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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传统方能避免随波逐流 在不少人印象里，老一辈艺术家大多是老派画法，已经过时了。“其实叶浅予在20岁的年纪就凭借漫画艺术和速写人物在上海红极一时，拍成多达11部电影。”中国美术馆原馆长杨力舟回忆，1948年徐悲鸿就曾预言，今后要是出现十个叶浅予，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就来临了。他认为叶浅予凭借变形的漫画功底和娴熟的速写艺术，让画笔下的舞蹈人物、戏剧人物都浸润着中国画本色。著名美术史学家薛永年也极为认同这一点：“他们几位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非常重视。比如叶浅予对被称为中国艺术之核心的书法相当看重；张仃很早以前就强调不要粗暴对待传统，现在不能用，将来还有用处。” 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的论调在美术界甚嚣尘上，李可染借用苏东坡《赤壁赋》末句只道出四字“东方既白”，表明自己对东方文艺复兴很有信心。知名美术批评家刘曦林还记得李可染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守着这样好的传统不学习，等同于傻瓜。”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认为，这些大师在那个纷乱的社会和多元文化氛围中把握住了自己的文脉，解决了体用问题。他解释，中华民族很多特有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取向是为体，单纯套用西方的东西只会把本该展现美好的艺术弄得不伦不类。“改革开放到今年足足四十年，我们很多艺术家依然很迷茫，就是在文化根基上没能喝到纯正的‘第一口奶’，导致往往注重了技法而忽视了人文精神，往往偏重风格的表现，丢掉了艺术最根本的情感。” 对于这种不正常现象，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痛心疾首：“我们现在的建筑，怪异的东西太多了。绘画层面也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好像越怪异才越有个性，其实还是缺少文化根基，导致随波逐流。” 追求中国画意境记录时代 在五位艺术前辈中，潘天寿对于传统文化根基的较真儿近乎咬文嚼字。先后执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潘公凯，还记得父亲潘天寿常为了诗句里的一个字与母亲争论。如“睡醒锁窗无意趣，默看细雨湿桃花”，母亲坚持用“静看”要比“默看”好，可父亲经过反复掂量还是坚持己见。“现在看来，还是‘默看’更好些。如果没有这种对细微差别的字斟句酌态度，是当不好艺术家的。” 蒋采萍是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第一班国画系的学生。她回忆，当时还不到40岁的张仃领着他们全班到颐和园写生一个星期，画佛香阁、玉带桥、十七孔桥，交上作业后，张仃认为没有一个有意境，全是跟景点旅游照片一样。“他说我们崇拜西方却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只会画表面的造型，而丢掉了如何追求画内在的东西。” 而对于古今中外的诸多艺术形态，潘天寿曾经主张既不做“洋奴隶”，也不当“笨子孙”。前者是说国人学西画，不可一意效仿西人，无点滴民族特色；后者意为国人学国画，不能一味泥古，无丝毫推陈出新。潘公凯说，“他并不反对中西绘画融合，只是需要在具备相当学术素养后作出理性思考再谈融合。” 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这些艺术大家还强调创新。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的吴长江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李桦就开始倡导中国要发展包括石版、铜版、丝网版画在内的“三版”艺术，注重关注社会现实。“老先生批评我们不要画那么多头像，要多留意社会正在发生的千变万化。他说各色人种都有非常多的生活形态，你们应该用速写摹写记录时代，而不能只是埋头重复已有的母版，弄得暮气沉沉。” (责任编辑：admin) |