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雨天，突然想去虹口长阳路上的犹太难民纪念馆看看，只因为想起张爱玲《炎樱语录》里的一段描写：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炎樱跟犹太老板讨价还价，犹太人善于经商赚钱，最为精明，可是炎樱居然成功了。张爱玲写道：“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
    炎樱是张爱玲早年无话不谈的好友，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曾特别介绍过她：
    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
    张爱玲早期的文学生涯里，这位炎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传奇》再版本的封面是她画的；《流言》中，张爱玲有好几篇文章谈到她——《炎樱语录》《烬余录》《双声》等篇追忆了她们在香港读书时的生活，记录了她们在上海出双入对的身影。在张爱玲的笔下，炎樱是一个古灵精怪充满活力的女孩子。《色，戒》里描述的那个珠宝店，据说就是炎樱父亲的家业。
    在《张看自序》里，她提到《连环套》里的霓喜，也就是赛姆生太太的故事，就是炎樱告诉她的。在这篇文章里，张爱玲对杂种人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他们是这第三世界的人——“在中国的欧美人与中国人之外的一切杂七古董的人，白俄又在外。”近代中国曾经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殖民统治者一度在香港、上海这些开埠城市逗留过，飞扬跋扈过，自然也涌入形形色色的外来者。这是一段痛苦屈辱的历史，强烈的民族感情使现代作家大多采取了回避的姿态，更不用说去表现这一外来群体的喜怒哀乐。即便出现在文章里也大多是漫画式的匆匆一瞥，如鲁迅杂文里的洋大人、印度巡捕……这些“闯入者”，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刻意漏掉的一章。就此而言，张爱玲的写作的确是一个“异数”，她的传奇故事里异族人占了一大半。当然这与她独特的家世背景和教育背景有关。她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在港大读书的三年，更是有机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外来者”，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殖民地社会的风土人情。另外，恐怕也因为炎樱，她对香港、上海“那些杂七古董的外国人”（语见《双声》），抱有特殊的兴趣。她笔下本土之外的人物，仔细考究一下，绝大多数都是“杂七古董的人”。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爱上的浪子乔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梁太太在碰了壁后这样揭他的底：“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
    乔琪同母异父的妹妹，香港小一辈的交际花中数一数二的周吉婕，“据说她的宗谱极为复杂，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吉利，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中国的成份却是微乎其微。”周吉婕这样揭示杂种人的处境：“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个罗曼谛克的傻子？”
    周吉婕道出了身为杂种人的悲哀和恐惧。这样的人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一再地出没。《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振保的初恋对象玫瑰就是生活在英国的中英混血儿。小说里的另一位主角有夫之妇娇蕊则是个南洋华侨。在《烬余录》《谈跳舞》等文章里，张爱玲提到一串她在港大的华侨同学，如来自马来亚的月女、金桃、苏雷珈，以及当过志愿军的乔纳森等。张爱玲冷眼旁观，觉得他们大多“孩子气”，“天真得可耻”。在《谈跳舞》里她直言不讳地写道：“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也没有跳舞。”娇蕊也一样，她也是长不大的，“她的婴儿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她的美诱惑了振保，却不能让他娶她。
    漂泊在香港、上海的这些“杂七古董”的人，是异族，是闯入者，可他们也有欲望，有挣扎，他们的故事，跟许许多多老中国的儿女一样，多半也是千疮百孔、千回百转的，而且可能更绝望，“因为他们没有背景，不属于哪里，沾不着地气。”打开《传奇》，打开《流言》，扑面而来的是这样一群无根的人。除了乔琪和周吉婕，玫瑰和娇蕊，你还会看到：《倾城之恋》里的萨黑夷妮公主，自称是某印度王公的亲生女，在外面招摇，实际上却靠一个英国老头养着，背地里大家都疑心她来路不明。《年轻的时候》里美丽的沁西亚，因为别无选择而只能草率走入毫无希望的婚姻。《创世纪》里滢珠去上班的那家药店，老板夫妇是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很忌讳别人提起这一层……
    张爱玲的小说里自然也有所谓上等人，那些来自欧美的白种人，然而，如果凑近去看，也是不经看的。《连环套》里的汤姆生先生、米耳先生、梅腊妮师太、铁烈丝师太，《桂花蒸 阿小悲秋》里的哥儿达先生，不过就是些爱占点小便宜，家长里短，嘁嘁喳喳的人物，简·奥斯汀、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人物移居到了远东，虽然殖民地的氛围允许他们放纵一下，却依旧改不了精打细算、瞻前顾后的习性。况且，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安全固然安全，却也令人窒息。《第二炉香》里的安白登先生，一个极普通的大学教授，因为无端被误解为性变态者，这才深深感到这个圈子的愚蠢和残忍。“安白登给殖民地的白种人丢了脸，他在香港不能立足，但要到别处去混饭吃，也决无可能……所有的路统统被堵死，他唯有一死……”
    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版图急剧收缩，风光不再。就像我们时时缅怀盛唐气象，英国人法国人也常常会缅怀他们旧日的好时光，毛姆笔下的远东之旅、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杜拉斯的《情人》、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的《热与尘》等等，无不因为印度背景而走红。我手头有一本获布克奖作家的小说集，翻阅获奖作家的简历，其中不少有着远东或非洲的生活经历，他们笔下的异域元素很轻易地就能打动欧美的读者，甚至感染了我们。但他们笔下的故事，终究是站在殖民者的角度。他们写不出罗杰·安白登的故事、艾许太太的故事，写不出《浮花浪蕊》里李察逊先生和他太太的故事，咖喱先生和潘小姐的故事，他们是“毛姆全集里漏掉的一篇”，若不是因为张爱玲的惊鸿一瞥，他们的背影将注定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时代浪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