系统出 现,比如应用语言学中流行的“交 际能力”模 型,或 者以一种构念框架出现,比如宇宙飞船发射的指令、 出入餐馆的图式、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模式,或者各 种图表、音乐旋律等。
    模因论即是对模因这个文化信息表征单位及其 系统的复制、传播和演变机制进行系统归纳建模的 理论和方法。模因在其演变过程中,其内部结构和 外形不断发生变异和重组,模因之间为了争夺宿主 有限的记忆空间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完胜者将 得到广泛传播。这种生存机制在理论上应该可以通 过数学的方式进行建模,但实际上目前仍很难操作, 因为仍然不清楚模因运作规律的参数和参数值。目前,围绕着模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寻找模 因竞争生存的生存策略和传播机理,来预测模因的 生命周期。如果能够确定模因的生命周期,也就能 够最终预测某一文化信息的生命周期,从而帮助我 们解读人类文化的生存和消亡规律,这就是模因研 究的普遍意义之所在。
    模因有很多种,而语言模因是其中之一。什么 是语言模因呢? 如果模因是一种构念的话,那么,按 照认知语言学的思路,语言模因实际上就是一种语 言建构( construction) ,即大脑中的意义与形式之间 的关系表征。如果这种表征能够在彼此之间建立起 来一个彼此依赖、紧密连结的表征体系,它就具有很 强大的生命力。反之,则会生命枯竭。由于这些表 征体系具有原型特征,他们在传播的时候不受很多 外在形式的局限,而是适时、适地、适境地选择其生 存方式。模因的这种内在不确定性和抽象性给人们 带来了理解上的困惑。因此,如何确定模因的内涵 和外延是今后模因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方向。
    自从模因概念提出后,围绕着模因的特性、传播 机理、成 功模因的特点 已经有了不少探讨和介绍   ( Dawkins,1976,2006;  Heylighen,1992;  Blackmore, 1999; Distin,2005; 何自然,2005,2007;  陈琳霞、何自 然,2006; 谢 朝 群、何 自 然,2007; 张 德 玉、吴 炳 章, 2011; 等等) ,但 是,关于模因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 命周期及其生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 没有给出基本的轮廓,这就使得各种模因研究的方 向不够明确,语言模因研究也将因模因大框架研究 的停滞而止步不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类基础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那么,模因的生存策略有哪些? 它的生命周期又是怎样的过程呢?
    3. 0  模因的生存策略和生命周期
    任何文化的生存都必须满足一定的生存条件。 总体上看,这 些生存条件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 内在的条件来自自身具备的固有特性,而外在的条 件则来自能够兼容它们的固有特性的其它环境和帮 助它们生存的携带者。
    关于模因自身的特性,在《模 因机器》一 书中, Blackmore( 1999: 51)  指出,模因之所以被称为复制 因子,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复制因子所必须具备的三 个条件,即复制性、变异性和选择性。而这三个条件 满足后所展示的过程是一个真正的进化过程。这个 进化过程,广义上讲,就是一种“模仿”。按照    Black- more(  1999)  的解释,“模仿”并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 的简单复制,它 实际上包含着至少这样三种能力:
    ( 1) 对模仿什么做决策的能力; ( 2 ) 从一种观点到另 一种观点的复杂转换能力;  (  3 )  与身体行动相匹配的产 生 能 力 ( Blackmore,1999: 52 ) 。 而 Heylighen ( 1998,转引自何自然,2007 ) 针对复制运作机制也 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 模因复制和传播过程要经历 四个阶段,即同化( assimilation) 、记忆( retention) 、表 达 ( expression )  和 传 播 ( transmission ) 。 Dawkins ( 2006) 则指出成功模因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长寿 性 ( longevity ) 、多 产 性 ( fecundity ) 和 复 制 忠 实 性 ( copying-fidelity) 。如此,我 们得知,模 仿是模因传 播的一种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呢? 除 此之外,模因传播过程中还有什么样的策略在起作 用? 模因的特性与各种策略之间的关系如何? 作为 文化模因表现之一的语言模因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过 程? 下面我们从“打的”一词的演变和生存来看语 言模因所具有的特性及其生存策略。
