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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章，田小娥和黑娃在白鹿原上建起了爱巢，白孝文成婚开始体验云雨之欢，三对年轻人对性的渴望与体验在这一章平行出现，更加突显出了秋月的压抑和饥渴。一直困扰秋月并致使其发疯的是对性的求而不得。秋月作为一个“白嘉轩—乡约—祠堂”秩序内的女性，她的身上叠加着几层矛盾，一方面她是恪守妇道的“模范媳妇”，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着主动的生命冲动的女性，再一方面，这或许是她要面对的比白鹿原上的所有媳妇都更棘手的情况：她的丈夫陆兆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一个要重建秩序的革命者。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小说中同辈者之间的几对恋人关系：“黑娃—小娥”：这是一对同路人；“兆鹏—白灵—兆海”：这也是一对同路人间的三角关系，“孝文—小娥”，如本文之前所说，这两个人的关系稍微复杂，虽然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却也是针锋相对的统治者与反抗者，显然属于同一个体系中的矛盾。 而到了秋月和兆鹏这里，矛盾却变成了根本无法对话的“冷暴力”关系。在《白鹿原》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只安排秋月和兆鹏见了两次面：一次是洞房花烛夜：“他和她新婚之夜仅有的一回那种事，并没有留下欢乐，也没有留下痛苦”（第159页）；一次是兆鹏当了校长后例行回家拜访：“他像和家人一样彬彬有礼地与媳妇打了个招呼，进了厢房”（第162页）。这两次见面同时出现在第10章，没有表情没有对话也没有冲突，两个人如果还说得上有什么矛盾，“那是因为兆鹏说拜祭祠堂的仪式纯属‘封建礼仪’，并没有丝毫的迹象显示出他与她有什么不和。”（第159页）这句话已经将两个人的关系概括得淋漓尽致。秋月的死没有任何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她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反抗“封建礼仪”时所自然而然产生出的“副产品”，她死于消耗和沉默。 陆兆鹏作为“革命-现代秩序”的代表者，他对“白嘉轩-祠堂-乡约”这套中国传统的儒家宗法制伦理所构成的冲击是碾压扫荡式的，根本不由分说。与黑娃不同，兆鹏这个反叛者和白鹿原本身没有私人恩怨可言，兆鹏所“习得”的革命是一种基于理性推衍出来的对于“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的许诺。这种许诺基于暴力革命完成，他与以秋月为象征的白鹿原的冲突就是“现代性”和儒家伦理的冲突。如果说在“小娥之死”中，“白嘉轩-祠堂-乡约”这套秩序还处于占强势的一方，那么在兆鹏和秋月的这场拉锯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的“必死性”以及它有些荒凉的“死象”：它完全丧失了对话的机会，在一言不发中已经默认淘汰出局。 别人都管秋月叫鹿兆鹏媳妇，不是秋月疯了，是兆鹏媳妇疯了。这失语的女性，没有独立身份的女性在死前产生过无数的性幻觉以至于发疯。如果说田小娥的死是礼教主动执行的毁灭，秋月的死则是礼教被动的惩罚。 这之后，文本开始进入剧烈的溃败阶段，而在文本结尾，黑娃和鹿子霖也相继死去。这个死亡叙事的环形结构由此完成，从女人们的死亡过渡到男人的死亡，惩罚性的死亡过渡到被惩罚的死亡，个体生命的死亡牵扯出历史伦理的崩溃……作者通过这一系列死亡的传奇性描绘，使得传统和现代之间生死搏斗一般的张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就以陈忠实文本中对死亡的理解作为结尾吧—— “死去的人不管因为怎样的灾祸死去，其实都如同跌入坑洼颠断了的车轴；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断轴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让牛车爬上坑洼继续上路。”（第488页） 或许，他早已悟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