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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伊·波特（RoyPorter）教授研究，17世纪中期英国男性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到1850年大约是40岁，1890年提高到44岁。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是近代早期英国（指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间大致是1500—1700年）社会的特点。各个年龄群体、各种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知道他们类似朝圣之旅的生命历程一直伴随着疾病的侵袭。生病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死亡也并不遥远，人们周日去教堂，能感受着大量的“死亡证据”：教堂院子的墓地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父母、夭折的兄弟姐妹，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可能穿着过世的姊妹的衣服，新生儿继承夭折孩子的名字也很普遍。当时“人们用比结婚和洗礼更隆重的方式举行葬礼，新的世俗的文化对死亡赋予更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报纸上的讣告栏”。 一 疾病和死亡在近代早期英国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布道词、宗教性的著作中读到，也可以通过检索书本、杂志、信件、日记中的记载得到印证。（有些史家认为这样的材料从社会学上讲没有代表性，因为它只记录了少数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近代早期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的社会里，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的思想不具代表性。至少在18世纪之前，来自妇女的第一手资料是欠缺的，这样的文献也没有反映儿童的想法。）信件和日记揭示了诸多社会现象，人们经常记下社区中邻居、朋友的死亡，疾病是一个恒久的主题——我们经常在日记中发现日记者本人、其家人和朋友的生病记录。并且，这些文献为更广阔的“疾病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揭示了关于生命意义和死亡的信念、疾病的原因和目的、预防和治愈、身体与灵魂、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和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记载了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一个大众文化口口相传的时代，对疾病的治疗、死亡的预兆、患者的安慰，个人的经验非常重要。”在讲道坛上、《圣经》和类似的宗教著作中，疾病与健康都是恒久的主题。 对都铎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人来说，甚至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不认为疾病是外部的侵袭，而是重要的生命事件，贯穿人的一生，（疾病既是关乎）精神的、道德的、身体的、生命过程的；也是关于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这种观点部分源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就是机体（身体）有秩序的工作，疾病是其不平衡的迹象。为了保持健康，人们需要坚持健康的饮食、运动、呼吸清新的空气、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因此，基于近代早期对疾病的认识，人们与其说关注治疗，不如说更关注保健。 如果从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讲，保持健康主要是过一种平衡的、有规律的、适度的生活，为何人们还会生病、死亡呢？人们普遍接受下面几个说法： 首先，恶劣的环境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在《论空气、水和所在》一文中，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指出：“谁若想准确地研究医学，就应该这样去做：第一，考虑一年的四季，季节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四季是不同的，而且变化很大。第二，考虑冷风和热风，各地共同的和某一地区特有的因素都在考虑之列。第三，我们也必须考虑水的性质，因为水的味道和重量是不同的，因此水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第四，当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城邦，他应该考察该城邦的位置以及日出情况，它处于什么样的季风中以及光线的方位，因为日出还是日落，影响是不一样的。”自古希腊开始，人们通常认为，过度拥挤、没有新鲜空气的城市是传染病的源头，那些住在沼泽地带或河口地区的人经常患疟疾。人们认为那里的土壤及水散发有毒的气体。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和萨塞克斯郡600个教区以上的死亡率指数表明，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其他地方相比，沼泽区的死亡率非常高。粗略估算得出的平均数字是死亡率高于50‰；婴儿的死亡率超过250‰，或300‰。在湿地，至少在近代早期，一些教区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疾病可能是由巫师的符咒或者邪恶力量导致的。17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巫术、魔力或魔法的信仰减弱，这一时期疾病被归结为恶魔作祟并可以通过神奇的方法治愈的认识，逐渐只限于社会底层、乡下人。但是医疗奇迹的残留，例如把一个咳嗽的孩子在驴身体下过一下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认为疾病是邪恶力量所致的观点一直被某些基督教派别所接受，即把疾病归罪于恶魔。18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卫理宗的创立者）就认为疯癫是由邪恶的力量引起的。 第三，人类的堕落被广泛认为是生病、痛苦和死亡的原因。由于人类的原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们把疾病和死亡带到人间，这是对他们违背上帝意志的惩罚。《圣经》警告妇女，由于这种堕落，“所以你要承受生产的痛苦”（《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6节）。17世纪，新教徒认为，世界已经很古老，并快速地腐朽：瘟疫、传染病、疾病、饥馑、灾荒和战争被广泛解释成世界末日的前兆。因此他们认为疾病是未来死亡过程的象征，是对死亡的提醒，死亡本身也是从这种痛苦中的解脱。“在临终的病床前，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天主教要为临终的人涂圣油，并且让其忏悔，新教则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两种宗教都坚持，牧师或者教士应该掌管死亡，而医生在看到没有任何希望可以救治病人的情况下会离开。”因此，当时死亡是一种宗教行为而不是医学行为。 这样的观点对于理解疾病和死亡的意义重大，但是这并没有解释人们的困惑：为何是“我”生病？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疾病是人生的插曲，我们很少感觉需要对此赋予特殊的含义。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英国，生命风雨飘摇，死亡经常会出现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疾病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仔细检查其更深意义上的预示和含义。正如当时的日记家们记下的疾病与道德、精神与宗教的关系，疾病经常被解读为“因果”作用，即生病一定有其原因。如人们认为乱交者会患性病，无所事事的人会精神抑郁，父母的罪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即使是不信神的佩皮斯（英国日记作家）也把其生病归结为乱性的惩罚。 疾病被认为是上帝的“手指”，上帝使用疾病有更高的目的，可能会是对不信神的人的打击，正如《旧约》中讲到的埃及人遭遇的瘟疫。鼠疫被解释成一种“矫正”，是神的愤怒的一种提醒，警告邪恶的人改正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理查德·巴克斯特生病，因而避免了被卷入不愉快的生意，他认为是上帝之手挽救了他。17世纪中期，埃塞克斯郡的若瑟兰·拉尔夫认为被蜜蜂蛰了以后的刺痛可以用蜂蜜来缓解正是上帝的慈爱的表现，也就是说上帝对那些值得怜悯的痛苦提供现成的治疗方法。这样，身体的疼痛被认为是神的预先警告：在地狱，精神的折磨会更痛苦。 因此疾病被认为是上帝向人类揭示其旨意的方法之一。但是认为疾病是神意的观点并没有取代疾病也有自然原因并且需要医学治疗这一认识，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对其部下说：“相信上帝，但同时保持你的火药干燥。”很少有人认为医学和宗教冲突，虽然一些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认为免疫预防水痘是一种不虔诚的做法，认为得水痘是上帝的旨意，预防它是邪恶的，但这样的宗教宿命论在17世纪的英格兰很少见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