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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1984年9月4日法国《解放报》上玛利亚娜·阿尔方在《情人》刚出版之际采访杜拉斯的文章，原题为《野性杜拉斯》，现被收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一书，笔会获授权刊登，以飨读者。 这本该是一本相册中的几页配文，却成了玛格丽特的新书。湄公河畔的十五岁少女。她的《情人》洋溢着欢愉和金钱的气息。这是她所有故事的源头。写作重新开启。 玛利亚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是否可以说这本书来自一张从未被拍下来的照片？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来自一张没有拍过的照片，或者一个从未写出的文本，情人的故事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故事是我人生真实的故事，对我而言显而易见。这个故事，这段岁月，很奇怪，深不见底，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它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半。我描写的爱情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十五岁半。这份爱远远超出了我经历的一切爱情，超出了那些得到承认的爱、夫妻之爱。当语言走在事实前面，即便领先一点点，也是对事实的背叛，其间的距离会扼杀所有对这份爱的回忆。当人们刻意说谎时，就是把爱情扼杀在摇篮里。我们从来不跟对方表白。几乎一句也没有，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相爱的。我当时懵懂无知。至于他，我想，他最后明白了。明天我可以再写一本书，讲述我人生中缺失的这环。那本书大概会像别的书一样充实，像这本书一样，再写一百本也会同样充实。这么说纯粹是因为一旦有过如此强烈的现实体验，它就无法，虽然我不情愿，还是应该承认，无法用言语诉说。当爱情无法表白，它就有了身体的力量，可以充分享受欢愉的力量。应当从外部讲述它，不能进入，不能用别的方法。当我讲述这份爱时，我讲到了中国城，讲到了河流，讲到了白人的不幸，以及那里的天空。对爱情本身却保持沉默。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的家庭是如何搅和到这个故事里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通过金钱。那时我总是要钱的一方。这跟付钱正好相反，不要混淆了。因为我身无分文，而他呢，他有钱。他口袋里装着大把大把的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家庭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把这些钱从他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的家人。这种需要如此迫切，必须首先满足，我是这么想的。没道理我去西贡最贵的餐厅吃饭，坐在配有司机的高级轿车里兜风，我母亲却在家里为了买肉而变卖家具。我要是没那么做才真是混账。不过与此同时，有些事情在我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这里面有隐藏的剧情，我给自己分派的角色不仅仅是需要帮助的人。我对他有了欲望，您明白吗，对这个情人，而他给我的是钱。他害怕白人。可他却给一个白人女子钱。不是给我母亲。而是给我。我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汇点。我筹划着一切。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的故事是您写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蓝本。您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史诗般的背景消失了。然而有一个这样的童年，谁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里，不再有殖民地。殖民地比比皆是。比起《堤坝》，《情人》更接近《副领事》和《劳儿之劫》，因为这些书参与构建了一种真实，一种由缺失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的真实。我在《堤坝》里采用了我母亲和哥哥们的视角。他们把我的情人看成怪异的、憎厌的对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殖民者，打心底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让这个黄种人混入我们白种人，他们“办不到”。……其中的差错，这里我想称之为意外，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它享受这个憎厌的对象。白人父母，他们不明白这点。如果我母亲知道了，或许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我向他们隐瞒了这种欢愉，就像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写作一样。他们觉得我不爱他，也因为这个，因为我给他们造成的种种痛苦而看不起他。 玛利亚娜·阿尔方：是什么让这个无法言说的故事变得可以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本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扬·安德烈亚的《玛·杜》。这本书很美，很震撼。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重新发现了我身上的野性，这种野性依然存在并且在《玛·杜》中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呈现。这本书帮助我回到自身。我一直想读一本关于我的书。想把它写下来。读出来。《情人》，是本狂野的书。这次，我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我无法分享。假如我这么做了，我会错过眼前行驶的列车，错过这本书。我唯一带上车的是我自己，否则会丢失来时的线索。我就是这样写下了《情人》。写得很快。我觉得自己回来了。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我不再迷失，而是回到原点。我感到自己在写作。对于其他书，我想我一直在努力进入写作的状态。可这本书，我真的在写。我不再刻意寻找写作的感觉，而是自然地写出来。既然这本书开始离我而去，我发现我威胁到了现在书中常见的夸张的用词，它们总是让书显得沉闷和难以卒读。我想通过这第二本书回归自我。那些事我大概会写两三本书。自从认识了情人，一切都停留在那一年。对于写作，我后来经历的种种都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没完没了的童年。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是否承认《情人》是本小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人希望我把“小说”两个字放上去。我答应了，随后又翻悔了。我喜欢荒芜的空白。无论是否承认，说到底这是读者的事。阅读，就是小说。在读书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它会产生奇迹。我可以说：读完《克莱芙王妃》之后，我成了它的作者。这本书我一直没读懂。两年前我开始重读。它占据了我生命中两年的时光。从那时起，也是持续两年的幸福。《克莱芙王妃》打破写作的常规，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就像拉法耶特夫人追述的那样。她像追溯一条河流般追述那个故事。《情人》是本小说。它没有去处，没有主题。没有或多或少指明的方向。合上书，没有一个故事随之终结。情人的故事没有，哥哥的故事没有，天空的、旅行的、离别的故事也没有。这本书结束了。书的内容却不会结束，因为它们尚未被讲述。那座中国城中发生的爱情，那间屋子里流淌的欢愉，不是虚构的故事。它们就在眼前，活生生的。另一种阅读，不被观看，却更为深入。这些事您比我清楚。写这本书之前我感到恐惧。我心想：我要重写《堤坝》，这不可能。然后有一天写作的渴望超过了恐惧。我写出了《情人》。我写了一本全新的书。《堤坝》是另一本书，在我看来悲壮、崇高，可实际上它是讲述出来的。这本书不是。它是写出来的。唯一的主题，是写作。写作是什么？这条平行的路，这种从根本上对所有人、对自己的背叛是什么？这种终极的必然是什么？我见到别人总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次例外：人们不写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代替写作？所有的书都围绕相同的主题，写作。没有写作，就没有书。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的写作，是否是您提到母亲时所说的“流动的写作”：“她变成了流动的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我已经掌控了一切，让它们走上轨道。意思是我整个人随外界运转，与此同时，在文字的处理和事件的叙述中，杜绝任何特别的存在，无论它是什么。特别的是这个整体，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是我本人，不是这份爱，不是我的哥哥。特别的是这一切，所有这些事，这个季节，这些感觉，奇妙的夜晚，痛苦，无知。无一遗漏。不多，也不少。地球在转动。当我提到我的情人，我没有说我再次见到他的脸，而是说我再次见到那张脸，想起了那个名字。一切由外界决定。由你们决定。我把他交给你们。今晚你们将因爱他而失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