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彬的散文，视野开阔，可谓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演绎自然而协调。他的语言颇具审美意味，洋溢着优雅气息，时时闪现出创新的灵光，无论是在词语运用，还是思维方式以及题材的组织上，不时给读者带来惊喜，浸润着作者的“大生命观”。在他的心目中，万物与我一体，花草树木、鸟类昆虫，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寄托了作者高洁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
    历史演绎 优雅韵味 创新灵光 物我一体
    当代散文创作，大体可以辨析出两种类型，一是所谓新锐散文，无论是在架构还是词语的运用，都喜欢来点“惊人”的元素，大多为随笔；有时可能比较抽象、概括，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是在努力地向蒙恬、培根靠拢，但是有些作品往往又欠点儿火候；二是所谓传统的叙事抒情散文，它们仍然是从生活本身入手，观察生活、观察社会，有感而发，坚守着散文文体的基本内核。关于这种叙事抒情散文，刘锡庆教授曾经提出这类散文在表现人、人性的深度上, 大体有五个层面, 即:“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 。笔者冒昧提议，将五个层面合并为三个层次，即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和性灵层面。在一篇散文中，这三个层面可同时存在，亦可只具其二。比如，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侧重实生活层面的散文，而情感层面亦有涉及；朱自清的《背影》是情感层面的散文，生活层面也有独到见解；冰心的《谈生命》，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属于心灵层面的散文，却是建立在生活层面基础之上的，而且在生活层面及情感层面，都表现得畅快淋漓。即便是实生活层面，也会有多种形式，比如仅以实生活为线索，书写个我的人生经验与感悟；另外还有以实生活为线索结合历史维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做文章，既关注现实，又连接历史，王彬的散文属于后者。
    一
    王彬的散文，对历史故事的演绎，自然、协调，并不给人掉书袋的味道；而且常常是古今中外，视野开阔，知识的存储是丰厚的。作者在讲述紫竹院的竹子时，自然联想到“竹林七贤” ，于是讲述了嵇康与钟会的一段著名的对话，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人虽然有大智慧，但都未能幸免于司马炎的屠刀之下。由嵇康、钟会而向秀及向秀的《思旧赋》，再由鲁迅对于《思旧赋》的疑惑与明了，作者的历史情怀自由奔涌，巧妙地寻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衔接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自由驰骋。王彬散文中的这种“思古之幽情”，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比较普遍，无论是描写植物还是寻访古迹，他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撷取闪光的宝石。作者讲到舒群时，自然地讲述了他的名字的由来，叙述了1937年，舒群前往延安，林伯渠与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以随军记者的名义去八路军总部工作，同行者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之后又给朱德做过四个月的临时秘书；1941年以后又与毛泽东往来频繁等等。面对这众多重要历史人物，作者写来都轻松、自如，将历史画面的呈现清晰而立体，宛然作者亲身经历一般。作者对历史的演绎，是颇具感染力的。
