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冠青的笔名叫寸月，这两个字是从冠青里边取出来的。我建议换成戴月，她不采纳，不知怎么就觉得这两个字好，这回要谈她的散文，就拿这诗句来作题目。“戴月荷锄归”是一句诗，有意境。“戴月荷锄归”是一篇散文，情调很幽雅。“戴月荷锄归”是一篇精短小说，有人物，月亮升起了，他或者她，扛着锄头回家去。戴冠青的散文有诗意，最难得的是，她会写人，她的小说创作不多，但在她的散文里边却有小说家那种笔墨。
    那天在围头参加笔会，和洪辉煌谈到戴冠青的散文。洪辉煌说，她是专业的，会写。还举了一个例子：《疯妈妈》。
    《疯妈妈》在写什么？写妈妈和女儿，也就是上学和放学，非常普通的小事。“每天早晨，给女儿背上书包，千叮咛万嘱咐地把她送到楼下后，我都要再快跑到阳台上，等待着绕过宿舍楼群的女儿那单薄的小身影在阳台下的龙眼树下出现，然后目送着她沿着龙眼树下的水泥路一直往前走，直到她一蹦三跳地拐过三岔路口，直到那幢小洋楼挡住了我的视线……放学时分……每当看到娇小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手拉手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趣事出现在龙眼树下的时候，我就跑回屋里估算着她到家的时间。神奇的是，几乎每次她总在我估算的时间内准时叩响我们家五楼的房门……”
    记得颜纯钧有一篇《回眸》，孙子出门，奶奶送到门口。她总是叮嘱孙子，走到拐角处，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什么？奶奶还站在门口，等待孙子的那个回眸。戴冠青的《疯妈妈》和颜纯钧的《回眸》有异曲同工之妙。
    《疯妈妈》并没有就此驻足，它还一波三折。女儿没有准时回来，妈妈着了急，逆着女儿回家的路找，找得心急火燎的。女儿小手里拿着一束花或抓着一把石头子，妈妈急火火的样子，让她好奇怪，于是，叫了一声“疯妈妈。”
    但是，一天女儿放学回家，书包都没放下，直接冲到妈妈的房间问：“妈妈，你怎么啦，是不是生病了？”让妈妈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我这不好好的吗？”女儿松了一口气：“妈妈，早上，你没在窗口看我。”这很普通，却是绝妙的一笔。你看到两个心灵是怎样神秘微妙地呼应着。没有这一笔，只有一厢，有了这一笔，就是两厢了。看到这里，读者心里都不由地一动。妈妈感到一股热流是自然的了。通篇中，有一种莫名的等待，篇尾，我们终于听到心灵的回应。我给陈弘家的《三只猫》写序，多年过去，至今记得他的80后女儿说过的一句话：牵挂和被牵挂是一种幸福。戴冠青把一种小说手段悬念用到散文中来。有一种小说叫散文化小说，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有一种小说化散文？
    很小的小事，写出两个活生生的人物。戴冠青用小说家的眼睛，观察生活，并用小说家的手法来刻画她的散文中的人物。我们老说，一个作家要有几把刷子。写过小说的作家写散文，特别是人物散文，多了一种优势。
    我一直记住戴冠青有一篇散文《夜半来客》，这位客人很不拿自己当外人，来了就闹腾，来了就又吃又喝。闹得“客厅厨房一片狼藉，杯瓶横陈，锅歪碗斜……那家伙劫掠一番……扬长而去。”
    这客人是谁？
    它只是一只老鼠。
    戴冠青把一只老鼠当人来写，这还是小说家笔法。小说笔法还在于戴冠青写的不中国人眼中的老鼠，它只是戴冠青眼中的老鼠。中国人绝对把老鼠定位在坏东西上面。中国没有《米老鼠》，没有《猫和老鼠》，中国只有《黑猫警长》。这只老鼠把女主人折腾得够呛，但是她主人还是很客气地对待它。客气不是喜欢，而是把当作一个人。我们文学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不把人当人，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文中还有人鼠大战。有趣的是老鼠走了，又来回访。夜半敲门，笃笃笃，三声。再来一次，笃笃笃，三声。女主人不得不为它开门。与至于和老鼠和平共处，同居一室，还能安然入睡。
    结尾很有趣：“有一天晚上，我又睡不着了。那天夜里十分安静，本该做个好梦的。可是我却怅怅然若有所失，似乎有什么事儿放不下但又想不出是什么。于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痛苦万分地熬到天亮才想起，昨夜怎么没动静？对了，老鼠呢？真的，老鼠怎么没来？”
    那么讨厌它，却还会想它，它是一个人，不是平面的人，是一个多面的人。想想，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你厌恶他却无可奈何地在心里给他留着一个空间。
    我们讨厌老鼠，也讨厌小偷。
    怎么写小偷？
    戴冠青写了《后尾门被抠了》。戴冠青对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仿佛只是记述一件小事的一个过程，让我心动的是她的悲悯的情怀。“不知怎的，我们对她一点也恨不起来。”
    小偷是谁？
    是房东大妈。
    偷了什么？
    妹妹心爱的钱包，是有人送她的精美的礼物。“那是用紫色的塑料丝精心编织而成的，再缝上拉链。”里边有三四块钱。这是知青年代，母亲每人每月给寄五块钱，三四块钱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妹妹心痛的还不是那几块钱，哭的是钱包，“在那个噩梦的年代，她能得到的好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她哭说着：“哪个没良心的贼，如果你要钱，你就把钱拿走好了……你得把钱包给我留下呀！”
    妹妹哭着睡着了，在她睡着的时候，贼把钱包送回来了。贼从门槛底下的洞把钱包塞了进来。这个贼，你还可以和她商量，这是一个良心贼。这一送，自然暴露了自己。但是被偷的知青姐妹也没有把事情挑破，留下一个带着弹性的空间。
    房东大妈太可怜了。
    姐妹俩，不但对她恨不起来，还特别喜欢她的小孙子。“有了好饭好菜……就会唤他过来吃。后来那小家伙养成了习惯，只要一到吃饭的时间，就会准时端个小碗过来……”
    姐妹离开后，还惦念房东大妈一家，得知她那小孙子被淹死，还回去看房东大妈，看到她“白发如草，迎风飘扬”，于是心痛不已。
    多少年过去。
    作者这样结束她的文章：“不知道你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没有，我的房东大妈！”
    这让我有一种感觉，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作家。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得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但是，作家都必顺有一颗肉长的心。尤其是小说家，当你恨的时候，心要软一点。
    最近，看到戴冠青发在《福建文学》上的散文《民间的朱熹》，这又是和别人写的不一样的朱熹。不一样在哪里？朱熹是一个人，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朱熹。这让我想起许地山《落花生》里父亲的一句话：不要当伟大的人。再伟大的人也是人。很多人是被伟大的。马克思说过，在文学中，没有英雄，只有人。读戴冠青散文集《泡茶时光》，萌生很多想法，但这篇短文只写一点，戴冠青散文中的鲜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