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双白对于文学的热爱并不亚于舞蹈,而种种的机缘巧合成就了一个“文舞双全”的冯双白,让他能够在抽象的舞蹈世界里,不失人类心灵深处对于光明的信仰和追求。 冯双白简介: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编剧、大型晚会策划人和撰稿人。先后创作了《咕哩美》《妈勒访天边》《水浒》《玉鸟》《风中少林》《花木兰》《水月洛神》《大禹》等多部舞剧、舞蹈诗作品。其中,《咕哩美》获得文化部“文华奖”和中宣部“五个一精神文明建设奖”,《妈勒访天边》获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比赛金奖及“曹禹戏剧奖”“文华奖”“五个一精神文明建设奖”和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总计发表学术研究和舞蹈评论、舞蹈创作200余篇、200余万字,发表学术著作7部。 这个人物故事有点意思:从一个为耍红缨刀枪而去学舞蹈的7岁少年,到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冯双白与舞蹈“纠缠”了半个多世纪。 说“纠缠”是因为冯双白曾几度有心离开舞蹈,然而,命运总是将他拉回来,与舞蹈“绑”在一处——— 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带近视镜造成眼睛迷离散神而在跳舞时受到嘲笑,决定弃舞从文,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却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任教;正准备报考复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却在火车上偶然结识著名舞蹈研究学者宋铁铮,相谈甚欢,被劝说考一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届舞蹈系的硕士研究生;无奈刚刚错过报名截止日期,却遇到爱才惜才的舞蹈史学大家董锡玖老师,拿到了用糨糊黏在墙上的招生样表…… 其实,冯双白对于文学的热爱并不亚于舞蹈,而种种的机缘巧合成就了一个“文舞双全”的冯双白,让他能够在抽象的舞蹈世界里,不失人类心灵深处对于光明的信仰和追求。 现在的冯双白与舞为伴,千金不换。 “全心全意为孩子们着想” 冯双白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 采访当天,冯双白讲了一个“距离”的故事:“十几年间,曾三次到甘肃酒泉玉门小金湾小学,每一次,学生家长和我的距离都会发生微妙变化。第一次,家长们在校门外看着孩子们在校园里跳舞,离我有50米远;第二次,家长们走进校园在大树旁看孩子们跳舞,距我15米远,我想上前跟他们聊聊天,他们立刻跑出了学校;最后一次是2016年,无数家长就在我身旁,一位怀里抱着婴儿的妈妈站在我身后,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指着操场上一个跳舞的孩子说‘看,那是我家老大,等小的长大了我也让他学跳舞。’三个距离,让我心生无数感动。” 冯双白三次前往都出于同一个目的———推广中国舞协“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 2007年12月7日,“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2017年2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为这个工程颁发了“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奖。 十年间,“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在全国各地开办了近200个教师培训班、培养了6000余名教师,受惠的孩子超过上千万。 作为“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的发起者,冯双白的初衷是“穷什么不能穷孩子”。如何让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平等的艺术素质教育,是冯双白反复思考的问题,“艺术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一辈子的,这事情难做,但哪怕改变一个孩子也是好的。” 大人总是很容易被孩子打动。每次到农村,冯双白最难忘的都是孩子们渴望文化渴望艺术的眼神。“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去河北衡水一个村子慰问演出。当天下起大雪,很多孩子为了坐在前排,早上6点多就到了现场,帽子上、脚面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中国舞协曾做过一个2000份的问卷调查,出乎意料,最受农村孩子欢迎的不是数鸭子、赶毛驴、放羊等舞蹈,而是‘妈妈送我一个音乐盒’,孩子们说听到音乐就会想起在外打工的妈妈。”…… 久而久之,冯双白想为农村的孩子做些事情的心越来越迫切。2005年中央发出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号召后,冯双白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发起了“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 从编创教材到推广,再到不断完善,冯双白和同事们多次深入基层调研,不停奔走着,行动着: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大兴安岭,踩着厚厚的冰碴,为孩子排练指导;在延安安塞,顶着39摄氏度的高温,扛着摄像机站在屋顶,记录孩子们的舞姿;为了看看舞蹈受不受欢迎,驱车6个小时到甘肃玉门,站在大风凛冽的操场…… 因为所去之处基本是偏远农村,所以日程紧任务重,冯双白有时只能在赶路的车上打个盹儿。