    比如《蓟》讲述的虽然是北京的一种“土著”植物，但是作者却联想到“蓟”一词的出现，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武王伐纣”有关，结果就是“帝尧之后于蓟”，蓟，最初是地名，就是今天的北京所在地。作者随后又追忆了北宋沈括的《使虏图抄》以及《梦溪笔谈》 的相关内容，探寻出了北京一地之所以得名“蓟”的原因。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时，相当自如，而且出乎读者预料的是，作者讲这样一种北京“土著”植物时，却是从巴黎讲起的，触及现实，真实、自然；回溯历史，厚重、从容，作者运用史料的本领是凸显的。作者的视野不仅仅限于中国的古代，同时还涉及西方，关于“蓟”，作者还关涉到《圣经》，“蓟”因为有刺而被列入“罪恶的植物”行列。一种土著的北京植物，居然引出了“武王伐纣”甚至《圣经》故事，作者是在古今中外的史籍当中自由徜徉。这样的作品自然吸引读者的眼球。
    王彬散文中的这种全球视野，特别值得关注，它充分体现出现代人的时代特征。这同时也是当代散文一个比较引人瞩目的特点。在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作者不忘展示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大地的呼吸》一文里，作者一方面叙述乾隆皇帝打猎、赋诗，一方面讲述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在《佛陀的猴子》一文中，作者将中国的孙悟空与印度的哈奴曼做了对比；在《雪原茫茫》里，由中国的“磕头机”联想到美国作家欧文的《阿尔罕伯拉》；《飘散雪一样颜色花朵的芦苇》，由中国古代的《诗经•秦风》关于芦苇的诗句到英国电影《芦苇地》，再到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作者的思绪是纵横的、跳跃的，穿越的、国际化的。
    二
    散文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最具美感的书面语言。诗歌需要浓郁的情愫，小说需要人物的塑造；戏剧需要情节的支撑；散文则需要对“美”的呈现，无论美感来自精神与物质。对于文化的演绎，自然应该以适度为宜。所谓“适度”，就是不卖弄，一切出于自然。王彬的《三峡书简》，不仅做到了适度，而且还能给读者众多文化的享受。比如讲到舒群关于“话本与底本的关系” ，读者最深切的体会是，王彬是他所描述对象的专家。无论是花鸟树木，还是“磕头机”，样样都细致专业。比如他对北京喜鹊的辨析：“一种是山喜鹊，一种是灰喜鹊。山喜鹊的头、颈、背、尾，皆黑，胸部与腹部白色，翅膀的边缘也是雪白的。灰喜鹊颜色发灰，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呈现蓝绿色泽，个头比山喜鹊要小一些” 简直就是对北京两种喜鹊的工笔画。再比如他对于各种树木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可以在散文中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阐释楮的经济用途（皮可做毡，树腐朽之后可以生菌等）以及“五柳”各自的特征；还有“国槐”、橡树、槲寄生以及各种杉树等等。从外形到习性到用途以至于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古今中外，作者对上述各类树木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仅仅将这些树木的特性展示出来，还称不上是散文佳作了，王彬的散文里在介绍这些树木的习性特征的同时，还展示出这些树木所独具的美感，比如：“梧桐的树冠好像是放大的‘莲香’心形叶片，淡绿而有斑点树枝向外伸展，之后再向树干靠拢，每一层树枝都是如此，一层一层直至树梢为止，勾勒出一个优美的桃形的弧度。” 还有“国槐”、“椿树”的优美姿态。对各类树的美感展示十分抢眼。让读者在增加关于这些树的了解之外，还能感受到它的美质，这才是散文的魅力所在。文字的考究，是散文创作的前提条件。王彬在抒写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也不忘修饰自己的语言，这是一般散文大家具备的本领。在《次第花开》中作者讲到了一年四季“瓶中养花”的“秩序”，作者说：“在瓶中养花，春季应是梅花，海棠；夏季是牡丹、芍药；秋季是桂花与莲、菊；冬天是腊梅。在房中摆花的时候，要有主次之分。以梅花为主的时候，以迎春、瑞香、山茶为辅；海棠为主，以林檎、丁香为辅；石榴为主，以紫薇、大红、千叶、木槿为辅；莲花为主，以山礬、玉簪为辅；腊梅则以水仙为副。在器物的选择上，腊梅要养在高形状的器物里，水仙则要置放在低矮的池盆中。 一室之内，荀香何粉而各擅其胜。” 语言典雅、优美，给读者呈现出一副繁花似锦的美感。尤其是在作者笔下，花分主次，又有器物的选择与配合，更显得雅致非常。天然的花木，配上精巧的器物，营造出一种巧夺天工的意境。读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位热爱生活的读者，都会感到赏心悦目。值得一提的是，《次第花开》通篇都洋溢着优雅的韵味。
