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欧美,是一个特色鲜明而且融汇其他理论学说之长的流派。它的蓬勃发展不仅受益于已经持续了200年的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女权运动实践,而且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观念和方法。法国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中以1968年5月为界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她认为,在前一阶段,早期女性主义者提出三项要求,即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在后一阶段,第二代女性主义者提出第四种平等,即性别平等,强调和肯定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同时,克里斯蒂娃也注意到,在她生活的年代里已出现了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她们拒斥作为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元对立,寻求两性共体。三代女性主义不能截然分开,其立场和观点彼此关联,甚至并存于同一历史时间。
    国内外学界常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英美学派注重文学批评实践,而法国学派受到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侧重理论建构,关注女性写作和文本以及如何打破、颠覆男权话语。但无论是哪一个流派或学派,都认同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对父权制的批判与抵制。作为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父权制是指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统治。凯特·密莱在《性别政治》中犀利地指出,“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它体现了权力概念”。为了巩固男性的支配地位,父权制在政治、教育、法律等领域运用权力贬低和歧视女性,使得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男尊女卑的观念。
    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还体现在心理方面。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尤其注重从语言入手批判父权对于女性心理上的压迫。西苏认为,语言体现了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如大脑/心灵、父亲/母亲、太阳/月亮、主动/被动等。这些二元对立项并不是平等的,父权制的价值观决定了男性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左端,女性占据着从属地位的右端。西苏指出,要跳出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女性写作”,创建一种崭新的女性语言。伊瑞盖莱同样提倡使用“女性语言”,认为这种女性语言的源泉就在于女性身体,尤其是迥异于男性的女性体验。与男性语言相比,女性语言更具有发散性,有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意义。
    第二,社会性别及社会建构论。性别研究理论认为,性别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内涵。生理性别指的是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分为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的建构与规范,分为“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父权社会将男女的社会性别固化为不对称、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男性具有理性、勇猛、主动等特征,女性具有感性、软弱、被动等特征,并且通过各种社会表征系统对社会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灌输和强化这些特征。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男女的主要差异是社会形成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父权社会先是塑造了感性、软弱和被动的女性,然后把女性的这些特征解释为先天的本质,再进一步以此为借口来压迫和贬抑女性,迫使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
    与擅长理论演绎的法国学派相比较,英美学派注重揭露和抨击文本中的父权意识形态,重新解读文本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发掘被历史忽视或埋没的女性作家,构建女性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英美学派出版了很多经典论著,例如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和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她们认为,传统男性作家在作品中往往刻画了两类对立的女性形象:一类是年轻美貌、纯洁善良、甘于奉献的天使,另一类则是丑陋自私、淫荡邪恶、不愿牺牲的妖女。这两类形象都是男性幻想的产物,前者将女性过分美化,而后者将女性妖魔化,是男性对女性厌恶的投射。
    肖瓦尔特开创了“女性批评”这一重要理论学说,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这部开创性著作中集中体现了女性批评的要义。该书搜集大量史料,重新挖掘了遭到父权文化放逐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以此填补了简·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和伍尔夫等四大文学里程碑之间的裂隙和空白,构建了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在主题上具有承继性的英国女性文学版图。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元的体系,包含有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立场和见解,但它的核心宗旨一直没有改变,就是从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寻求男女平等和谐相处的模式。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学、女性和男性以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