虽然疲惫不堪,但一谈到工作就会兴奋并且两眼放光的冯双白,被同事称为“冯铁人”。 很多人问过冯双白10多年坚持推广“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的动力。他的回答就是:“让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孩子,公平地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 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是因为“距离”那般的亲身经历,让冯双白的干劲儿更足了。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冯双白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就与美育工作有关,且在他履职的过程中,持续呼吁“美育是心灵的教育,是审美价值的鉴定,是关于情感的教育。美是在真和善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能够让人从无知走向有知,从人格的幼稚走向人格的成熟完善。”“心灵的贫困比自然贫困更可怕,只有心定了,才能真正促进人们脱贫致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扶贫攻坚战中文化的力量!” 在冯双白眼里,对农村孩子的艺术启蒙教育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是孩子,也是家庭,更是社会。 因为舞蹈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它带给孩子的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心理、行动等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小金湾小学的马家龙就是一个例子。他从一个“淘气包”变成全校的纪律标兵,仅仅是从冯双白在全校师生面前指导跳舞时一句“动作非常到位”的表扬开始。 孩子们的变化,老师们、家长们也看在心里,中国舞协光收到的锦旗就有百余面。一名叫白雪的老师曾到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教孩子跳舞,一开始孩子们的眼神是陌生的,有防范的,而当她离开的时候,孩子们都在村口拥抱了她,哭喊着“老师你别走”,当她拒绝了所有人送的土特产时,有一位老奶奶说,“真不要啊,红军回来了!” 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老百姓如此高的评价。冯双白的回答很朴实,“全心全意为孩子们着想,多么难也要坚持做下去!” “生活再苦也不能放弃理想” 人们常说,做公益的人,大多是有情怀的人。冯双白就是这样。 冯双白的父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母亲从事电影剪辑工作。冯双白,这个名字很特别,追问源头,他说:“父亲一直很喜欢两个历史人物———瞿秋白与白求恩,曾想将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的名字寄寓了父亲的梦想。” “双白”,父母希望冯双白能成为像瞿秋白与白求恩那样有信仰有追求的人。 冯双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舞剧创作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将时代大命题与艺术家自己的人生体会结合起来,揭示生活中的苦难和悲剧冲突,激发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 其实,这与冯双白的经历有关。据他回忆,自己真正开始建立起精神世界的出发点,是在内蒙古的沙海和芦苇丛中。起步那一年,他15岁。 1969年9月5日,冯双白坐上了开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火车,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战士,踏入了知青的历史洪流。 火车上,冯双白背着毛主席语录,拉着二胡《赛马》……坐了两天一夜火车依旧满腔热血,“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是写了血书才去的。” 当时的冯双白并没想到,这段经历会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下车,冯双白心爱的二胡就被挤断了。接下来,直奔乌梁素海边一个叫做“坝头”的小渔村,在大卡车上经过3个多小时的“搓板路”(特指内蒙古地区的盐碱路),颠簸得“身体已经散架了。” 到了目的地,已经是半夜了。当时正在筹建阶段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是一片荒芜,连房子都没有。食堂是一个大帐篷,冯双白说那天晚上又冷又饿,吃的面条汤是一辈子最难忘的“大餐”! 接下来,每天要做的事,更是知青们没想到的——— 住的地方是马棚改造的大棚,盖房子要从制作土坯开始; 夏天,乌梁素海边的蚊子和小虫专叮“城里娃”,一个晚上,身上最多一次被叮了100多个包。冬天,每天走20里地去打芦苇,任务是2000斤,需要带3把镰刀;天寒地冻的冰面上,午餐是用大围脖卷起来捆在腰上的窝头和咸菜,用劳动的热量才能保持温度,而镰刀砍下的冰块,就是午餐的“热汤”; 为内蒙古180电厂挖1.8米深的大沟,站在大坑里往外扬土,每一铁锹的土1/3会再掉下来; …… 对于年轻人的身体和意志来说,这样的经历是充满磨难的,冯双白坦言是“没有人敢轻视的、太深的记忆”。 