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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邦”而“国”,亦非偶然。春秋开始了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期。春秋而下,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政治上,西周奴隶制的宗法、礼乐、分封等制日渐衰落;渐渐地,宰相制取代了世卿制,军功授爵取代了血统授爵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各诸侯国纷纷独立,周天子终于逐渐降为一个小诸侯的格局。反映到国家称名上,带有奴隶制分封特征的“邦”显然已名不副实,于是义近于“邦”之“或”渐广其用,字则加“囗”(“围”)而成“国”,以别于“域”。由此可见,“国”之称名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奴隶制衰落、封建制上升期的国家特征。 自战国而下,“国”成为国家的主要通称后,“邦”作国家通称仍然沿用,并由于庄重分封的来源,沿用的“邦”带有古雅、庄重的色彩。蔡邕《刘镇南碑》:“穷山幽谷,于是为邦。”曹植《王仲宣诔》:“爵同齐鲁,邦祀绝亡。”柳宗元《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制用经邦,时推重器。”杜甫《入衡州》诗:“凋敝惜邦本,哀矜存事常。”到了现代汉语,自然也承古而用。需要表现古雅、庄重的色彩,“邦交”、“友好邻邦”之类都表现古雅、庄重的色彩。特别是历史悠久的邻国如日本,必称“中日邦交”。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