    三
    王彬的散文，还时时闪现出创新的灵光。《城市味道及其他》当中的《绍兴味道》，讲到绍兴的鲁迅故居，因为真正的古迹已被“新建”所替代，所以给作者留下些许遗憾：“只有石桥下面的绿波还潋滟着历史的暗影” 这种既形象又高度概括的词语，充分展现了历史遗迹被抹去的失意情绪。“潋滟着历史的暗影”，颇具新意。作者随后又描述了徐渭故居得到保护的状况，发出这样的感叹：“春夜迷离，月迹投映在小巷的半边墙上，演绎出月色与小巷之间的美妙关系”简单的文字，将月色中的意境勾勒出来，同样给人新鲜的感觉。紧接着作者还描述了自己观赏徐渭故居之后的感受：“一座不大的小园，葱茏着一株金桂。从园里出来，我的衣襟上还沾染着金桂的幽香” “金桂飘香” ，并非什么特别的景致，但是作者写来却很巧妙，“葱茏着”、“衣襟上还沾染着金桂的幽香”，将那种美好的感觉具象化了，给人十分真切的感受。再比如“秋风宛如清澈的溪水，水杉被一点一点浸透，从翠绿转化为砖红的颜色……” 将秋风之柔以及给予其中的时光之逝两种感受融合为一，实在是“刷新”了读者的想象。这些独具创新性的描述，是王彬散文作品感染人、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再比如：“冰河解冻的北方土地上，腊梅开始细细吐蕊，群山含笑而纤云如梦，百花渐次灿烂地展开笑靥了。” 其中的“群山含笑”及“百花展开笑靥”都是一种新鲜的拟人表达。
    除了语言运用上的创新之外，王彬散文还会时常闪现出思维的灵光。比如在《次第花开》中，作者描述了卧佛寺腊梅“观礼”的热闹，随后作者便突发奇想，“如果换位思考，假如我是腊梅，面对如此众多，如此疯狂的膜拜的人流，会产生怎样感受？在如此之多的“粉丝”，也就是“腊粉”的拥趸之下，腊梅们高兴还是不高兴？” 作者的这种“换位思考”的确出人意料，人们大多都只会关注腊梅受欢迎的原因，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人潮鼎沸的场景，对于腊梅来说到底是“喜”还是“忧”？作者的想象新颖独特，会令读者眼前一亮。再比如：蝈蝈“吃相很斯文，一口一口慢慢咀嚼，仿佛英国的贵族在享受大餐” 这种联想，令人拍案叫绝。
    王彬的作品，有些素材本身就十分新颖，比如在《静园的名片》中说到“绍英”这个人物。绍英的家，“位于北京朝阳门内，胡同里面有新鲜胡同小学与梁实秋故居，那所小学曾经是台湾学者李敖读书的地方，没有想到，在天津的静园居然看到了与北京新鲜胡同有关的名片”，由此展开了对历史的思索。 《佛陀的猴子》讲到1923年，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里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伪造的” ，又谈到鲁迅相悖的观点，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来自本土的无支祁。……这些素材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也反映出作者知识存储的广博。再比如《蜈蚣脚上的札记》，叙述了“五十年代，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观景山那株吊死崇祯的老槐，说应该给它颁发一吨重的勋章，因为它结束了一个朝代……” 同样是给人新颖、独到的感觉。再比如“有一天，因为下班晚了，刚刚打开阳台门，悬挂在晾衣杠上的蝈蝈笼子突然滑动起来，一点一点，缆车一样滑到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这兄弟原来有这等本事，可以带着它的小房子运动” 这种场面，不仅让作者大吃一惊，更让读者惊呼“绝活”！还有关于“本溪”的由来，来自于一个小湖的名字——杯犀，这个素材也着实让人惊诧。
    四