在兵团,冯双白当过工人、渔民、印刷工人,真正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到了基层群众,这是他之前生活在城市里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正是生活的磨难、精神上的迷茫、社会现实与美好梦想的差距,融合为一种非比寻常的艰苦环境,促使冯双白寻求精神的支撑,思索黑暗与光明。 这段历史中,知青们对书籍如饥似渴,却极端匮乏。正是各种中外文学名著、范文澜的历史书、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帮助冯双白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岁月,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尔基的《海燕》、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里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世界文学》丛刊等书籍,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像在精神原野上看见了光明的火炬,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坚强的种子,教会我怎样面对苦难;:精神上的滋养助我度过艰难岁月,找到了精神的原点。” “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回去还没电”,想要看书的话只能靠蜡烛。冯双白每个月5块钱的津贴主要支出就:买蜡烛。那时候,看小说: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冯双白为了向其他战友借书,需要穿过乌梁素海,走40里地。 回忆起那时候大家披着被子,围着炉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读自己看到的美文,听年长者讲述中国文学典故,冯双白依然感觉有滋有味。 烛光虽不及灯光明亮,但书中的智慧足以照亮人心。 “生活再苦也不能放弃理想。”这是冯双白对待生活对待艺术创作的信念。 “当生命老态龙钟时愿作品还活泼泼奔跑” 经历过磨难的冯双白,没有被生活压垮,为人有热度,创作有真情;工作有干劲,对责任有担当。 2015年11月当选中国舞协主席后,冯双白的第一反应就是:“只要人民需要我,就算翻着跟头、跑步前进,也要最快赶到。” 这次任命距北京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一年多时间,作为那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冯双白备感荣幸,也更有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要有高峰,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本领,其中如何处理创作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关系可能最重要。” 上任后,冯双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创作”。 “一段时间里,舞蹈家和编导们常常沉醉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关注现实题材不足,脱离群众生活。”近几年,冯双白很忙,为带领大家打磨人民大众的精品,他花了大量时间采风,有朋友调侃他一年比一年黑了。 西藏是冯双白采风最常去的地方之一。2017年8月,冯双白又一次带领中国舞协采风团奔赴西藏拉萨。9天时间里,从海拔3800米到4600米,600多公里路,途中遇到了雨天翻车、多次陷入泥潭、冰雹等困境,几乎挑战了身体的极限。 但这并没有阻止编导们的创作热情。演出看不够,还要跟随当地的演员们到山上去看。冯双白很欣慰,这些年轻的编导们一路下来,对转山、青稞等创作主题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坎坷也成为他们眼中创作的宝贵财富。 编导们说,几年来舞蹈界的采风真的变了!有一段时间是“采风采风,观花过程;抓点动作,够用就行”,是只取动作不见灵魂的“掠取式”过程。这几年,大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是在攀登“精神高地”。 作为中国舞蹈界作品成功率极高的编剧家和策划人,冯双白的多部作品拥有长久的上演记录和良好口碑。“中国舞剧产量世界第一,但淘汰率也世界第一。力争作品穿越时空的考验而留在历史册页上,创造艺术的经典,是我的终身梦想和追求”,冯双白这样说,他的不少作品也正是如此追求所得。《妈勒访天边》《风中少林》等舞剧不仅获奖无数,而且也都演出超过15年,至今好评如潮。 大型舞蹈诗《咕哩美》上演整整20年了,是冯双白作品中演出时间最长的一部。“咕哩”在广西方言里是“臭苦力”的意思,用来形容长期出海的渔民。 冯双白和导演邓锐斌寻找作品创作灵感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他们在广西北海采风,深夜恰遇暴风雨。两人伫立海边一个多小时,面对只有闪电瞬间照亮的滔滔黑浪。“我们都等着对方先说撤”,冯双白笑言,其实两人内心都充满恐惧,当朝着岸边的灯火狂跑时,那心情就好像是死里逃生。 也是这样的体验,让冯双白找到了这部作品的三个经典意象:“灯”,渔灯从渔妇手中送到船夫们的手上,挂在桅杆上,落在船夫们的怀里,照耀在海中人和岸上人的心上;“网”,以渔网为绳,为结,为线,为连接,勾连起海边生活的方方面面;“帆”,以挂帆、扬帆、万帆齐发等着眼点来观照北海的发展,观照整个时代。 《咕哩美》受欢迎是因为它展现了北海人的细腻情感、雄浑气魄和开拓精神,真正跳出了老百姓的舞步。 冯双白坦言,采风前和采风后的创意有时会完全不同,而这种颠覆就是在与当地百姓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为维吾尔族的刀郎人创作的《永恒的刀郎》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创作伊始,冯双白是拒绝使用胡杨意象的,因为有太多作品使用过了。