    按照维基百科( Wikipedia) 和大英百科全书在 线学 术 版 ( Encyclop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的解释,“乘坐出租交通工具 ”的 文化现象 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的巴黎和伦敦。当时表达这种 意思的英语词语叫 Hackney carriage( 一种因毅力和 长时间慢速小跑而著名的法国马拉的轻便双轮马 车) 。具有现代意义的机动出租车到 19 世纪末期 和 20 世纪初才先后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出现并被传 播到世 界 各 地。 而 taxi 一词来自英语的 taximeter ( 德国人发明的计程表) ,该词又来源于德语的 Tax- ameter,而该 词又 来 自 法 语 的 taximètre。 其 中,taxa 来自拉丁语,即“计 费”,而 meter 来自希腊语 met- ron,即“测量”。而后,taximeter 缩略为 taxi。而这种 文化现象和表达方式也在上个世纪初传到了当时仍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港人把英语的 taxi 音译为 “的士”。
    在我国内地,“打的”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广东,来源于粤语中的“搭的士”。由于改 革开放,广州先于内地出现了出租的小汽车。受香 港人“的士”叫法的影响,广东人就说“搭的”。
    搭者,乘搭之谓也。但这“搭”字属入声字。按中原音韵,宋代以后“入派三声”,现  在的普通话是 没有入声字的。何况“搭”字闭口收音,不精于粤语 者,则无从准确发声,只能张着口说“da”,“搭”便说 成为“打”。不 过,“搭”和“的”,两 个入声字连用, 在粤语说来也比较抝口。而“打”又 多与手部动作 有关,如打伞、打招呼等。在广州,的士既扬手即停, 人们顺势也把“搭的”说成“打的”( 黄天骥,2013) 。
    由此可见,当“乘 坐出租车”这个构念一出现, 不同地方的人们就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被引 入开放后的中国内地和其它地方后,随着使用频率 的增加,继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当广东人顺势 把“搭的”改造为“打的”的时候,实际上,几个方面的因素同时在起着作用。
    首先是“乘坐出租 车”这个概念借助不同语词 形式显现出来: 如香港出现的“的 士”、台 湾出现的 “计程车”、广东 出现 的“搭 的 士”、“打 的”、北 方人 说“乘出租车”等,以不同的方式让构念显型、具体。 其次,语词形式在转化中努力简化以达到省力 效果: 由于“搭”字的入声以及和“的”入声的搭配给不精通粤语者以及精通粤语者都造成了困难,因此, 发音上首先发生了变化。这里被普通语言学家所公 认的省力原则在发挥着作用。从发音上看,“打的” 只是简单的舌齿龈音重复,容易上口。从结构上看, 该词语是从“搭的士”三个字转变为两个字,成为简 单的汉语动宾结构,符合汉语词组的基本特征,说起 来显得简洁、利索;  从功能上看,可以省时省力地快 速交际,如“怎 么回家 啊?”“打 的了。”从 进化的角 度看,复杂的表达式由于消耗宿主更多的大脑资源, 因此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打的”符合了进化 的规律,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再次,语词形式变化过程中努力与场景以及原 有语言形式和意义结合进行重构:  语言使用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传达意义,而传达意义的关键是要能够 适时、适地、适境。新生的“打”字除了发音省力外, 其意义刚好与“扬手”动作有关联,符合在叫停出租 车的时候需要扬手的意义。因此,“乘出租车”的意 义在此与语词形式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具有形、意合 一的特点。
    上面这些特点为“打 的”一词进入语言使用者 的大脑提供了方便,因为它不会给使用者带来记忆 负担,同 时,又把语言使用者原有 的“乘 车”、“扬 手”、“快捷”以及语音体系和世界知识结合了起来, 且不会带来认知上的负担。这样,就为“打的”一词 在语言使用者的大脑中建构起来并被调用、复制和 传播创造了条件。
    由于改革开放赋予了广东特殊的经济地位,来 往广东的商人渐多,因而也就把“打的”带往全国各 地,并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前沿的特色词汇而被接受 并传播开来。来往人群的反复使用和传播使语言使 用过程中的频率变量发挥了效应。继而,当人们把 这样的概念意义和基本结构接受后,他们开始结合 自身的生活实体来套用,从而出现了“打飞的”、“摩 的”、“面的”、“驴的”等说法。当 1996 年发布的《现 代汉语词典》修 订第三版 ( 第 225 页) 正式 将“打 的”收入词典并标注读音为 dǎ dí( 注: 2012 年第 6 版,注音调整为 dǎ dī) 时,这个词语终于由口头的不 确定变成了真正的存在。
    从“打的”一词的传播到正式被认可的过程看, 至少有下面几种因素在起作用:
    ( 1) 词语自身以及所携带的构念新奇 性: “打 的”来自“搭的士”所携带的改革开放后的新的文化 现象,这种现象的新奇性能够很好地吸引宿主的注 意力。同时,构念意义在词语上的简化为构念找到 宿主提供了基本条件。
    ( 2) 词语产生的应时性: 该词语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新出现的交通条件的表达需要,具有宿主所期 望的便利性,因此为词语的生存找到了适宜的社会 环境。
    ( 3) 词语变异的具象化过程: 具象化过程就是把一些虚拟构架转变为结合自身生活的实体状态。 “打的”在中国的一般城市中是指有一定 品牌的小 汽车,而到了不同地方,人们根据身边实际生活把它 变成了“打飞的”、“打 摩 的”、“打 面 的”、“打 驴的” 等,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而且同时 还体现了词语在流传过程中传播的并不仅仅是形 式,而是某种建构,这个建构中包含有抽象层面的概 念意义和它所映射的形式构架。 在 这 里,人 们 把 “打的”所携带的概念意义“乘坐某种随时扬手即停 的交通工具”在大脑中建构起来,并把“打 …… 的” 的结构映射到这个含义上,因而产生了变异式运用, 这种变异实际上就是模因的继续创新。因此,除了 上面提到的借助语言形式的具象化过程外,还通过 借助宿主的不同体验来实现具象化。
    ( 4) 词语生存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 制 度化就是把原有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转化为普遍 认可的固定化模式过程。尽管“打 的”在 口语中广 泛使用,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制度化认可,就 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稳定性是任何事物生存 的根本。“博弈进化论认为,只   要发生突变的个体 数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整个种群就能够抵制突变 的影响而保持稳定。种群抵制突变的策略就是选择 进化稳 定 策 略 (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 ” ( 张德玉、吴 炳章,2011: 95 ) 。因此,语 言模因作为 一种文化有机体要想生存,也需要一定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的保证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数量,即高频 率出现; 另一方面,则需要一定的策略。从“打 的” 一词的生存策略看,最终成功进入宿主所尊重的既 定体制( 这里指词典、报章杂志等正规文字载体以 及人们所共同分享的整个语言系统)  保证了它的稳 定性,因为通过制度化的保证,语言使用者就可以通 过教育等方式广泛使用和传播,从而引导宿主的自 动化使用,确保一定的出现频率,进而确保它的基本 生存。从“打的”的发展看,制度化的保证让这个模 因从形式和内容上获得了新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 说,此时的“打的”模因获得了 重生,并 可以开始新 一轮的生命周期。
    ( 5) 词语传播的高频化: 从这个语词的产生、被 接受到传遍全国的过程,我们看到,广泛使用是这个 词语能够被注意、复制、变异并稳定的基础。没有高 频率的使用,就不会引起注意。即使有了大众媒体 和固定媒介的制度保证,如果没有广泛的使用,其生 存仍然不能得到保证。这就是模因生存过程中的一 个典型策略体现,即高频化策略。目前在百度上输 入“打的”一词就会发现,已经有了上亿次的出现频 次。
    因此,当有了广泛、稳定的基础后,“打的”的基 本构念和形式就被转化成不同形式的“的”,或者作 为基本的词语来组成各种句子,甚至被分开使用到 句子中,如“你 打什么的?   面的还是摩的?”等。如 此雷同的语言模因发展轨迹既可以从语词模因中看 到,也可以从语言习语如“Practice makes perfect. ”、 语言结构如英语的“S  +  V  +  O”以及篇章层面的 框架结构如学术论 文 写 作 构 架“介 绍—论 证—结 尾”等方面 看到,甚至推广至不同语言变体的生存 和发展也是如此。以上“打的”词语仅是语言模因 库中的点滴例证,但可以展现出一个语言模因从萌 生、传播、变异到稳定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语言模因的生命发生、 发展和再生过程不仅与它自身的特点诸如简洁、新 奇性、形意相合有关,还与它能够适时、适地、适境有 关。这些因素合力保证了它能够从形式和意义上与 宿主原有概念体系融合在一起并进行重 构。 “打 的”一词作为语言模因的发展轨迹既符合  Blackmore  ( 1999) 所指出的模因复制因子的基本条件,同 时, 其传播过程也符合 Heylighen( 1998,转引自何自然, 2007)  所指出的四个阶段。与此同时,分 析还让我 们发现,模因传播过程中,除了外部环境和模因宿主 的主动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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