    王彬的作品中浸润着作者的“大生命观”。在作者心目中，万物皆有灵、万物皆生命。物我同一，生命平等，映射着老庄的哲学思想，是传统文化在作者笔端的自然流淌。作者在描述北京的腊梅时，联想到袁宏道关于“洗花人”的不同特征，作者说：
    清洗的时候，不可以付之“庸奴猥婢”。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品类的花配上不同品类的人，在《瓶史》里，袁宏道设想：清洗梅花的人应为肥遁山林的隐者；清洗海棠，应是有韻致的雅士；菊花“宜好古而奇者”；至于腊梅，最好是“清瘦僧”—— 一个清癯的“骨立”僧人，这当然是袁宏道呆坐寒斋里的梦幻玄思，……
    在这段文字中透露出花品与人品的相得益彰，花即人，人又即花；把花与人等同视之，作者引用了袁宏道的想法，当然作者也是有同感的。实际上花品与人品相互渗透的文字背后，隐含着作者更深层的生命观，在作者眼中，花也是需要尊重的生命体，因为不同的花都有他们各自的花品，接触、清洗不同的花的人都应该是具备一定“修养”的“雅士”，绝不能是随随便便的、思想不够纯洁的普通人，这样一种思想的浸染，就将作者高洁的境界尽显无疑了。
    同样体现作者“大生命观”的文字还有：“在我住处附近的绿地里。生长着三株水杉，……距离近些的那两株水杉，相向的树枝减缓了生长速度，另一侧的树枝则依然自由生长。又过了一段时间，两株水杉的树冠连在一起，远远望去好像是一株大树。而另一株，树枝仿佛是用尺子精确测量过似的，围绕树干均匀有序地生长。……很快，这三株水杉的高度超过了其他树木而格外引人注目。峣峣者易折，我担心这些水杉，很快我发现附近的雪松有一株被大风吹断了头，而水杉却依旧不停地向上奋斗” 作者观察这三株水杉，何时长到多高，何时“两株水杉的树冠连在一起”，何时三株“均匀有序地生长”，作者观察之细致、之用心，令人感觉这三株水杉就像是他的孩子。作者视水杉为生命所在，关心他们、忧虑他们，担心他们会“夭折”，担心他们长得越高，越容易折断。这种“担心”、“忧虑”、体现了作者对于三株水杉这一生命个体的尽心与尽情，体现了作者对这三株水杉的生命的重视。这种大生命观的流露，是自然的、温柔的、和煦的、温暖的，同时又是不张扬的。
    《带囚笼的歌者》是一篇极富情趣的散文，作者笔端饱蘸情愫，描述了自己喂养一只蝈蝈的经历。其中有关于老北京人养护蝈蝈的常识、习俗，更有作者本人与这只蝈蝈相处的传奇经历，可谓情趣盎然，活灵活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情不自禁地这样描写道：“如果我是画家，我一定画一幅漫画，我那位兄弟从小房子的窗户里伸出翠绿的翅膀向我招手，兴奋地高喊：‘嗨！你好。’” 到了冬天，作者发愁是否该给蝈蝈换一个“房子”，有人建议换一个“葫芦”，但是需要主人放置胸口“暖着”，于是作者写道：“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我这蝈蝈兄弟因为温度适宜而高兴起来，突然放开歌喉——不，是翅膀，而纵声吟唱，我应该如何向领导解释？” 作者在这两段描述中都不由自主地称呼这只蝈蝈为“兄弟”，文中还有多处亦然。这也是作者大生命观的具体体现，作者视一个小昆虫为“兄弟”，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这个小生命的“怜惜”、“呵护”，真的把这只蝈蝈当做了“家庭”的一员，为它的冷暖担忧、为它的安全“殚精竭虑”。 无论花草树木抑或昆虫，都是人类生存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特别显示出对这些植物与小昆虫的尊重，显示出作者高洁的精神境界。
    总体而言，《三峡书简》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书中收录了28篇散文，其内容包括：树木、花草、飞禽、小动物、风物、足踪，回忆故人，等等。在其中，贯彻始终的是，他对生命的执著理解与苍茫解读，是其思想光线在文字中投射出来的影像。他在《三峡书简》后记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有一点我始终坚持，就是：我笔写我心，不造假，不矫揉，追求一种有难度、有品质、有趣味的文字。“ 他认为，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而好散文应该直抵人的内心幽曲。这即是他的倡言，也是他的实践，他的这本新作便提供了这样的实验文本，无论如何是让人高兴的事情。祝愿王彬写出更多更好的佳作!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