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出土的“曾伯桼青铜壶”铭文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出土的玉册残块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
    距今5000多年以前的水稻和粟、黍种子长什么样？那时候，是不是就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早期的曾国与楚国到底是什么关系？“陔夫人芈克”铭文簠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论坛上，随着中国考古新发现6个入选项目的揭示，历史时空中的空白，得以呈现出新的轮廓。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萨吾尔山内洞穴中，灰烬堆积以及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表明，其曾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经碳十四测年，旧石器时代地层年代距今为4.5万年左右。
    通天洞遗址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总体显示出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特征，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独特，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
    同时，通天洞遗址也显示出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遗址堆积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填补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目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已在此进行两期发掘工作。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该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等，也为进一步探讨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探讨古人类适应方式、生计行为、石料来源、古环境、年代学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与学术价值。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主要遗存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为汉代。2016和2017年，两次发掘发现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在内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
    焦家遗址所处的时代距今5000年到4000年，其距离龙山文化中心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4公里，处于古代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区域的核心地带，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
    此遗址共有104座墓葬出土数量不等的玉器，颇为引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
    焦家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可分为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礼器只见玉钺，装饰品多见玉镯、指环、玉环、串饰和耳坠等。目前发现各类玉器400多件，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也意味着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可能受到与良渚文化持续交流的影响，玉器在礼仪系统中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此外，城墙、壕沟和大型墓葬的发现，以及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白陶的发现，显示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
    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
    南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距今5800-3500年。经考古发掘，南山山脚现存4个洞穴，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遗物特征，可划分为5个文化期。
    在距今5800—5300年的地层中，考古发现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等遗迹，以及陶片、石制品、骨角器、动物骨骼等文化及自然遗物。而在距今5300—4600年的地层中，考古学家则发现了数个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陶器、石器、骨器等遗迹和遗物。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地层中，还出土大量植物遗存。其以植物种子为主，总计约5.57万粒，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
    其中，农作物数量占绝对优势，合计约5.16万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3%，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种子出土。
    南山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特，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与空白，具有标杆性的意义。作为典型的洞穴遗址，南山遗址浮选出土了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对古代穴居人群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目前，南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这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
    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曾于2013年作为墓地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进一步弄清苏家垄遗存的性质，经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多年调查、勘探和发掘，最终确认苏家垄遗址是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的是，苏家垄遗址中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
    目前，苏家垄遗址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较大墓葬沿岗地脊顶排列，小墓则在两侧分布，墓葬之间反映了较为严谨的墓地布局。
    苏家垄遗址中墓葬保存完好，几乎没有被盗，目前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有铭青铜器多达50余件，其中多篇铭文涉及重要史料。
    该遗存出土青铜鼎、鬲、甗、壶、盘、匜等多件青铜器及玉器，其中，两墓出土“曾伯桼”铭文壶各2件，壶单器铭文多达160字，4件共640字，在春秋时期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在对墓地进行发掘的同时，经过对其周边进行的区域考古调查，确认该区域是一处以苏家垄墓地为主体，兼有与墓地同期的居址、冶炼遗存的大型遗，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30万平方米。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目前已发现3座炼铜炉，炉址上可见与墓地同时期的陶片，炉址附近出土有铜锭。
    苏家垄遗址发现的与墓地同期的大型曾国遗址和首次发现同期的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以及墓地出土的大批带铭重要青铜礼器，是研究周王朝经营南方和管理矿产资源的重要资料。同时，墓地出土青铜器排列有序、组合清晰，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
    大量青铜器铭文涉及诸多历史信息。“曾伯桼”器群可与著名的传世同人所作“金道锡行”青铜簠对应，基本确认了该器归属。
    “克逖淮夷”等铭文与过去发现的曾国青铜器铭文相吻合，印证了曾国控制淮夷的史实。“陔夫人芈克”铭文簠是现今可见较早的反映曾国与早期楚国关系的考古实证。此外，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与厚重的青铜器以及“曾伯桼”器群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对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佩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这处高等级聚落与同时期的郭家庙、文峰塔等曾国遗存并立，显示当时曾国复杂的社会结构。
    此次是曾国考古第一次主动把墓地发掘和遗址调查勘探相结合，并取得重要收获和突破。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与勘探、发掘出土遗物的实验室清理、重要遗迹的及时保护、多学科综合研究以及考古与大遗址保护规划相结合，则是促成苏家垄遗址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已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初步认定，其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
    故郡遗址墓葬以积石墓为主，遗物有铜鼎、匏壶、壶、豆、敦、匜、盆、舟、勺、剑、戈、鐏、镞、带钩、当卢及金盘丝耳环、金箔片、绿松石、环、佩、管、水晶珠等。
    特别的是，故郡遗址中车马坑特点鲜明，尤其是坑中的车与马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比如二号车马坑中有四辆车，每车配的四匹马均是杀死后安放至相应位置。车的表面或以红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还有骨泡、骨贝、海贝、包金铜泡等装饰。尤其是二号车马坑内用五辆车组成出行车队阵列，规模宏大，是先秦时期车马阵容的珍稀标本；用不同方式装饰不同车辆及马匹、不同构件及编串方式清晰可见的鞁具与挽具，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车马坑前设有单独的殉兽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的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
    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墓葬狭深积石、动物头蹄葬及铜鍑、直刃匕首式短剑、金盘丝耳环、玛瑙饰品、饰有绹索纹的青铜器，以及流行殉人、大量殉牲，别具一格的车马装饰，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是北方族群自有特色。
    同时，车马埋葬制度，青铜器、陶器纹饰、造型、器物组合等又显现深受晋、燕等中原文化影响，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
    关于此处遗址性质，此前曾有过多种说法。历经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累计发掘面积3498平方米，勘探面积18.8万平方米，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5000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
    就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而言，其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庙（华山）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了其规格之高。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始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奉安，春秋之际派遣官员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为了表达对长白山的崇敬，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宝马城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优越的视廊无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
    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研究金王朝对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