但真正深入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后,得知刀郎人与沙漠的抗争过程,冯双白被刀郎人坚毅的性格所打动,“麦盖提县几乎全被沙漠包围着,极其缺水,种植树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刀郎人仍乐观面对大自然的考验,如今麦盖提周围的层层绿化带,都是他们坚持了几十年的成果。” 深入生活,最难的还是“心入”“情入”。成为经典,恰恰靠的是舞蹈走入人心。冯双白认为,“文艺工作者应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应把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好的创作应该是一个不断磨砺的过程。”冯双白回忆过去几年,舞蹈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走进了老少边穷地区和革命老区,走入农村、厂矿和部队营房,深入火热的改革建设前沿,在生活中锤炼自己,在人民大众中发掘题材和灵感。“艺术创作的道路有千条万条,但道听途说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的东西。” “用作品关照现实,展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冯双白眼中最幸福的事就是,“跟着作品慢慢变老,当生命老态龙钟时愿作品还活泼泼奔跑。” “舞蹈会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近” 冯双白没有架子,待人客客气气,而真正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他“犀利”的一面。 对“荷花奖”评奖制度的改革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荷花奖”是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其奖项权威性与“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奖项属同一级别。 做过10年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的冯双白,在任期内带领协会大刀阔斧改革“荷花奖”评奖制度,推出系列回避制度,设立评委库制,实行大评委团评分、公开亮分、现场监审、现场提问、电视网络播出等一系列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的措施,繁荣创作,推出新人。 “评奖不是面子工程”,冯双白看不惯一些制作单位或个人“跑跑奖”“做做工作”的做法,他知道选手最渴望的就是公平公正。 2016年两会期间,冯双白曾表示,评奖的腐败与错误的政绩观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权威奖项,成为了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内容,有人甚至上演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他在提案和小组发言中多次呼吁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评奖制度,特别是要有观众或读者参与。 实际工作中冯双白也是这么做的。他很大胆地在“荷花奖”比赛现场设立了监审团。监审团有权利对亮分评委问责,要求其现场给出打最高分、最低分的理由,也负责筛选现场观众“递条子”提出的问题向评委提问。 冯双白很欣慰,“荷花奖”的评委可以在比赛结束后依然坐在台上,与选手与观众交流体会,因为他们的评分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操守,更对得起良心。 参加全国政协的调研和会议也是这样,冯双白说问题从来不留面子。 有一次随全国政协领导去南方调研新型城镇化中的传统文化保护,当地安排到一个摆满木质楹联和匾额的传统文化特色园考察。考察后的座谈会上,冯双白发出尖锐的“质问”:“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工作人员只介绍了这块木头是金丝楠的,那块木头是黄花梨的,却一句也没说,这些木头上写了什么字,代表什么意义,原来是在什么地方的。”冯双白认为这样的做法阻断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好的方面是主流,所以更应该把不好的方面找出来,去解决。”冯双白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失批判精神。 敢于发声,缘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行各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冯双白明显感觉到舞蹈艺术进程还是太慢了。“舞蹈艺术需要创造,但是愿为舞蹈投资的人太少……”冯双白期待有人为舞蹈注入更多科技的力量。“现在的AR(增强现实)技术,虚拟技术完善以后,就可以把舞蹈场景生动地呈现出来,就像随身听带给音乐的新生命一样,AR技术也会给舞蹈带来全新的发展。” 冯双白相信,“舞蹈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的未来之星。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心存真诚,永不放弃,舞蹈会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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