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既有理论简单移植到版画插图研究中，无论如何苦心孤诣地搜集稀缺文献，或者绞尽脑汁地炒冷饭，甚至百变花样地重复前人、重复自己，这样的学术不过是一个量化数字罢了。
    近年来书籍刊刻问题颇受学界关注，这是我们对“物质诗学”的真切践行。其中，涂秀虹的著作《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在小说刊刻这一具体领域中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方面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较具启发性。
    包括“导论”在内，《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全书共有十章。第一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明代建阳小说的语体、题材、编刻类型与版式特征，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探讨了“讲史”、“神魔”、“公案”三种小说编刻的背景。最引人注目的是从第五章至第九章这五部分，围绕《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文学经典，涉及了小说与插图的关系，需要逐一展开论说。
    首先，作者认为“上图下文版式既不是建阳书坊的独创，也不专属于建阳书坊，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他地区使用此形式的也多为通俗类读物，面对的同样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群”。诚然，万历以后的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互相借鉴、融合”，以至于像明末清初的《三国志演义》，“已经很难以插图版式、情节内容特点来判断其刻书地点”。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但凡提到明代的建阳小说，其标志性的特征便是“上图下文”版式，进而成为了这一地域刊刻的“旗帜”与“名片”。事实上，建阳书坊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刊刻出优秀的插图本文学作品，例如至正年间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即“整版全幅插图”。这就表明，单纯从书坊（主）、刊刻类型和风格等方面研究插图，并不能有力回应郑振铎对明代版画“光芒万丈”的定位。因为版画插图的“光芒万丈”不仅仅体现在类型和风格的千姿百态，更体现在读者们“众口难调”的预期、定位与接受。
    就这一问题而言，涂秀虹作出了精彩的评析，认为之所以建阳刊刻的小说多是“上图下文”版式，原因在于“建阳书坊长期形成的普及性、大众化的经验策略和读者定位”。具体来说，建阳书坊面对的是“普通下层民众”读者群，他们“读文的能力不如读图的能力”，而版画插图却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文意，并“替代和补充了一部分文字的表达”，这与海外著名小说理论家何谷理《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次，建阳刊刻的小说插图具有“连贯展示小说情节的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上图下文”的版式，即“每页插图的形式”，就是为了“帮助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理解文字，调节阅读之乏”。以《水浒传》为例，容与堂本插图无意于通过每回两幅“回目图”复述一遍小说情节，因为此类版画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审美与清玩。较之容与堂本版画，建阳版画却是实用性的，“它注重图文对照，大体依据本叶故事”，进而以直观的形象“演示故事”，“读者翻阅插图就能大体把握全书内容”。涂秀虹的这一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的版画插图研究，因为后者往往会走向“地域风格”般的套路和死路，但是前者将问题引入到了“文学与图像关系”这一全新的论域。进而言之，以建阳版画为代表的“上图下文”版式中的插图，它的摹仿对象是当前页的主要情节或者关键、核心情节，堪称《水浒传》叙事的“示意图”；而以容与堂本版画为代表的全幅版画插图，它的摹仿对象却是直接的、反映在回目标题中的情节，以及间接的、烘托这些情节发生的背景，当属《水浒传》叙事的“诗意图”。
    再次，比较建阳双峰堂的评林本《水浒传》与经金圣叹评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涂秀虹发现，评林本“只关注事件过程的交代”，至于那些“不影响情节进展的铺叙”，往往在刊刻过程中被省略掉，但是，贯华堂本却非常看重“对生活场景和环境的描写”。换言之，建阳地区的读者们似乎急于或者满足于“听故事”，贯华堂本的读者们则非常考究“生活场景”、“环境描写”等“图像书写”。以“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例，贯华堂本以“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旗，漾在空中飘荡”等大量鲜活的“图像书写”，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宋明时代市井生活的画卷”，但这些“图像书写”并不见于建阳的评林本。而缺少这些“图像书写”的评林本，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显然不如贯华堂本。这就说明，后者在处理“叙述”与“描写”这一对基本矛盾时更加得心应手，“有着追求小说叙事整体和谐的鉴赏水平和审美取向”，所起到的“经典化”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及其版画插图研究，始于鲁迅、郑振铎那辈学人，百年来的著述成果可谓洋洋大观。由于“图像时代”所引发的“文学危机”，小说与插图的关系才成为了近年来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通过相关数据库检索主题关涉“插图”的期刊论文，我们可以粗略发现，自2000年以来已发表了数千篇。其中，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界，主要从书籍史、文学文献史等不同角度切入。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坚持文学“文本”之本位、立足当前“文学危机”这一现实语境，由此深入挖掘小说与插图二者关系的学术原创并不多见。由此看来，如果不能发现新问题，仅仅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既有理论简单移植到版画插图研究中，无论如何苦心孤诣地搜集稀缺文献，或者绞尽脑汁地炒冷饭，甚至百变花样地重复前人、重复自己，这样的学术不过是一个量化数字罢了。
    涂秀虹在古代小说刊刻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同时又非常强调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功力，因而往往能够在平常文献中收获新得。恰如齐裕焜所言，《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是“迄今为止最全面论述建阳小说刊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部著作”，不仅一扫学界对明代建阳小说及其插图“粗陋”的误解，跳出了“地域风格”这种版画研究的惯习，而且还启发我们在小说刊刻层面进一步思考“文学与图像关系”，非常值得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水浒》图像叙事研究”（17CZW066）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